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习马会

密使到领导人会晤 两岸政治一页沧桑史

“马习会”从来不是一党一派的功劳。亦如海峡的浪头高潮迭起,两岸关系是不断的辩证。

端传媒记者 蒋金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15-11-05

#习近平#习马会#马英九

2015年10月15日,东莞,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与广东台商代表座谈。摄:钟智/端传媒
2015年10月15日,东莞,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与广东台商代表座谈。

“水到渠成,时间到了。”镁光灯骤下得如高速闪电。

会议厅里,陆委会主委夏立言面对少见的庞大媒体阵仗,细数马政府执政7年多的两岸互动成果:签署23次协议、11次两岸两会,首长会面6次。他强调,是这些互动基础,顺势迎接了“马习会”的到来。

回顾66年两岸互动情形,正如夏立言所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成果?

辜汪会谈背后的“密使”前奏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开启了两岸分裂分治至今的历史。在蒋中正、蒋经国父子主政台湾时代,两岸密使往来的说法始终没有停过,一部分曾经接触当年高层人士的学者教授,日后也曾经言之凿凿地谈及例如“邓小平对我说,蒋经国曾经带话给他。”

此外,民国时期知名的作家、记者曹聚仁亦被认为曾经在两岸政权之间穿梭,甚至商妥两岸统一的“六项条件”,只是因为日后文革爆发,才使蒋氏父子“改变心意”……等等。

但上述这些蒋氏父子时代的政坛秘史,仍然是在“后国共内战”的情境下进行。而更多地能够对今时今日、已经走向民主化的台湾发生影响的,恐怕还是要到李登辉主政之后开启的两岸密使往来。

“辜汪会谈”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实奠基在李登辉“密使交往”所累积的成果上。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于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是两岸首次开启正式官方对话。然而这场会晤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实奠基在李登辉“密使交往”所累积的成果上。

李登辉时代“两岸密使”的操作起于1990年代,藉助国学家南怀瑾的牵线,李登辉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达成的两岸互动主轴。仰赖着双方核心亲信,“江办”曾庆红与“李办”苏志诚的主导,开启了两岸谈话机制。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也曾多次派自己的秘书秘密前往台北与台湾高层会晤,李登辉每次派遣密使从香港或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时,他都会接获通报。

1992年6月15日,李登辉派遣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偕同前中视董事长郑淑敏前往香港,16日和汪道涵以及主管涉台事务的杨斯德、许鸣真秘密见面。这场会面,敲定了首次“辜汪会谈”的日期。苏志诚在接受访问时证实,“辜汪会谈”是92年他和汪道涵会晤“双方脑力激荡”的成果。当年10月,海基会和海协会也在香港进行事务性协商,对双方是否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成为迄今所称的“92共识”的起点。

至于实际执行密谈的“两岸秘密小组”,如《对话与对抗:台湾与中国的政治较量》中揭秘的“组织化谈判小组”中,台湾有调查局出身的曾永贤、张荣丰、后期增加的张荣恭。张荣恭曾证实,所谓外界密谈的“6人小组”(指苏志诚、张荣丰、田弘茂、黄昆辉、张荣恭和曾永贤)由李总统主导,成员涵盖两岸相关事务决策官员。

当时密使会谈的议题,除重大的国家问题,当时密使针对各种事务性议题,像是台湾参加奥运会等与中共官方进行秘密协商。至于地点,有时由于港澳地区过于敏感,并非密使会面的最佳地点,双方于是常在东南亚地区见面,包括香港、澳门、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地,都是密使们曾沟通对话的地方。

1998年10月15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左)与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右)于上海会面。摄:Reuters
1998年10月15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左)与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右)于上海会面。

首长会面 两岸破冰

李登辉、江泽民彼此间的密使往来,确立了两岸以“海基会”、“海协会”往来的体制。这个名义上的“非官方”架构,直到今天仍然有效运作着。但两会高层首长的往来互访,首先中断于1995、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

众所周知,美国在95、96年的台海危机中派出两艘航空母舰,成功吓阻共军,防止可能的情势升高。美国的角色一直延续到危机结束之后;1996年下半,美国派出一个特使团分别走访两岸,明确表达“希望”、“期待”两岸恢复商谈的主张。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当时就是团员之一,只是他曾经身为“两岸密使”的这一段秘辛,如今已经鲜为人知了。

在各方的关切、催促下,1998年两岸关系短暂恢复,辜振甫1998年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但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岸为“特殊国与国关系”(即“两国论”)的论述后,为这一段历史划下了句点。

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首度政党轮替。他上任之初,提出“四不一没有”(指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的保证;但2002年8月,陈水扁在一场视讯谈话中,喊出“一边一国”口号,让两岸神经紧绷。2003年两岸关系虽因“春节包机”获得短暂回温,然同年底,陈水扁对中共武力威胁发动“防御性公投”;2004年串联全台两百万人“228牵手护台湾”活动,都让两岸紧张局势不断攀升。

陈水扁的一系列举措,最终也让中共当局于2005年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该法第3条还将台湾问题定义为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因此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受外国势力干涉”。

据传,2005年下半年,民进党政府曾在美国促谈压力下,试图派密使和大陆高层会面,但最后因晤谈内容无交集而宣告破裂,两岸的会谈与沟通几乎止息。

陈水扁执政期间采行的两岸“冒进路线”,召唤了北京当局对两岸会谈的急迫性,并提供国民党再度执政后的对话曙光。

不过,正因两岸官方互动断线,促成了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两岸和平之旅”。2005年连战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握,达成5点共识;其一是在认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促进恢复两岸谈判。紧跟其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亦纷纷率团访问对岸。

陈水扁执政期间采行的两岸“冒进路线”,召唤了北京当局对两岸会谈的急迫性,并提供国民党再度执政后的对话曙光。

“副总统”外交到“马习会”

事实上,“准副总统”以非官方身份出席国际性会议,已成为马上任后的不成文惯性。

2008年3月在马英九第一次当选总统后,尚未就任的副总统萧万长,便于4月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代表台湾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与胡锦涛会面,当时萧万长还当面向胡锦涛提出了16字箴言:“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这趟海南之行,被称为两岸“融冰之旅”。

同样的,2012年马英九第二任副手吴敦义在当选后,也在4月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身份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与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会面。在这场“吴李会”上,吴敦义也提出16字箴言:“求同存异,两岸和平,讲信修睦,民生为先”;李克强则表达希望两岸携手合作,让两岸关系站上新的起点上的意愿。

在“王张会”成为两岸事务首长会面制度化开端后,盼此次的“马习会”作为未来台湾每任领导人会面的先河。

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两岸不仅恢复制度化协商,马执政期间最引以为傲的两岸成果,还可从两岸事务首长会面说起。

这样的成果起于2008年的亚太经合会(APEC)。萧万长在卸任副总统后,仍持续以“马特使”的身份,与对岸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像是2013年10月在印尼巴里岛,萧万长与当年3月甫完成接班、且首度出席APEC的习近平会晤。此次APEC会议,时任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与国台办张志军也都首次参加,两人除进行短暂晤谈外,并以“主任”、“主委”的职衔相互称呼,是当时两岸关系一大进步,亦促成了中国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首长制度性互访。

2014年2月11日,王郁琦与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的历史性握手,为两岸官方对话奠定了基础;之后王郁琦访北京,张志军访问台湾本岛和金门,都一步步落实了制度化协商。

“马习会”是夏立言与张志军今年稍早访问广州,夜游珠江时达成的默契。4日“两岸领导人会面”相关事宜说明记者会上,夏立言回答记者提问题说,在“王张会”成为两岸事务首长会面制度化开端后,盼此次的“马习会”作为未来台湾每任领导人会面的先河。

1990年代以来,走出台面下的密使往来,到官方大张旗鼓的会面行程,“马习会”从来不是一党一派的功劳。亦如海峡的浪头高潮迭起,两岸关系是不断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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