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他们约在北京朝外大街一家叫“湘味儿”的餐厅见面。这是一家装修略简陋的湘菜馆，小二楼，墙上挂着粉色和紫色的花卉画。
聚会共有四个人：一个在中德合作的网站任CEO；一个是拥有508万微博粉丝的公益人；第三个在中国五大互联网公司之一做新媒体中心总监；还有一个在刚上线的新媒体任执行总裁。他们都来自湖南、生于1980年前后，并曾是这片大陆上名声雀跃的调查记者。因为经常“扒”家乡湖南的“粪”，搅得湖南官场鸡飞狗跳，四人一度被冠以“湖南四害”的称号。他们是罗昌平、邓飞、龙志和欧阳洪亮。
在纸媒无限风光的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四人凭借天赋和努力从不知名的湖南乡镇来到北京、广州，在发行量过百万的报章上纪录下社会变革中的轻狂、无序、残忍及贪婪。
他们是那个时代调查记者的缩影，热情、勇敢、吃苦耐劳，可以整夜整夜地聊选题、谈报导，也会为了采访进到深山中迷了路，或跑去省纪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质问对方“是不是在包庇”。他们是这片大陆有史以来最接近“无冕之王”称号的记者群体，揭露矿难、调查贪腐、报导黑监狱，写过撼动时代的报导，亦尝过一呼百应的滋味。
而在时代的起伏蜿蜒里，四人都先后变换轨道，或彻底离开，或去往新媒体开拓疆域。曾经的声名变成新航道的垫脚石，“湖南四害”的称号随着纸媒时代的分崩离析消散于江湖。
2015年7月27日晚，已过而立之年的四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前吃他们最爱的干锅鱼。酒精炉在铁锅下燃着蓝色的火焰，干锅鱼发出滋滋的声响，浮起淡淡的白色热气。
这是一个在他们生命中重复出现的场景，只是江湖已逝，侠客们都转行了。
1. 出湖
“我们湖南有些话，把出去叫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慢慢地出湖就演化为出息，我们祖辈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出湖，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出息。”欧阳洪亮说，能走出洞庭湖的人，就是有出息的人。
欧阳洪亮身材瘦削，浓眉、高鼻梁、尖下巴，衣著颇时髦，骑拉风的摩托车。罗昌平说，洪亮在学校里很受女孩子欢迎。
1979年，欧阳洪亮生于湖南娄底的一个小乡村。他父亲是一名石匠，时常主持村里的红白喜事。村民们遇到纠纷，“找村干部没什么用的”，常常会去找欧阳洪亮的父亲解决，“他把事情很公平地调和好。”这种朴素的公平正义是欧阳洪亮心里的一根标尺。
他对“大官”的印象来自“老乡”曾国藩，这位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建立起足以摧毁太平天国的“湘军”。欧阳洪亮记得，从老家娄底到南岳要路过曾国藩的老家，“很远就能看到那个房子，车子开了很久了还能看到那个房子。”
“湖南人关心政治，可能跟毛泽东、曾国藩有点关系。”罗昌平练达，健谈。他个头不高，肤色较深，圆眼方脸，“很多人认为当官是人生最大的成就，然后就是商人。记者是仅次于官员，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同时又能作为一个观察者。”
这种说法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据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在2014年发表的《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及影响因素》，整个中国大陆湖南籍的调查记者最多，约占总人数的14％。
1996年，18岁的邓飞在填报志愿时废弃了原本想读的贸易专业，转而学习新闻。因为爸爸的一个朋友说：“做记者有尊严，是个好职业。”
欧阳洪亮至今还记得第一眼看到邓飞的样子，“眉毛很浓，目光很敏锐。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才开始说话。这是他的习惯。”邓飞待人接物都显得很松弛，一副尽在把握的架势，和罗昌平一样，他对时代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媒体步入市场化进程，原本靠政府养活的各类党报纷纷被赶去市场里赚钱，与此同时，商业性报纸在各大城市迅速兴起，一边争夺话语权，一边抢食广告市场。1991年，发行量仅13.8万份的《深圳特区报》以30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收入打败了发行量172万份的全国性报纸《工人日报》，后者的广告收入仅有1000万。
市场的巨大潜力催生了更多的报纸。1993年底，中国的报纸总数从1991年的1500多家上升至1993年的2039家。同年，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发行量突破100万。
1996年，邓飞入读湖南大学新闻系时，《南方周末》完成了第二次扩版──从对开8版扩大为对开16版。
隶属于广东省委机关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中国报纸走向市场化的先驱，其旗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导》等报纸曾以高度市场化、敢言和优秀的写作领跑这片大陆的报业。
2002年，美国《纽约时报》将《南方周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当时中国共有2137种报纸，总印数超过367亿份。报纸成为仅次于电视台的最赚钱的媒体，广告经营额达188亿元。仅一年后，这个数据突破200亿。彼时网络媒体的广告营业额约为10亿。
繁荣的市场亦催生出庞大的人力需求。2002年，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专业大二学生龙志进入湖南省株洲市委机关报《株洲日报》，破格转正。他记得那两年株洲报社大规模地招聘刚毕业的大学生。
龙志生得壮实，戴眼镜，长年顶一个棒球帽。他低调沉默，声音沙哑，像是从一口瓮中传出来的。“他不会太多地跟人去打交道，他也不喜欢。”邓飞说，“但是他内心里面特别秀。”
2002年，24岁的邓飞已是湖南《今日女报》的首席记者，并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三篇调查报导。“那个时候《南方周末》名声很大。”邓飞说，《南方周末》的编辑会从各个省挑最好的记者过去，“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去《南方周末》。”
出湖──在年轻记者邓飞看来，是证明实力的一种方式。他出生于湖南沅江市的一个小乡镇，幼时被寄养在农村的爷爷家。80年代的中国乡村，邓飞能读到的书只有武侠小说和故事会，那些故事在他心中种下了行侠仗义的情怀，他向往更大的江湖。
彼时20岁的罗昌平在湖南省电力厅一家专业电力杂志工作。中专读水利水电工程的罗昌平最初想做一名报纸副刊的主编，写写“文艺中老年的散文诗歌”，直到他发现做新闻“不光带来迷恋文字的快乐，还有很大的影响力”。2001年，罗昌平辞去工作，去北京的《中国商报》做记者。他成为“湖南四害”中第一个“出湖”的人。
2003年，邓飞没有加入自己一直向往的《南方周末》而选择了当时尚无名气的香港《凤凰周刊》，他相信这本香港血统的杂志将给他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的判断在日后得到了印证。
2003年，发生了一件令龙志印象深刻的事。《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导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警察送到收容站，遭殴打致死。这是中国调查报导黄金时代的开山之作，它让21岁的龙志热血沸腾。
“这个事情太大了，全国开始关停收容站，改成救助站。”看完这篇报导，龙志跑去株洲的收容站，他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粉刷墙上的血迹，收容站的牌子也拿下来了，“我觉得这才是调查报导。”
2005年，23岁的龙志发表《张衡生之死》。精神病人张衡生在国道边被撞断腿，当地居民多次报案求助，无人受理，张衡生最终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报导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热议。龙志接到了邓飞的电话，邓飞说：“我跟你的轨迹是一样的，你必须离开湖南。”
龙志并不是没有想过出湖。彼时他在湖南省发行量最大的《潇湘晨报》特稿部做记者，却渐渐感觉到平台的狭小。“做调查报导是有瘾的，走上这条不归路，你就做不了其他稿。”龙志说，“刚开始你监督的是一个小部门，后来你监督越来越高的部门，这个时候报社的抗压性就没那么好。”
历经数次稿子在印发前被撤换的沮丧后，2005年，龙志收拾行囊南下广州，加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报导组。
同一年，龙志在《潇湘晨报》的同事欧阳洪亮接到罗昌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彼时，23岁的罗昌平在《新京报》深度报导部做主编，他邀请欧阳洪亮来《新京报》做记者。
至此，“湖南四害”全员出湖。
多年以后，邓飞对罗昌平说：“我们这帮人都是被湖南淘汰的。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那个平台已经承载不了我们这样的人。”
罗昌平对此感触颇深：“我们四人一样的出身、一样在省城奋斗，很快就顶到天花板。然后我们迅速做了选择，去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刚好也赶上一个大的风口。”
他们即将乘着那个风口大展拳脚。
2. 风生水起
当邓飞2003年加入《凤凰周刊》时，这本隶属于凤凰卫视的杂志刚创刊三年，在国内的知名度尚未完全打开。“但她拥有制度文明，我会得到更多的自由空间。”邓飞说。后来，《凤凰周刊》的平台成为他统领调查记者江湖的原动力。
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分别下发文件，封杀“异地监督”和“跨行业监督”。身为境外媒体的邓飞因为没有采访权限，遇到重重阻力。他于是组建了QQ群“小刀”，将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吸纳进来。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记者帮助他掩饰身份、提供线索。
容量为200人的小刀群很快满员，邓飞另开了“蓝衣”群，不久就达到500人的上限。
在各地报社茁壮发展的背景下，调查报导作为提高美誉度的新闻产品得到了一致重视。每当有突发事件或重大新闻发生时，一个人在群里吼一声，全国各地的记者便会迅速集结在事发地，完成线上到线下的无缝对接。
“大家都很有干劲。”龙志回忆道。蓝衣群让他感到调查记者群体蕴含的巨大能量，“消息对接、要谁的电话，都能在群里找到。”
“（我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欧阳洪亮回忆道，“就像一群江湖武士到处游荡，经常在同一个题材碰到一起。”
任职《凤凰周刊》的邓飞感受到了身份的优越性。当内地报社遭遇禁令或迫于压力不敢曝光一些新闻时，蓝衣群里的记者就会把新闻线索、采访内容交给邓飞。“结果我就迅速收获红利，这是我的第一桶金。”
“邓飞就是一个抽水泵。”龙志说，“我把朋友介绍给他，下一秒这个人就变成邓飞的资源，跟邓飞去合作了。”
他常常会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组织蓝衣群记者的聚会，一个饭局就有60多个人参加。这些人在日后成为邓飞事业版图的人脉基石。
在这一时期，湖南四害分别做了大量针对湖南的调查报导。以2006至2007年为例，罗昌平和龙志对“郴州官场地震”（2006年，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查，引起多米诺效应，波及当地上百位涉及贪腐的官商）进行了持续报导；欧阳洪亮发表《湘中第一黑帮》，还原湖南新化县黑帮老大刘俊勇从贩毒、组织卖淫到开设赌场的地下经济脉络；邓飞的《湘西州长的北京一夜》则揭露了湖南湘西州州长杜崇烟涉嫌性丑闻。
“好的题材基本上我们这帮人就消化掉了。如果时间对不上或我们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蓝衣群也会把它消化掉。”罗昌平回忆道，“所以湖南不会有被捂下来的新闻，一定有通道把它给报出来。”
“湖南四害”的称号逐渐在江湖上兴起。2007年，邓飞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号，“应该是宣传部的人去告状，说我们湖南有四个害虫，不停写自己家乡。”
这是一个并不紧密的四人组合。“相互成就，相互借助。”邓飞如此概括。他们有时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饭、打麻将，也会喝酒、聊聊情伤。更多时候，他们穿行在这片大陆的曲径深幽处，揭贪腐、曝黑幕，凭借一篇篇扎实的调查报导，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收获了社会和经济地位。
2007年，罗昌平和欧阳洪亮相继入职《财经》。《财经》被《金融时报》誉为“中国最受尊崇的财经刊物”，发行量一度超过30万。罗昌平在《财经》操作了一系列重磅调查报导，包括上海社保案、药监局腐败案以及瓮安群体性事件。
“骨子里头喜欢做这个。”罗昌平说。他特别认同一个朋友对他的评价，“每次发一个很敏感的报导，就是丢了一个石头在池塘里头，然后坐在边上看热闹。”
这些丢进池塘里的“石头”为罗昌平奠定了业界地位，并带来宽松的经济环境。“家里小时候穷，所以我工作勤奋，收入还算可以。”罗昌平如今在北京有两套房，一套在二环边上，一套在城市北边，有个60多平方米的院子。
“好多方面我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罗昌平说。2009年，年仅29岁的他升任《财经》副主编。
“昌平属于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人，他会有很多沉默的事情在心里。”龙志说，“我们四个人当中，你最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的就是昌平。”邓飞的评价则更加简洁：“昌平专注，他快。”
和其他三位相比，欧阳洪亮的职业生涯稍显滞后。“洪亮比较大大咧咧，可以浪费可以留白。”邓飞说。
2009年，欧阳洪亮迎来记者生涯的高峰。他发表封面报导《器官何来》和《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名声大噪。前者揭露贵州省兴义市“杀人盗器官”案，后者直指央视高层渎职和腐败。
2010年，大陆南端的广州，龙志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北京截访“黑监狱”安元鼎调查》，揭露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黑监狱”，关押上访者。
彼时龙志已是《南方都市报》最知名的记者之一，拿了三、四座《南方都市报》年度大奖。“同行、内部记者对你的尊敬，那时候你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
“龙志是一个韬光养晦的人。他比较低调，但他是一个做事情的人。”欧阳洪亮说。
龙志享受到纸媒为数不多的好时光。2010年8月，世界报业与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2010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南方都市报》以140万份的发行量入驻榜单第30位。2009至2010年度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
龙志记得，他当时打算花一年时间调查安元鼎，他在北京双井租了公寓，“没考虑成本，什么都报销。”
2010年，享誉大江南北的《南方都市报》和它的同行们遭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微博，它们至今未找到反击的方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