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资深驻华记者，在亚洲生活和工作长达十余年，曾经在亚洲数十国做过环境问题报导。《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一书，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时间调查的成果，透过深入报导和详实的数据，揭示出中国崛起如何迅猛地改变着物质世界的面貌。全书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中国的基线”主要谈长江的水质污染和三峡大坝工程对环境的遗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讲述生物的灭绝危机；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则谈“变暖的大气层”。
端传媒获得“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刊载此书，将会从书中挑选和节录出数篇精彩篇章，逢周日连载，以飨读者。
《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译者： 任瑞洁
封面设计：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第四章 变暖的大气层
（节选）
温室气体排放，谁的责任更大？
中国的飞速发展对客观世界的塑造力如果能用一件事情来定义，那么当属“气候变化”。但1996年我首次来到中国时，还不能明显地感到这一点。那时，全球变暖才刚刚获得广泛重视，中国虽人口众多，在国际谈判中却并不显眼。
就在1992年，154个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公约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能够防止气候系统受到人为干扰威胁的水平上。”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时的排放量仅有现在的一半不到，抵达那里的时候，你无法想像不出10年它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首大排放国。
……有两件事使大局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是中国用事实证明了世界顶尖的能源分析家实在太过保守，二是虽然中国较为贫困，但西方国家仍开始视其为一大能源竞争者，认为也应该令其作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承诺，由此开启了一个颇具政治争议的时代，引出迄今无法回答的几个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只接受UNFCCC的跟踪监测，何时它们才会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世界如果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定额分配，该遵循怎样的方法？
第一场变化引起广泛注是在2007年。当时，荷兰政府的顾问机构荷兰环境评估署发布一篇报告，直观地题为《如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位居第二》。这番评估基于多方面因素，比如中国出产了世界大约一半的水泥，其生产过程就会释放二氧化碳。该机构表示，中国的排放量在2006年上升了约9%，超越了美国，后者当年的排放量实现了少许降低。
第二场变革起步较早，却已成为气候变化谈判所面临之最大难题。1997年7月，就在谈判各国齐聚日本京都，制定《京都议定书》（旨在为《框架公约》缔约国设立特定目标）的五个月前，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伯瑞德-海格尔决议》。
在参议员Robert Byrd（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和Charles Hagel（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的支持下，决议声明美国将不接受任何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赦免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变暖条约，称其有可能给美国厂商带来麻烦。他们观念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我们能看到，中国终将取代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位置。”海格尔在晚些时候表示。
然而，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考量角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领导人认为，一则公平的条约应该把历史排放量考虑进去，据此计算，中国未来享有的排放配额将大大增加。（1850年至2000年，美国和欧洲各占据全球碳排放总量的近30%，中国仅占7%，印度等较贫困国家所占份额则更少。）中国还提出用人均数字来衡量排放量，在这一标准下，其数值也很小，约为美国人均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在最近美国排放量缩减之前）。
总而言之，中方谈判代表认为，中国本应该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它实际排放出的要多得多。“说到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我是第一个承认这个问题的人，”中国环境保护部前副部长潘岳在2004年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说：
“但是，让我们在国际公平的背景下看待它。我们所效仿的是谁的发展模式？是谁把重度污染的工厂都搬到中国？……又是谁，明明在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背负着比中国更大的国际责任，却没有承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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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不下来的发展
……真正让我了解到中国之崛起，是如何抬高气候变化之威胁的，是环境经济学家王韬。他任职于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世界顶级的全球变暖研究机构。他曾写过一篇报告，其现实口吻令我深受震撼：鉴于中国的发展速度，报告相信世界将无法把温度增幅控制在2摄氏度内。
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这种信念近乎异端。在哥本哈根和坎昆召开的UNFCCC大会上，“2摄氏度”的目标被写入协议中；并且已有数百名科学家探索出了缓和中国增长，使其符合地球预算的方案，例如，若建模人员预期中国经济增速将要放缓，就可大幅削减其排放总量。
还有研究人员提出让中国走“速成”之路，在短时间内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发表的一篇报告展望说，中国的大半电力有望于2050年由核能供应。
另一些研究者要求中国的发电厂把它们排出的大部份碳收集起来，埋入地下，这便是尚未经检验的工程解决方案“碳收集及储存”，可能含有重大的健康隐患。
以上报告均显示（在中国及其他国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它们忽视了政治实际：上面每种解决方案都需要中国经济付出沉重代价，考虑到中国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这些方案都显得太过乐观。
……鉴于中国的发展态势和政治现实，王韬断定将气温增幅控制在2摄氏度是不切实际的，无法用来构建“合理的全球通路”。于是，他和同事们决定找出方法，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50ppm ── 这一水平已经大约三四百万年没有出现了。
但这并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联合国召集的数千名科学家，致力于全球变暖问题——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为450ppm时，仍很有可能导致温度上升至比工业化前高3摄氏度的水平。
在十一月寒冷的北京之夜，上升3度（5.4华氏度）听起来似乎不错，却会带来大范围浩劫：比之前更加严重的洪涝、干旱和飓风；海平面平均将抬升2～6英尺，足以把迈阿密、伦敦和上海沉入水下。
在中国长大的王韬深知，中国人不甘放弃开上车、住上大房子、去海外旅游的梦想，因此他认为实际地看待问题十分重要。中国有着丰富的煤炭与天然气资源——却罕有电站水坝——而且用起来很省钱。
除非发达国家资助几十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否则中国很可能停留在使用手头已有的东西上。“实行全球低预算面临着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难以发展出一条适用于全球排放的合理通路，”他在文末写道：“这并不是说我们同意接受气温上升的更大风险，而是要阐明我们面临的使命多么富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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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大会上的中美对抗
……2009年12月18日夜间，奥巴马总统出发去会见温家宝总理。这是被誉为“希望之本”大会的最后一天，大会在丹麦首都召开，旨在“为深受全球变暖困扰的世界带来希望”。《京都议定书》的第一阶段将于三年后到期，就在几周前，各国政府似乎很有可能将条约延期，并增强其约束力。
奥巴马在白宫第一次讲话上就宣称，“美国不再被”气候变暖“所挟持”，“美国政府拖后腿的时代结束了。”中国政府，作为一切解决方案的关键，也公布了第一份国家气候变化计划，宣布将在未来10年里减少本国40%的“碳强度”——也就是单位GDP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活动家一直拒绝在他国使用碳强度目标，因为即便总排放量上升，碳强度也可能下降。但考虑到中国不承担《京都议定书》下的任何减排义务，许多专家认为这一承诺是其预备有所作为的信号。
然而，到了12月18日，大会的最后一天，希望已经十分渺茫。曾许下重诺的奥巴马没能让美国同意减排目标。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议案》，对碳排放实行“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机制；但这一议案在参议院遭到了否决。
（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需要至少60%的赞成票，众议院按照每个州的人口多寡分配票数，而参议院不同，各州均拥有两票，这就给了较为保守、依赖煤炭的州更大的话语权。）
大会最后几天，113名国家领导人莅临。上午，奥巴马在这113位与会者面前发表演讲，但他所作出的承诺却与此前不同，受到诸多限制：“各大经济体基本上都推行了合理的、重大的、满腔抱负的目标，我有信心，美国能履行我们作出的承诺，在2020年之前把排放量削减17%，在2050年降至80%，具体数字以最终立法结果为准。”
中国也没能有所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便是在其背景下诞生的，全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的所有缔约国都承诺达到使气候“免受危险的人为干涉”之目标——这一说法意在把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某种有待商定的水平。
但公约也意识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也即“附件一”所列国家）担负着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责任。“附件一”诸国政府已许诺“打算”把排放量降至1990年水平，其他国家则只是同意“缓和”气候变化，这种说法措辞含糊，允许它们或多或少地保持原有的行事方式。框架公约将这种差异浓缩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框架公约缔结于1992年，在那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增长至原先的六倍，碳排放也翻了一番；若各缔约方当初预感到中国的崛起之速，必定会制定出一个不同的条约，或许会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一定量发展之后，开始承担起减少排放的责任。
可是按照公约中写定的条款，中国只有在未来已经造成较大破坏的某日，才会面临减排量约束；此外，它还获得了接受富裕国家技术及金融援助的权利。
中国变化如此之大，许多专家希望其领导人在哥本哈根大会中做出更大让步。但到了最后一天，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让步分毫。就在奥巴马发表演说之前几分钟，中国总理温家宝走上讲台。
他看着难得济济一堂的各国领导，提醒大家中国整体还处于贫困之中：本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过3,000美元”，仍有1.5亿人民在每日1美元的贫困线下挣扎。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将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视作重要的战略任务”，并提醒与会各国中国已经作出的进步，例如最近公布的碳强度目标。
接下来，温家宝摆出了中国政府惯用的谈判姿态：国际社会要谨遵框架公约要求（“保持成果的一致性”），考虑到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坚持规则的公平性”），把重点放在短期减排目标上（言下之意，不要给中国设定长期目标和固定限额），并确保发达国家兑现公约规定之减排承诺。（除了在苏联解体后遭受经济重创的前任成员国，罕有国家表现出能够实现目标的态势。）
……我继续跟踪报道哥本哈根大会，越来越多地听到同一种言论：重大的全球变暖公约若出现，必定是诞生于中美政府的仔细磋商中。西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家Jerry Fletcher同时也是中国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项目负责人，这一组织是中美双边合作探索可再生能源的最显著（但仍然资金匮乏）之成果。
Fletcher告诉我，如果中美两国能缔结行之有效的协议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他国家也将向它们看齐。“中国和美国影响力如此之大，一旦有所作为，其他国家都会紧随其后。”他说。
北京大学全球变暖问题专家徐晋涛说，哥本哈根大会的失败给我们的启示是，世界应该集中全部力量促使中国和美国做出表率。“我们思考减排问题时……世界其他国家其实并无多大作用，”他说：“中国不拿出更积极的态度，我们也什么都不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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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议题演出的闹剧
……第二天，我总算挤进了会议中心，在那里看到了另一番乱象：接连不断的指控、威胁、炫耀、反驳以及文件泄露，昭示着国际气候变化磋商幕后的政治斗争，一场原本悲情的戏码，却屡次演成了闹剧。
在大会上的头几天，我看到各国代表团面对明显的僵局，彼此出语中伤，似乎意在推卸责任而非解决问题。美国代表说除非中国接受国际社会对其排放量的监督，否则美国无法作出更大的承诺；中国代表团则表示不会接受国际监督，这是“原则问题”。
政客名流都借媒体云集之机推销自己的目的。阿尔·戈尔呼吁奥巴马和参议院在即将到来的地球日那天为气候问题立法。世界各大贫困国家的代表走出会场，抗议富裕国家的无所作为。
一批共和党议员召开记者招待会，攻击气候变化理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Joe Barton说，他不相信“人为造成气候变化的理论得到过证实”。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John Sullivan表示，“如今科学界虚假数据无数，腐败成风，这一理论真实与否，我认为没人能得出结论。”晚间，我们很多人——包括政客、谈判代表、科学家、抗议者、记者——退到一家贵得离谱的餐馆休息，吃腌鲱鱼，喝热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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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还是新救星？
……最近几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国被描述为世界的破坏者：它的发展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仅其一国就能令阻止气候变化的努力化为乌有；中国政府的发展决心如此之强，其领导人不愿就任何可能减慢经济增速的条约进行商谈。
而第二件事，是中国扮演起了绿色科技救星的角色。虽是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源，中国却也成为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较大生产国与消费国。2009年，它超越美国，成为清洁能源金融与投资的世界领先者。
最近，它成了世界风力涡轮机的最大市场，以及太阳能电池的最大生产国出口国。（2007年，世界排名前十的太阳能电池模板生产商中，只有两个属于中国；2011年底，中国已占据七席。）
此外，中国的制造业力量也不容忽视，加上政府资助以及便捷的低息贷款，使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都有所降低：2011年底，风力涡轮机的价格降到了四年前的三分之一；太阳能电池板仅一年内就降价40%。据《金融时报》报道，在世界部分地区，太阳能发电已经能与火力和燃气发电相抗衡。
中国还很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出于对能源安全以及运输瓶颈（中国运输化石燃料所需的公路和铁路已经过载）的担忧，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中央在2005年下令，在2020年前将清洁能源占总体能源需求的比重提升至15%。
如此，该国需要新建多个大型风能及太阳能发电厂，并将核电能力增至五倍。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25年，中国新增的风能与太阳能将相当于2011年的全球总装机量。皮尤慈善基金会2010年发布的报告《谁是清洁能源比赛赢家》写到，中国“正崛起为世界清洁能源强国。”
由于我们共享着唯一的大气层，若某个国家的碳排放增长，其他国家所减少的排放量就会被抵消。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拉锯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变大：当一国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比如像美国，对碳燃料课以重税——此举便会使供需关系重置，从而拉低全球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刺激其他国家的能源消费。
这种困境刚好与冷战时的“相互保证毁灭”机制（若一个国家实施核武器打击，所有国家将共同毁灭）相反：若某一国（起码像中美这样规模的国家）拒绝参与减排计划，整个条约就会完蛋。
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各国只有共同努力才能降低成本。制造业产品的售价差上几美分，就有可能决定成败，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负担得起更昂贵的能源了。
若没有突破性的技术产生，使清洁能源比化石燃料更便宜，走出的第一步就会是收效甚少而风险甚大的。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意识到要处理好气候变化问题，中美两国必须通力合作：我们要么携手并进，要么寸步难行。
（未完待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书稿完成于接受政府职务之前。书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或国务院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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