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雨伞运动是香港人的光荣，绝非戏言。运动期间，香港人展现了前所未见亟欲参与改变的气魄、意志及意愿，伞运前恐怕世上无人能想像得到：香港人竟然如此坚毅不屈。然而，运动中后期，“公民抗命，无畏无惧”以外，多了“以武制暴”的路线提倡，也在后来被多番诠释，与建国大梦、武力革命等路线被视为理念相通的倡议。陈健民教授《革命的诱惑》一文提出了革命论在香港的种种限制，30年的民主运动，在北京8．31的大闸前似乎无路可进，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检视所谓革命呢？以武制暴此际是否可以为人民充权（empowerment）？公民抗命又是否穷途末路？伞起伞落之后，革命又是否唯一出路？
以武制暴的出现，确实是雨伞运动中后期面临种种政府策略拖延、警暴不止、内部焦虑下的反弹。部分抗争者认为在警察暴力面前，必须“还拖”（还手），施予颜色。“以武制暴”，似乎是面对政权警察联手，抗争者无计可施下被逼出来的产物。其时十一月旺角山东街清场后，屡屡可感受到抗争者与警察互相仇视的气氛。抗争者为了保护自己及其他人，提出我们必须“以武制暴”，制止警察的暴力。但在部分抗争者而言此一为己为战友的良善立心，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都被忧虑此倡议将破坏和平运动的言论所淹没。后来光复行动，踢箧阻吓大陆游客／水货客就被视作为勇武有效的例子，在社会中为人争论一番，例如认为勇武如果只是威吓他人，只会令人却步，难以扩大支持阵营，换来一翻左右胶港猪的标签论战。
“武”与“暴力”有别
其后，以武制暴似乎就成为了有别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行动纲领分水岭。但细心观察，“武”如果是以保护自己及他人出发，无伤害他人之意，非为愤怒“绑架”自己后向他人疯狂施袭，这理应仍是非暴力行动的界线之内。因为武与暴力，确实有别。“武”的精神为止戈为武，化解对方的暴怨，其实也希望双互达到和平非暴力的境界，不得已时，须出手制止对方失控的暴力，但丝毫无怨恨对方之心，并希望去除对方的戾气。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此，自己出手制止时，是否同样丧失对自己的控制，为愤怒情绪驾驭，不视对方为人，也对对方的处境、为何事束缚，毫无深究下去的意图。最后，自己完全认为对方被我“义武还拖”是对方咎由自取，不共同争取民主、破坏社区，甘愿成为极权者的爪牙，即使被打亦咎由自取，不值可怜。最可怕之处，是武者的精神及自利利他（包括对手、阻碍者）的立心，完全丧失，在出手之后，自己沦为失控的人，与魔鬼无异。以武制暴，本身可以有其极大的道德力量，以实践制止失控的暴力，超越对立的情绪。以武制暴的精神，如能贯彻自利利他的旗帜，无异是为众人充权，最终建设一个没有戾气的世界。否则，以武制暴的实践上，最终增添戾气，以仇恨及去除对方的存在为己任，在说服大众参与抗争的过程中，将充满着无限挑战，甚至可能反噬自己的善良立心。
以武制暴与公民抗命，尽管有互通的勇者精神，但伞运过后，不少人都带有怀疑的问：雨伞运动不是见证公民抗命的无能与限制吗？香港未来的抗争之路，到底何去何从？
回顾雨伞运动，港人的公民抗命实际只是有限度实践。极权存在、小圈子选举存在、共产党霸权存在，从来都不是宪法赋予他们法定权力这般简单，而是当地人民愿意附和特权者，和政权合作，拒绝反抗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不平等结构，政权才有百般权力骄纵行事。特权者的权力，确实是由人民赋予的，因为人民与政权合作，方能让机制运作，从中分一杯羹。不少香港人的“常识”（即使是抗争者）：经济发展就是重要，发展需要稳定，稳定需要合作，合作方能让政权安逸管治，发展经济。社会中方方面面的日常运作如常，其实都是在和政权的高度合作。要反抗，就需要公民不合作。但伞运初期，即使警方发射87颗催泪弹，除了三区大马路被占领外，社会依然是高度运作如常，学生有限度罢课，议会运作如常，零碎罢工、罢市更无出现。高官没有跳槽、只有数名委员辞去公职、政府公务员、教师、纪律部队、市集、商户大家都是拒抗“坚抗合作”，不合作运动只能有限度展开，未能更大力地撼动政权。反过来看，这代表香港的抗争空间存在很多空间，才能有更颠覆性的发展，扳倒现在的不平等社会运作结构。当中对于“经济发展”此等看似常识，但实际如同社会禁忌的修辞，尤其需要大力思辩当中谎言所在。
回到社区去谈我们的城市
要在香港拓展下一步的反抗力量，除了抽象的谈香港与中国的权力之争，我们也必须回到社区去谈我们的城市。
要在香港拓展下一步的反抗力量，除了抽象的谈香港与中国的权力之争，我们也必须回到社区去谈我们的城市。因为香港就是由形形色色的社区组成，构成我们的香港。如果我们不能谈到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和社区、怎样突破社区政治被扼杀的局面，我们将继续只有郁闷封闭的屋苑、不允许创意公共活动的公园及街道、连锁店进驻的冷气商场及领汇街市、车胜于人及单车的街路设计、逐渐被连根拔起的社区商店、路铺、小贩、市集、艺术家、音乐人及花鸟虫树景。社区完全完拒绝社区公民参与，以致会出现区议会一亿元拨款兴建“不能避雨亭”，但长者、中年人、青年人依然没有一个让他们连结共享快乐的地方。区议会、业主立案法团与管理公司互相扯猫尾，市建局与地产商大行其道，历史文化大众故事消失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洪流中。
当社会种种层面我们都无法参与其中，但我们却视参与权被剥夺为等闲之事，此正正需要四方八面的权力重夺、反抗、拒绝合作，不是为了成为新一代霸权，而是要参与权打通、开放，归还给每一个公民。我们不能再容让我们无法决定城市的方向，以往城市被政权在九七前后都被单向定形为“国际金融城市”、“未来的纽伦港”、“亚洲国际都会”、“全球城市”、“珠三角巨型城市群”的功能城市，已令社区定位被海量游客及四方八面的投资者牵着走，反噬社区及城市应是当地人与他人共享的愉快社区及城市。我们需要民间草拟香港约章去重划香港未来的政治经济蓝图，向一个可持续的共生方向发展，重划中港的权力分配模式。同样我们需要在着力推行的《社区公民约章》，在地酝酿更有力的连结力量，革新社区政治文化，由共同参与去推动在地革新。“民主、参与、社区、公投、共生、尊重、城市、运动、选举、一国两制……”，都是命运自主的旗帜下我们不能回避的种种事项，需要港人共同奋力勾画及想像其未来。
如果革命过后，我们的城市运作逻辑依然如是，换上另一批霸权，这样的革命，是否彻底，又是否得其意义？
革命，并非暴力的专利。如果革命过后，我们的城市运作逻辑依然如是，换上另一批霸权，这样的革命，是否彻底，又是否得其意义？回过头来看，如果一年前的雨伞运动证明香港人可以勇敢、可以折射光辉、可以展现魄力和利己利人的怜悯慈悲之心，有谁能否定港人如此光荣一刻？这一刻展现的个性，确实是任何未来变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基础的精神和态度。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可能。如果如斯重要的基础被互相攻讦掩杀，无疑令人惋惜。这样的精神个性如确是如此珍贵重要，我们更是要予以肯定，在未来的民主路上予以发挥。肯定雨伞运动的光荣，方有肯定革命的基础。深切检讨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成就都无法肯定，难道未来可以建基在浮沙幻影之上？
（周永康，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