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被喻为“最后的希望”的巴黎气候大会仍在进行中，一百多个缔约国是否能够签署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协议，携手合作控制全球升温，还是未知之数。然而，这个影响地球未来的重要大会，并没有得到大众相应的重视。环境污染、气候危机，明明很近，却又似很远。

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资深驻华记者，在亚洲生活和工作长达十余年，曾经在亚洲数十国做过环境问题报导。《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一书，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时间调查的成果，透过深入报导和详实的数据，揭示出中国崛起如何迅猛地改变着物质世界的面貌。全书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中国的基线”主要谈长江的水质污染和三峡大坝工程对环境的遗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讲述生物的灭绝危机；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则谈“变暖的大气层”。

端传媒获得“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刊载此书，将会从书中挑选和节录出数篇精彩篇章，逢周日连载，以飨读者。首篇为本书的前言节录。

《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译者： 任瑞洁
封面设计：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前言

（节录）1996年我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那时我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只记得几节提到毛泽东的历史课，以及在电视上看到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报道。总的来说，中国是我所受教育的空缺地带。唯有它的发展规模令我震撼：我感到中国会在21世纪扮演重要角色，因而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有两年时间我住在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一个小城市——彭州，那是个仿佛与世隔绝的地方。我在一所培养中学教员的大学教英语，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学生们都戴着帽子、手套，穿着厚重的衣服来上课。当地人出门几乎只有步行和骑自行车两种方式，如果需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我会拦一辆三轮车，每趟收费3元。那时还没有能提供网络的咖啡馆，于是我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与旧友保持联络，信件抵达大洋彼岸要耗费数周时间。市区最高的建筑是一座略有歪斜的佛塔。

2003年我搬到北京，从事杂志撰稿工作。旅途中，我经常为所见到的变革而惊叹。中国开始了大修路时代——1998年至2009年，公路系统总长延伸了两倍有余，汽车数量也随之增长。1998年我离开彭州的时候，那里刚刚安装了第一盏红绿灯；2004年我重返故地，发现市中心已经是车水马龙。

在北京，变革来得更加猛烈。市中心的前朝皇宫紫禁城旁，安静的胡同以极快的速度被一条条拆毁；建筑工人铲除人行道，腾出地方修停车位。变化之快连我有时都招架不及，从外地采访回来，发现几栋大楼都不见了，道路封锁；才几天功夫，商铺已经关门的关门，易主的易主：出差不过数周，然而当我走向以前爱吃的餐馆，却发现那里变成了一家美发店，还有时换成了杂货店或玩具店。

用不了多久，我就渐渐对这些变革有了预期，以至于回到家乡马萨诸塞州探望父母时，我都有些不适：每次回来，这里都没有任何改变。山顶牛排的广告牌上还是那株四层楼高的塑料仙人掌；“蕨类植物”旅馆的标识仍在1号公路边无精打采地闪烁。看上去就像中国正狂奔向前，美国却在原地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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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一切重大变革一样，中国的崛起也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国内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甚至比美国还要严重。中国工厂和煤矿的现状只怕连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看了都要瞠目结舌：政府官方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有25万中国人死于煤矿，还有专家怀疑这一数据系谎报，远低于真实数字。在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村人能找到工作就很满足了，很多人拿着很少的报酬干着过重的活儿，大都处于被剥削的位置。我报道过一些平民悲剧：城市居民的资产被腐败官员强行夺去，农民在卖血时感染艾滋病毒，社会活动家因呼求更多的政治自由而锒铛入狱。

在诸多问题之中，要数国内污染危机最能反映中国脱臼般的成长所遭遇的惨痛教训。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就已经凸显出来。我还是“和平队”志愿者的时候，经常坐在五楼的公寓阳台上看书，风迎面吹来，从附近的一座工厂卷起大量烟尘，每翻一页书都有灰粒滚落，留下淡淡的灰色印迹。公寓旁有条小溪，却已经被垃圾堵塞了，散发出下水道般的气味。溪水上有一个工厂的排污口，向里倾倒浓稠的红色液体。中文进步一些后，我看懂了工厂的标牌，原来它是做温度计的，生产过程中要用到汞，这种能干扰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强神经毒素。

新闻与报告中也充斥着不容乐观的事实：中国5.6亿城市居民中，只百分之一能呼吸到符合欧盟安全标准的空气；世界银行一次调查显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里，有16个在中国；中国半数河流的水质之差，必须经过极其昂贵的处理才能被人使用；东南部的降雨酸度堪比醋液；地下水资源正迅速枯竭；沙漠每年扩张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康涅狄格州。

探究细节，往往更加触目惊心。科学家观察流经中国东北工业区的松花江发现，水中的汞浓度比上世纪60年代日本水俣病事件时期还要高出五倍，当时日本有数千人因汞污染中毒。在中国中部的一座小村庄采访时，村民向我抱怨毒素泄露造成多人患癌而死——一年半的时间里，有25人丧生，其中最年轻的只有17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主任告诉中国官方，“中国水质与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每年要夺走40多万国人的生命”并耗费9%的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发人深省，但是对我的中国朋友们来说，恶化的环境已经成了新的常态。我的美国读者更是以好奇而非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这些问题。至于我，已然学会了与污染共存：看到如未干混凝土一般的天色，我就不会骑车；我放弃了吃鱼，只在室内泳池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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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接下了替多家报纸撰写亚洲报道的任务，从此踏上亚细亚大陆之旅。途经一个又一个国家，我得知中国的环境危机已经波及到了国境之外。首尔的一位大学生朋友告诉我，从中国刮来的沙尘暴连绵数日，韩国人只好闭门不出。金边的一位环境学家表示担心中国的大坝建设会扼杀柬埔寨的捕鱼业。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一所猩猩孤儿院的院长则担忧中国对木材的需求可能将野生猩猩推向灭绝。联合国曾发出警告称，到2022年，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原生林将会消失，在那之前低地丛林将先被砍伐殆尽。砍下的木头有许多——或许可以说大多数——被运往中国。

我从报告中探寻中国的需求如何带动对野味的喜好——包括大象、犀牛，甚至海马、野菌，进而使偷猎行为愈发猖狂。后来一个朋友转给我一封来自NOAA生态学家罗伯特·皮特曼（Robert Pitman）的信，让我深受启发。皮特曼认为，长江特有的一种江豚之灭绝（这也是头一种覆灭的大型动物）“不过是人类活动的间接产物：是市场作用和我们整体生活方式的牺牲品。”

皮特曼还写道，江豚的逝去“为世界许多地方的未来提供了缩影，预示生物集群灭绝将如期而至。”我把这封信打印出来，钉在了自己的书架上。

此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开始把一个个单独的事件看做是巨变的先兆，决定去探究中国的强大令世界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不局限于单个现象，致力于寻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地点，能反映大量像中国这样追求西方式富裕物质生活的国家（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会走向怎样的未来。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似乎正在引领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而我希望从这场变化中了解我们在这颗愈发拥挤、忙碌的星球上所应遵循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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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文献越多，我越感到中国崛起之机恰巧赶上了环境抵达临界点的时刻。对中国未来发展预测的关注越多，我越相信当后代历史学家回望21世纪时，会认为中国最大的影响不在经济或政治上，而是在环境上。他们很可能依据中国令物质世界发生的改变来评判其历史。

要想了解中国需求的膨胀潜力，有一点必须紧记：在中国，虽有日渐兴盛的富人阶层，但大多数人民还是处在穷困之中。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不到4,000美元，是美国的十一分之一。然而和美国一样的是，这些收入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数亿中国人仍然缺乏西方世界里习以为常的基本物质享受——独栋家庭公寓或住宅，汽车，个人电脑，洗碗机等等让消费者生活更加舒适的商品。

此外，不妨将一名普通中国人和一名典型美国人的资源消费能力做个对比。通常来说，一名美国人每年平均消耗13,647千瓦时的电力——足够136,470只100瓦灯泡同时照明1小时。他能用掉933加仑原油和2,156立方米天然气，能排放大约18吨二氧化碳，吃掉238磅肉，每天丢弃4.5磅垃圾。几乎可以肯定，他拥有一辆车。

相比之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简直像佛蒙特州的风力农场一样绿色环保。他只需要上面那位美国人18%的电力，10%的原油，以及不到5%的天然气。他排放的二氧化碳还不及美国人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近些年中国资源需求量翻倍的前提下；吃掉的肉也只是美国人的一半。虽然中国在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一个普通中国人很可能还是供不起车。（2008年数据，中国每28人中才有1人拥有机动车。）

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看起来较为环保，却是建立在其经济阶段的条件限制而非绿色理念的自主选择上。他们的生活水平终将向西方靠拢，不知是喜是忧（应该主要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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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这不是一本仅仅针对中国的书。它探讨的是数十亿人——包括中国人，以及紧随其后的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开始过上西方国家所享有的富裕物质生活，这一变化背后有何意义。写这本书，我必须摒除一些干扰理智思考的东西。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中国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考量：环境变化首先是由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如今的富裕国家促成的。针对这一问题，我在书中写入了生物多样性、世界森林以及气候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崛起的背景资料，同时也提醒读者，我们现在看到的环境变化其实是几代人作用的结果。

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把中国对环境的影响完全孤立看待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中国人购买的虎皮和虎骨多半来自印度偷猎者。而且老虎所处的危机也归咎于人类社会整体对虎群栖息地的蚕食：印度农民砍伐林木辟作耕地后，总不想看到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大猫科动物觊觎自己的牲畜；猎人捕杀的物种很多也是老虎的食物。

同样的，中国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其中大概三分之一是为了制造出口商品而产生的。出口商品上获取的利益几乎全部流入了这些工厂和商铺所属的外国企业，以及在全球倒腾货物的中间商。而且，这些商品的最终买家还是外国人，让他们享受了低价带来的优惠。综上所述，我们还能说都是中国的错吗？西方消费国难道不该承担一些责任？

因此，我开始将中国视作一场大乱象的参与者，被扔进了全球这锅已经煮得一团糟的浆糊中，促使它加速沸腾，由此触发了无数始料未及的反应。我希望从全球相隔甚远的各处环境骚乱中追根溯源，找到它们内在的导火索。我将这项工作看成是攮括整个地球的化学实验：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怎样催生更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将发生在何地？变革爆发后，世界将成为怎样一番模样？

为了增进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我造访了中国消费力作用最明显的几个地方，发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是可以追溯到供求影响和因果效应的。一路上我开始思考一些更难以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竭力防止野生虎被捕杀殆尽？除了储碳和防洪，原生森林的意义在哪里？气候变化对世界贫苦人民的危害最为显著，那么该如何劝说一直采取漠视态度的富裕阶层关注这件事情？若我们告诉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他们无法像美国和欧洲人一样索取自然资源，他们能接受吗？告诉富人们这是个资源有限的世界，而我们正在消耗最后一点给予，是否能让他们的欲望有所收敛？什么才是万全之策？

到了最后，我实在讶异于中国对全球代谢的促进作用。每到一处都有人在说著同一件事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北方海岸，一位码头工人向太平洋猛一挥臂，仿佛朝中国的方向扔了一块石头，告诉我巨大的一摞血红色原木正是运往那里。在科罗拉多州，当我向一名店主问起这个地区是否可能迎来二度复兴时，她微笑着说：“中国将会需要大量煤炭。”在哥本哈根，一名环境活动家悲观地说：“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起到表率作用。我们完蛋了。”

旅途走到最后，中国境内的环境危机在我眼里已经成了对这个充斥着生产力旺盛人群的世界之未来面貌的预演。我们成功将世界经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程度，发达国家人民过著上一代人做梦都没想到的生活。而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路上，其实并未冲破太多生态壁垒。

但中国正赶上了第二波更凶猛的需求浪潮升至巅峰的时刻。这股浪潮正在跌落，速度越来越快，将在未来数十年里平息下去。而几代科学家的担忧恐怕将成现实：或许不消几十年，地球就会变得炎热、荒芜、衰败，人类只能挣扎求存。又或许我们能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有所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能够迅速作出政治决策，但至少在气候变化这件事上，他们很可能要求全世界一起来亡羊补牢。

不管怎样，是时候面对本世纪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了：我们能够拯救仅剩的古老森林吗？能够保护更多物种免受伤害吗？如果不把恒温器调至临界阈值，我们是否有法子在这个拥挤忙碌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个中利害，我们是否真的明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直面一个显而易见的对象──中国。而要解读中国，一切必须从头说起。

（未完待续）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书稿完成于接受政府职务之前。书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或国务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