【编者按】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资深驻华记者,在亚洲生活和工作长达十余年,曾经在亚洲数十国做过环境问题报导。《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一书,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时间调查的成果,透过深入报导和详实的数据,揭示出中国崛起如何迅猛地改变着物质世界的面貌。全书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中国的基线”主要谈长江的水质污染和三峡大坝工程对环境的遗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讲述生物的灭绝危机;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则谈“变暖的大气层”。
端传媒获得“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刊载此书,将会从书中挑选和节录出数篇精彩篇章,逢周日连载,以飨读者。
《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译者: 任瑞洁
封面设计: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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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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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消失的白鹤
距离造访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我站在中国江西省的一处斜坡沼泽旁,看着世界仅存的白鹤在此起飞,踏上返乡之旅。
它们从浅水湖的边缘腾空而起,乘着热气流升至晴朗的高空,在我们头顶摆出一个个V字。循着百万年练就的本能和世代传下的本领,它们向北飞去,跨越中国饱经风霜的平原。
这片湖泊名叫鄱阳湖,来这里是为了提醒自己,在我们快速变幻的世界,万物正被危机所笼罩;中国——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养育着地球上最庞大的人口,时至今日又成为环境危机之缩影,但在它的中原地带,仍有着这样蕴含希望的土地。
我惊喜地发现,在陷入困境的荒野中,竟有鹤这般强有力的生物,扮演着大自然的使节。鹤科(Gruidae)的进化历史可追溯到至少900万年前,在今天的鸟类中,鹤属于体型最大、最善飞行的一群:白鹤直立时,身高可达5英尺多;灰鹤与蓑羽鹤从俄罗斯往印度迁徙的途中,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翱翔于3英里的高空之上。
……然而,鹤也能让我们看清自己对地球造成的改变。15种鹤中,已经有11种因为人类活动而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包括猎杀、诱捕,以及最重要的——沼泽被抽干或淹没。
其中当属白鹤处境最危险。20世纪初,白鹤尚有三大种群,彼此各有不同,总数约有1万只。它们有的在鄱阳湖越冬,有的栖息在距离印度泰姬陵不远的一处人工小沼泽,还有的在伊朗的里海岸边过冬。
如今,除了一只孤独的雄性白鹤每年秋天飞回伊朗,所有白鹤(约4,000只)都在鄱阳湖越冬。然而,中国的高速发展给它们的未来蒙上了阴影:200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白鹤归入“极危”一类,“因为担心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白鹤的总数量会在未来三代内急剧减少……“大坝建设”会威胁到绝大多数白鹤所使用的越冬地。”
和我一起来到鄱阳湖的是博士研究生James Burnham。Burnham35岁,在湖畔度过了七个寒冷漫长的冬天,为国际鹤类基金会(总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巴拉布的小型非营利组织)研究这里的白鹤。当天上午,我们从南昌驱车北上,途中他说起白鹤所面临的威胁: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渔业也发展起来;最近,为了养殖螃蟹,当地人开始清除水湾处的水生植物,剥夺了白鹤的觅食地;捕猎和毒杀更是成了挥之不去的威胁,有时是故意要杀白鹤来吃,有时则是工业废水和杀虫剂带来的后果。
但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人类对湖泊本身造成的物理改变。鄱阳湖主要由浅沼泽构成,地价上涨后,湖面被当地农民抽干了一半左右。泥沙挖掘更是改造了湖泊生态,造出较深的凹陷,导致附近湿地的水向凹陷中流失。
省政府近期还提出了一项可能使白鹤绝种的政策:建一座大坝,让鄱阳湖在冬季仍保持高水位,便于全年进行渔业捕捞和螃蟹养殖。
政府官员承诺保护白鹤栖息地,但很多科学家却不相信他们能做到。国际鹤类基金会副主席James Harris表示,大坝将摧毁鄱阳湖几乎所有的候鸟栖息地。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后果会更为严重,若大坝建起,白鹤将灭绝无疑。
......当被问起白鹤的未来,詹姆斯停顿了一会,然后说:“现在的形势不太妙,因为最近听说要修建大坝。我希望能做到审慎乐观,但我还是很担心。我想这应该是审慎悲观。如果大坝建成,我不知道这些鸟类该会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它们生存了很久,也确实具有很强的适应力。但鄱阳湖已经是最后的栖息地了。若鄱阳湖失守,我实在想不出它们还能去哪里。”
......一群摄影者则引人注目得多。每天都有人来摄影,成了白鹤最讨厌的:几乎每次都是一人偷偷凑近鹤群,然后吓它们一跳(通常是故意的)。那天下午两点左右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事情。几百只鹤开始腾空,洁白的羽翼和身体如云一般升起,成为枯草与绿水间的一抹剪影。
如此壮观的景象,提醒了我们目前拥有的是多么丰富,又多么贫乏:世界现存的所有白鹤同时飞上三月的天空,这种比人类还要古老数百万年的鸟儿,在空中调整了一下方向,朝北飞去,或许就这样开启了漫漫返乡之途。它们旅行开始之时,却是我为本书所做调研的收尾之日。
我感到它们就像退去的荒野,像我们在这珍贵而动乱的星球上匆匆而过的生命。比起虎和极乐鸟,白鹤似乎更能代表存在与灭亡之间微妙的界线,如同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青天、碧水与大地间,那一条迅速模糊的地平线。
午后温暖的天空中,白鹤越升越高,其中一群引起了我的注意。沼泽上方几百英尺处,五只鹤调转方向,径直向我飞来。和其他同伴一样,它们的姿态保持着高度的和谐,但每只都有着不同的美感:腿笔直伸向身后,脖颈弯曲向前,翅膀末端的黑羽如同手指般延展。
鹤群从我头顶飞过,我脖子后仰,然后转过身去,注视它们飞上一座小山的山顶,消失在一丛竹子后面。我这才回过神来,转身往詹姆斯正在做笔记的地方走去。
我突然想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白鹤了。大坝一旦建起,围绕鄱阳湖的大部分湿地都会被毁,白鹤可能无处可去,最终在一两代之内消失殆尽。于是我爬上陡峭的山坡,再次看向已经飞远的鹤群,天空蓝得深邃,广阔无垠,我一直看到它们从视野里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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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改变生活方式
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果会怎样?”我们知道,全球变暖的步伐在迅速加快,世界未经破坏的雨林面积在急剧缩减,生物多样性在不断降低,世界消费需求在飞速飙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下来问问自己:“结果会怎样?我们应该对此做点什么呢?”
随着调查之旅接近尾声,我愈发急切地扪心自问。我有了什么新发现?社区和国家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就算知道了该做什么,我们会去做吗?我们会失去些什么?
回顾所经历的旅程,我开始构建出答案。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简单的:除非我们用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生活,否则随着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强,环境变化的速度将会加快。
联合国预计,到2100年,地球人口将超过100亿,是1950年的四倍;而原本只有最富裕的小部分人才能获取的物质享受,成为了更多人能够享有的东西。
2040年,五个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总体的经济产量,将超过如今的七国集团(两个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经济的七个国家所组成的集团)。在它们背后,还有其他数十个国家飞速发展着。
物质财富的扩散本身是好的。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继续使用自然资源,我们所获得的发展将会改变物质世界的面貌:除非能找出法子,用更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和消费,否则在不断增长的需求之下,共有的环境将以前所未有的高速退化下去。
第二点是一个事实:地球终会重获平衡,这和万有引力一样再明显不过。因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会保护剩余的事物。也有可能最终我们对地球施加的压力实在太大,自然系统负担过重、消耗甚巨,导致人类数量开始减少,或全人类被迫节俭度日。
可能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我们一步步砍伐掉仅剩的森林,把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赶出林地、抓出海洋,不断往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为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日益显著,于是我们增强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感。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是:这一切什么时候发生?发生的后果是什么?而答案仅仅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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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威胁:全球变暖
调查到最后,我们最大的威胁已然清晰,那就是——全球变暖。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重重危机——疫病、战争、核僵局、恐怖主义——但都没有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气候变化这么复杂(不论在参与人数还是经济损失上)。
若我们缺乏行动意志,放任地球温度上升到触发生态反馈的地步,就会发现儒家“征服自然”的自负并不奏效,我们没能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一旦永冻层融化、亚马逊丛林失火,或洋流转向,我们便无计可施,只能听凭大自然的审判。
也许在1,000年以后,还活着的人们会谈论第二次物种大灭绝,但和二叠纪时期不同的是,灭绝的生物大多数不幸地死在了天翻地覆的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间。
本世纪内,其他环境问题或许也会变得明显起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去拯救最后的大面积完好雨林,以及数百万种复杂而独特的地球生物。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新几内亚保护那些从未经历过电锯的丛林、虎在印度草原上捕猎麂,都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如果那些丛林倾覆、最后一头老虎丧生,我们人类也将随之弱化。
从实用性上看,野生动物和森林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而健康的生态系统,能为我们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和水。一路走来,我发现,空旷荒野在情感和精神上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加重要:
你能否想像这样一个世界——仅有的荒野只在围栏之中,四周挤满观光客?你只能跟孩子说,这种名叫老虎的动物曾经存在过?在这愤世嫉俗的年代,若我们毁掉了共有的自然遗产,就再也没有如此强大的事物来提醒世人:我们本是同根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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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行动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思考。在我长大的时期,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环保的口号是“全球视野,本地行动”:我们对废品进行回收、安装低流量淋浴头、参加“地球日”活动,并为做了这些事情感到高兴。
如今,在全球代谢加快、中国等国家崛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把这句口号倒转过来:本地视野,全球行动。着眼本地,就能唤起我们对子孙的责任感,从而激励我们为全球而行动: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同他国一道构建出可行的全球条约;出力保护仅存的大荒野以及它们所庇护的生物多样性,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先得促成一种“责任分担”的道德规范。当今世界巨大的贫富差距与其说是西方智者的功劳,不如说有赖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机遇。1800年,中国还是世界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后来,历史的车轮调转了方向:中国人,虽然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智慧、勤勉、满怀抱负,却在一个多世纪里饱经战火、动荡不堪。今天,他们要重获昔日的辉煌了。
与之相似,新几内亚、巴西和俄罗斯保存着许多未经破坏的森林;印度以及很多非洲国家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这些,都是历史的产物:富裕国家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将本国的自然资源掠夺一空;现在,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自己的资源拿去卖钱。
它们的国民也不能免俗地渴望光鲜的汽车、郊区的洋房,以及电脑和电视。若不能帮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往往会卖掉现有的资源作为交换。
还好,整个地球的富裕程度显示,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拯救现有的一切,我们也还能够。木材公司只需用可持续的方式管理现存20%的森林,就能满足全世界的需要。农畜企业起用能有效减少并回收废物的操作规程,就能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的、可持续的食物。
工程师可以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把能源系统转化为既能保持生活质量、又能避免排放温室气体的模式。律师、政治家、外交官可以制定相关法规,指引人们明智地使用自然资源。若能做到上面这些,我们就能遏制破坏式的发展。
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关键是要让富裕国家更懂得分享。打个比方,如果西方国家独占了通过可持续伐木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较为贫困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去保护本国的原始森林,反而会加入伐木大军,尽量增加供应、降低成本、抬高需求。同样的道理,在完好无损的荒野地带中生活的贫困村落,若得不到我们的援助,很有可能继续捕杀野生动物。
我们已经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雇佣越来越多生活在国家公园内部或周边的居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富裕国家需帮助贫困国家向可再生的能源形式转变;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声明,美国政府愿意每年拨款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
……那么接下来,我们能做些什么?答案比较复杂,但其出发点还是简单的。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幼儿园里学到的品德:乐于分享,珍惜拥有,共同努力,公平行事。
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撤下普通白炽灯,换上紧凑型节能灯(前者消耗的能源比后者多20倍);拼车出行;少购买鱼和肉;多进行垃圾回收,少买不需要的东西。
然而,敦促政府拿出行动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之速,远非个人的环保努力所能抗衡;不发动全球的力量,我们寸步难行。国家层面的行动极为重要,在美国尤为明显:
未来至少10年里,美国将保持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地位;即便中国速度令美元黯然失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仍会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权。显然,如果美国拿出行动,中国也一定会加入进来。
对此我表示乐观:如果美国作出表率,中国定会站在我们这边,因为这是属于他们的世纪,中国人不会允许它沾上环境灾难的污点。和20世纪的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环保意识正日趋成熟,国民把问题看在眼里,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
改变现状并非易事,但中国国内的环境危机会加速变革的来临,若西方国家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更进一步,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做出让步。
另一点让我感到乐观的是,我们能以较低的代价解决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全世界只用贡献年创收的2%到3%,就能构建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解开环境、人口增长以及贫困之间错综复杂的难题。尼古拉·史登说过,只需调用世界收入的2%,就能避免全球变暖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其他专家也有相似见解。
最后,我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选择乐观。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挑战,今天的情况更加复杂,但我们已经有了用以应对的武器:渊博的知识,以及足够的资源,让我们能够可持续地繁荣下去。
环境问题尖锐地提醒了世人,不论是中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图瓦卢人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我们共有同一个世界。我们要判别轻重,然后拿出行动来。
(全书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书稿完成于接受政府职务之前。书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或国务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