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雨伞运动，二十万人走上街头，占领金钟、旺角、铜锣湾的交通干道79天。抗争者只有捱警察打的份儿，却守住了一个个的占领区，甚至筑起了街道上资源共享、守望相助的乌托邦。但占领最终被清场，中央半步不让，特首普选无期，雨伞运动可说无功而还。不少人因此觉得，非暴力公民抗命作为抗争策略，已经证明无效。
我却以为不必这么快就下这个结论。把视野由雨伞运动拉开，回顾一些成功的非暴力抗命例子，检视其成功的理路，也许也有助我们更立体地去检讨雨伞运动的成败，甚至整个非暴力抗争策略的意义。在这里，1989年中欧共产阵营诸国民主化的非暴力抗争经验，便是值得细读的历史。
谈到中欧诸国的民主化，我们说的多半是一个地缘政治牵动民主转型的故事：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推动自由化改革，放松对中东欧的卫星共产政权的控制；这些威权政府，一方面不再有苏联武装支持的保证，一方因为计划经济崩盘，遂和民主派领袖谈判，开放政权。于是共产政权在1989年如骨牌般快速倒台。抗争在整个进程中仿佛无足轻重，于是往往被论者忽略。
但其实直至1980年代末，那些共产政权依然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相比之下，当时大部分中欧国家的民主抗争力量，仍是弱小得可怜。他们甚至连群众基础和组织都没有，说穿了，不过是一班以地下刊物互通声气的异见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最终能逼使拥有绝对优势的共产政权谈判、妥协，甚至拉倒这些政权？细看匈牙利和东德的抗争史，这些民主运动的成功，其实都建基于连番政治意志和计算上的动态博弈。其中，非暴力的公民抗争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即使没有拿起武装和军警正面冲突，只是和平的游行和集会、只有松散组织近乎自发的公民运动，往往却可以发挥出人意表的政治效果。
匈牙利民主派与政权的博弈计算
在匈牙利，1956年人民自发的武装革命最终以苏联军队大举入城镇压收场。经过这次历史教训，不论当权者抑或反对派．均害怕再次出现暴力抗争。所以，面对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匈共决定主动局部开放政权，放宽对公民自由的管制，希望挟着20年来经济改革成就的威望，以开明专制的姿态凝聚社会共识，渡过危机。至于那些未成气候的民主力量，匈共则以一手拉拢、一手分化打压的策略。但这些打压也引起了异见分子的警剔，他们遂决定背水一战全面抗争。至此才促成了匈牙利“民主反对派”成立，和政权作针锋相对的公民动员。
当时摆在民主派眼前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得知道自己有多少抗争的本钱：到底自己和匈共之间，谁有较多的民众支持？在1989年3月至6月三次官方纪念日之中，民主反对派举办的游行，参与人数都远超官办集会。可是，当时的民调也显示，民主派的民意基础其实仍比匈共薄弱，如果开放选举，愿意支持匈共的人还是占多数，民主派的领袖在民众之间也没有知名度。民众参与集会，与其说是支持民主派，倒不如说是向匈共表达进一步开放政权的强烈诉求。
但这样的公民非暴力运动，已足以触发有利民主化的博弈局面。民主派意识到自己的民意基础仍然脆弱，这却成为他们对共产政权作激进要求的理据：既然民主派和匈共都不能充分代表社会，那么除非全面开放选举，选出取得社会授权的政府，否则不能谈进一步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匈共方面判断民主派始终未成气候，几经计算，遂同意开放民主选举，准备在选战上胜过民主派，开启了匈牙利和平演变之路。不难见到，即使政权有着资源上和武装力量上的绝对优势，暴力镇压也有成本，而他们也有争取建构社会共识以强化管治正当性的盘算。抗争力量面对的因此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相当动态的博弈，为非暴力公民运动创造了足以影响事态的位置。
柏林围墙倒下前的公民运动
大规模的公民非暴力抗争也能强化公民对抗政权的意志，同时削弱当权者的管治意志，为政权开放打开有利的局面。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公民非暴力抗争也能强化公民对抗政权的意志，同时削弱当权者的管治意志，为政权开放打开有利的局面。这可说是东德的抗争史给我们启示。东德由于处于冷战前线，苏联重兵布防，于是反抗运动一直沉寂。抗争的转捩点却意外地出现在1989年10月，起因则竟然是一次不成功的逃亡。
这得补充一点历史背景。因为反抗运动一直似乎无望，不满东德政权压迫的民众大多选择逃亡，其中一条逃亡路线，就是经由接壤的捷克斯洛伐克，再经当时向份属中立国的奥地利开放边境的匈牙利，由奥地利进入西德。之所以如此转折，是因为当时捷匈两国，都仍是共产政权，东德民众是允许进出这些“友好国家”的，东德共产政权也默许这条逃亡路线的存在。
但在1989年10月，东德却突然宣布关闭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这引起聚集在德累斯顿（Dresden）火车站等待过境的东德民众鼓噪。这大批逃亡者不理会警方的驱散，坚持留在火车站要求出境，竟演变成连续多日过万人参与的抗议，警方最终妥协，和抗议者谈判了事。在短短数天之间，本来准备逃离的人忽然因为共同的抗争转化成最前线的反抗者，并取得政权让步，这大大强化了东德民众的抗争信心。受到德累斯顿抗争的鼓舞，莱比锡、东柏林都相继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要求东德立即开放自由选举以及开放对西德的边境。
这些抗争令一直对自己的管治权威相当自信的东德政权阵脚大乱。然而政权的一分犹豫与让步，同时也是抗争者踏前一步的契机；抗争者每踏前一步，他们站出来抗争的信心就更进一步，对政权威权的恐惧就少一分，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政权的管治意志，或至少增加了镇压的难度。简而言之，公民动员成为了公民充权的过程。此消彼长下，东德当局最终失去暴力镇压的勇气。德累斯顿火车站抗争后一个月不到，东柏林50万人和平示威，柏林围墙倒下，东德政权遂告瓦解。
什么是公民运动？就是一个又一个公民，走进公共领域，争取应得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的抗争。
这里无意放大非暴力抗争和政治意志的影响力。中欧的民主化进程无疑因当时苏联自由化而少了很多障碍。这里希望点出的，是整个民主化过程中，公民抗争其实也有重要的位置，并尝试以匈牙利和东德的一段抗争史，勾勒这些抗争之所以有效的理路。什么是公民运动？就是一个又一个公民，走进公共领域，争取应得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的抗争。从匈牙利和东德的抗争经验可见，哈维尔所说的“无权力者的权力”，并非蹈空的道德立场，而是有付诸实践的政治基础。雨伞运动也许没有匈牙利和东德的抗命那样幸运，但对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我们也许不必这么快就失去信心。
（李敏刚，中欧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
延伸阅读及参考文献：
Laszlo Bruszt and David Stark (1992),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Banac, I.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55.
Albert O. Hirschman (1993),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Essay in Conceptual History”, in World Politics, 45(2): 17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