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资深驻华记者，在亚洲生活和工作长达十余年，曾经在亚洲数十国做过环境问题报导。《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一书，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时间调查的成果，透过深入报导和详实的数据，揭示出中国崛起如何迅猛地改变着物质世界的面貌。全书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中国的基线”主要谈长江的水质污染和三峡大坝工程对环境的遗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讲述生物的灭绝危机；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则谈“变暖的大气层”。
端传媒获得“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刊载此书，将会从书中挑选和节录出数篇精彩篇章，逢周日连载，以飨读者。
《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译者： 任瑞洁
封面设计：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第二章 命在旦夕
（节录）有人说，见到野生虎就仿佛一场梦，它的身影如同鬼魅，随时可能消失在虚实之间的迷雾中，化作一段关于动物的记忆——就像候鸽和渡渡鸟，曾经生活在这世界上，如今却只能在天马行空的想像中存在。感受到这种稍纵即逝的力量是在一个温暖的一月午后，我正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中奋力穿行，被旅客的大包小包挤来挤去。最后，我绕过一个转角，迎面撞上了一幅巨大的孟加拉虎照片。我盯着这张告示牌，看到底部用硕大的白色英文写着：“印度，不可思议！”
这幅图看似巧合，却也恰当。印度最初就是一个如野兽般的国度，有着醉人的美丽和野性的喧腾。它既能让来访者失神癫狂，也能令他们灵光加身，只消几分钟，就能让他们在欢欣和惊惧间往复几番。一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在某个凌晨走出新德里的酒店，上街找咖啡喝。我走近一个男人试图问路，刚一碰到他，他就抖开一只小尼龙袋，就仿佛官方宣传语上的那一记感叹号，瞬间一条2英尺长的眼镜蛇啪嗒掉到我脚边的地上。它扭动着脖子，露出尖牙——在我震惊的脑海里，这牙定然是有毒的。“先生，要看蛇吗？”他问，我却只顾上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此后的旅途中，我逐渐迷上了这好似从童书里走出的奇幻世界：男人们在人行道上骑着大象，猴子在电力线上晃荡，饭店的屋顶上栖着鹦鹉——生命之丰富，昭示着印度人与自然界之间轻松自如的纽带关系，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看到画中老虎实在是巧，因为我飞到印度正是为了寻找这种猛兽。几个月前一个朋友发给我一篇报告，讲的是中国人对老虎器官的需求不断上升，使这种地球上最引人注目的动物面临生命危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你可能更熟悉它的简称：CITES）禁止了全球范围内针对老虎身体部位的国际贸易，可尽管如此，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伦敦环境调查局的调查员们发现，还是有一批中国商人在公开售卖老虎器官和毛皮。
在中国西部的偏远地区，他们看到许多富有的藏民身穿虎皮袍，住在用虎皮缝制的帐篷里。在汉族聚居的大城市，他们也发现有商店向游客兜售虎皮，说它是“馈赠尊礼，家居良饰。”一名商人称，80%的顾客是汉族人；其他人则透露顾客中包括地方官员和部队军官。
报告还给出了这种贸易的规模。1993年，环保界开始注意到中国对印度野生动物需求的增长，起因是德里警方抓获了一名藏族走私者，后者携带633磅虎骨——可能来自12头成年虎。十年后，三名男子在中国西部被捕，从他们身上搜查出31张虎皮、581张豹皮，以及将近800张水獭皮。调查员推测这些死去的老虎来自印度，依据之一就是货物中塞着的一张《印度时报》。
在其余几起走私案件中，查获的动物器官数量也十分庞大：几千只虎掌和豹掌，几十张毛皮，几百磅骨头。把这些数字做一总和，调查组估算得出在1994年至2006年间，印度有将近800头老虎死于偷猎，约等于这“不可思议”国度野生虎数量的一半。
报告也大致描绘了世界范围内老虎所面临的恶劣境况。1900年，据信有10万头老虎在广大的区域内活动：以土耳其为中心，东至西伯利亚，南抵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张，野生虎被排挤、猎杀，只能在仅剩的一些狭小地带内生存。
从1875年到1925年，仅印度就有至少8万头虎被猎杀，其中许多死于英国官员和贵族之手。到了1950年，世界老虎数量已下降至4万头。1970年，土耳其的最后一头里海虎被杀。上世纪80年代，这一物种从印度群岛中的巴厘岛和爪哇岛绝迹。
今天，野生环境中尚存3,000～4,000头老虎，根据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编纂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供的数据，它们的栖息地只剩下了1900年的百分之七。致力于研究濒危物种贸易的世界领先团体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认为，世界现存“有生育能力的成年虎”还不到2,500头。
我之所以动容，还因为我曾亲历老虎器官贸易的尾声。2003年，我在四川成都一个仓库大小的市场中采访时，一名中药商向我推销虎骨，保证它能医治一长串病症。一位中国经商的美国亲戚告诉我，几年前有位中国同事送给他一块砖头那么大的虎骨，他不忍拂了对方的好意，便收了下来，把它放在鞋盒里，留在位于美国郊区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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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很多动物都有部分时间都跟人类相处在一起，印度人也乐意与它们共存，这和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除了极少几个特例，几乎没有“动物有权利与人类共存”的概念。而印度则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大自然的领地，因为爱护生命是佛教及印度教的核心教义。佛教源于印度，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00年之间也是次大陆的重要宗教；印度教则是如今80%的印度人所信奉的宗教。
一个小时后我和泰吉坐在了一起。她告诉我，理想的万物共存状态是印度宗教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许多动物都被看作是神圣的。例如印度神杜尔迦，有时就是一副骑着猛虎的形象，据说这头虎能布云行雨，解除干旱；著名的智慧之神，象鼻神长着大象的脑袋；罗摩王的弟子哈奴曼则化身长尾叶猴。“传统上，印度人尊敬身边的动物，”我们细抿着突尼斯汤，泰吉说：“很多印度人将杀生视作禁忌。”
但印度的庞大人口、普遍贫困和对现代化的日渐迷恋开始破坏这种由传统观念构建起的平衡。泰吉向我讲述了本国的自然环境面临着怎样日益强大的压力。世界17%的人口居住在这2%多的土地上，动物栖息地被迫不断萎缩。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对印度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的需求持续上升，导致偷猎者愈发老练猖狂，不断施加压力试图令保护区开放。但印度那些负责管理野生生物和荒野地带的机构则表现得无能又腐败。
印度生态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也体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复杂性。按照爱德华·O.威尔逊提出的缩写词HIPPO——栖息地毁坏（habitat destruction），物种入侵（invasive species），污染（pollution），人口增长（population increase），过度收获（overharvesting）——所有物种都承受着其中某些压力，随着印度人口增长，以及人们逐渐接受外来思想，延续了几千年的人与自然共存之道行将瓦解。
现在，贫困的农民和牧民已经在朝受保护的栖息地下手，把这些区域逼得越来越小，以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太过分散，其基因库小到都不足以支持后代的繁衍。农民和动物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造成的后果是，在印度人眼里动物不再是善美的化身，而是致富的障碍。
不过在老虎的问题上，“过度收获”的危害尤为突出。而且和世界大多数野生动物商品一样，导致这种猛兽被掠杀的元凶正是印度北方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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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猎行为也是由消费需求所驱使的。当我问起中国在整件事情中所处的位置，赖特扬起手臂，头一次流露出不悦的神情：“除非中国对虎骨的需求停歇下来，要不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拯救剩下的野生虎。”
包括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内的几个环保组织，比任何政府部门都更了解这类贸易的动向。它们已经发现在印度被猎杀的老虎几乎都被运往了北方。“20世纪80年代，虎骨贸易对印度造成了沉重打击，但这只是开始，”赖特说。90年代，中国为西部边区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工业生产，并镇压政治暴动。西藏人因此富裕起来，开始购买动物毛皮。
西藏与偷猎产生关联，这常令西方人惊讶。因为在我们看来，西藏人信奉佛教，应是对自然界有保护意识的。但其实历史上，藏民既保护自然，也利用自然。他们许多人拒绝杀生，却愿意穿毛皮、吃肉。西藏游牧民从没有存款的说法，就贮存贵重且便于携带的物品，以此积累财富。即便今天，仍有许多藏族女子佩戴大量的贵重珠宝，多为镶嵌宝石的金项链和金耳环。对男子而言，虎皮则几乎成了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西藏的虎皮交易之所以兴起，是因为藏民有钱了，能买得起，”赖特说：“这成了一种潮流。他们也有可能喜欢劳力士，但结果他们选择了毛皮。”2005年她曾到过西藏，那时虎皮贸易已经很普遍了。短短六周内，她就见到了83张新鲜虎皮，这背后的老虎数目比她所见过的活老虎还多。
后来，贸易状况发生了改变，由于达赖喇嘛——大多数藏民心中神一般的人物——号召其追随者丢掉有动物毛皮装饰的袍子。于是无数藏民焚烧了这样的衣物。但已经发展成熟的地下贸易并没有关闭，犯罪团伙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更大、更富裕的市场——中国东部。
“西藏不能卖毛皮了，这让毛皮贩子非常沮丧，于是他们走到外面，找那些想要毛皮来做装饰、作为豪礼送给上司之类的汉族人。”赖特说。
印度不靠谱的官僚机构也是问题的出处之一。和我交谈过的十几名环境保护者（包括赖特）都认为，印度政府的表现证明了它在保护野生环境上的无能。很多人提到几年前在新德里以西的拉贾斯坦邦发生的一起事件。那是在2004年底，新闻曝出沙里斯卡老虎保护区（面积是美国加州红杉国家保护区的两倍）中的26头老虎离奇消失，一名政府官员在统计保护区动物数量时发现老虎的数目大幅下降，于是他向政府请求增强保护措施。
但这一请愿最终淹没于印度政府浩瀚的公文之中。当年年中，一名当地男子将保护区内一伙偷猎者的详细特征描述给当局，但该信息在系统中搁置了七个月，无人理睬。直到科学家报告称老虎的行踪——粪便、爪印、足迹——消失了，后经媒体报导，政府方才有所行动，但为时已晚：偷猎者被抓获前，已经杀光了保护区内所有的老虎。
“我就是不相信印度能保护好自己的老虎，”赖特说着，身子从玻璃桌上探过来：“需求太大，价格太高。老虎死了太值钱，活着却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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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弄懂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对野生物种的需求之规模，是通过彼得·保罗·范迪克（Peter Paul van Dijk）——IUCN陆龟与淡水龟专家小组副主席。该小组的科学家负责监测全世界水龟的健康状况。联系范迪克之前，我偶然看到一份名为《请求紧急制定政策以废止阿肯色州龟类捕捞法》的文件，由六七个环保团体（包括位于阿肯色州中部的奥杜邦学会）联合签字上书，敦促阿肯色州渔猎委员会限制对野生龟的商业捕捞。这些团体担忧其中某些龟类很快就要灭绝，说来奇怪，将它们逼到如此境地的，正是中国人的食欲。
“过去十年里，环保生物学家屡次警告该州野生动植物保护机构：越来越多的北美洲淡水龟正被运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食品供应市场，起因是亚洲本土的龟数量已大不如前。”请愿书中还说道，美国的龟捕捞量虽不算高，但仅有的少量数据也足以引起忧虑：
以阿肯色州政府公布的数字为例，2004年至2006年间，拥有许可的捕捞者从该州运走了50多万只野生龟；2002年到2005年，仅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恩堡一个机场的数据，就显示出有“256,638只捕获的成年野生龟”被出口到亚洲。总之，专家预计，美国龟类的总贸易量约达“每年数千吨”。这些龟被送出国后，可能会迷惑性地中途辗转，但最终大多数都落在了中国人的餐桌上。
从一方面看，野生龟贸易也是中国崛起对全球各地生态之改造作用的例证，但在另一方面，它还反映了个人意愿的倾向。我小时候住在肯塔基州，经常能在各处森林和乡间看到箱龟，时不时还会养一只来当宠物。和老虎、大象不同，龟类的买卖有多合算想都不用想：极少的人才能有幸亲见一头野生虎，但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能轻易捉到一只龟。
就像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重开的煤矿一样，龟贸易以惊人态势蓬勃发展起来：我见过卖龟的中国餐馆有好几百家。听来荒谬，北京和上海居民的口腹之欲居然有可能将整个美国的龟推向灭绝。但这并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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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路上，下一步就是界定谁该为物种的不断消亡负责。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虽未指明元凶，但从字里行间看来，非常明显——西方世界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当今的富裕国度之所以富裕，某种程度上是殖民和资源开采的结果，他们灭绝了一个个物种，为了获取利益或只是找乐子。但另一方面，也是全球经济代谢逐渐加快所致：比方说，伦敦、巴黎、纽约的市民想要热带产品，于是树木清除了，道路铺上了，动物被猎杀，原住民也被迫迁入城里，由此开启了一系列改变。
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在他关于美国的作品中提出，对进口展品的需求构成了美国力量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虽然“几乎无人注意到⋯⋯但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掌控全球自然资源，从而对世界生态拥有无出其右的影响力。”
渐渐地，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我们的需求对环境造成了损害。美国和欧洲虽仍在世界最大人均资源消耗国之列，但那里的人民已经开始保护本国野生生物，（越来越多地）购买用可持续收获的资源制造的产品。这得益于我们与时具进的法律：对进口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和非法砍伐的木材者实施处罚。也得益于文化观念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的逐渐深入人心：教育体系重视环境科学，让孩子们引领家中的观念变革；让企业深刻感到监管措施，至少是服从监管，对大局的重要性；环保组织在工作上也更加得心应手，小到倡导使用可再生能源，大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捕捞海产的可持续手段。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接棒西方诸国，套上了前进的缰绳。其中，中国快速膨胀的物质需求、对自然疗法的古老信仰，以及欠成熟的环保意识使其成为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最大者。
一定程度上，中国所造成的破坏只是其需求上涨所导致的无心之过。就像西方对香蕉、咖啡和热带木材的日常需要一样，中国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推动了资源开采的步伐，使其把触手伸向了世界仅存的处女地。
（未完待续）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书稿完成于接受政府职务之前。书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或国务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