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陈健民在其文章《革命的诱惑》中指出，占中三子与双学，继而与“勇武派”有许多根本的分歧。似乎勇武派最大的问题是面对升级至革命的诱惑。而陈健民则认为“与专制的政权的斗争，必须因时制宜、有勇有谋”，“负责任的革命家应该有清楚的论述，才能引发深度的辩论，而非流于一种革命诱惑下的情绪”。观乎以上所论，我敢说占中三子所面对的，是“领袖的诱惑”。
似乎在社运中有两种身份，一是领袖，一是群众。这是一种权力关系。最基本的分野是，领袖有能力主导群众的行动；而群众则听命于领袖。但正如所有领袖与跟随者的关系，这种权力安排有一种生成的过程。即是说为什么群众要“听你支笛”（听从你的指示）？从陈健民所论可知，他自认为占领运动的领袖，但这种身份从何而来？是因为世袭吗？是因为贡献出资源吗？是因为选举吗？通通都不是，而是因为三子过去两年倡议占领中环。他们是作为占领行动的发起人，而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是领袖，皆因占领的群众认同他们的行动。这也是社会运动中的常态。社运领袖多没有经过体制化的授权，只由他们发起的行动有人响应就成为了领袖。
这可说是社运领袖权力的关键。你要做群众认为是对的事，你才可以主导群众，不然群众就会离开，或另起炉灶，跟随他们认可的领袖。陈健民以至三子的可笑之处是，他们自命为领袖，却不服从这种逻辑，以为可以“争取社会对占领行动的同情”，而少关注留守者的意向。如果你不顾及留守者，那注定群众会觉得被出卖，要引来怨恨，以至离开运动。这在雨伞运动期间，反映为“勇武派”更多聚集在旺角，远离三子的主场金钟。这在许多人眼中，就变成要瓦解运动。
占中三子没彻底占中的决心
但我同情地理解，三子不是要瓦解占领，而是如陈健民所言，他们对整个“占领”有很不同的想法。（或没有想法？）戴耀廷早说过，发起占中是为了增加与中央谈判的筹码，令中央让步，从而不占中而得民主。占中三子没有彻底占中的决心，没有想过真的要瘫痪中环或中止政府以至社会运作。陈健民在文章中指出“围堵行政机关将会为群众带来极高的风险”，或引来镇压或带来民主的两种可能性。而“这些问题显然未经过深入讨论，但勇武派却指摘三子和学生领袖软弱，却没提出勇武抗争如何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和避免上述可能的悲剧结果。”但这在笔者与很多参与者来说，这种讲法不啻是一个悖论。如果从一开始就认为围堵行政机关风险很高，那占中的风险就不高？而如果没有有效的行动威胁日常政府以至城市运作，与一般的游行何异？为何称占领？如何作为筹码令政府让步？ 如果占中三子自许“负责任的革命家应该有清楚的论述，才能引发深度的辩论，而非流于一种革命诱惑下的情绪”，则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下，却又发动占中，实不能说是称职。
有占中三子不称职，我们才能见到学联学民的作用。三子想像的占中没有发生，而没有双学，不会有9．28以后79日那种形式的占领。与三子不同，双学想的如何维系在场的群众，如何持续占领。他们十分了解自己作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走一步不对的棋，群众不了解、不接受，运动随时溃散，或被别的组织冒起，抢夺领袖光环。社运领袖不是传统世袭、不是计较资本参与比率、不是宪制民选。你没有办法取悦群众，就没有主导群众的能力，也当不成领袖。这一方面很民主，但更直接而言也很民粹。
这种民粹逻辑注定某种形式的领导不可能出现，正好是陈健民所想像那种“有责任感的领袖”。所谓“有责任感的领袖”一定是随时可以主导群众的领袖，可以为了群众安全，而拒绝群众升级情绪的领袖。但革命的情绪内在于群众，直接拒绝等于自绝于群众。想抗拒升级革命，又保持群众，就要有技巧地拖延。想抢夺领袖光环者，则不妨借之攻击领导层，从而提升自己对群众的号召力。
这样说将下去，就变成如何操弄民粹的权谋之述，但那不是笔者的用心。我反而要重提陈健民文章最后的结论，“负责任的革命家应该有清楚的论述，才能引发深度的辩论，而非流于一种革命诱惑下的情绪。”不过有一点补充，一点修正。
论述重要 亦须辅以行动意志
论述不等于理性空谈，而是实质地从理念到策略的讨论。
一点补充是，我们应该抗拒领袖与群众的二元。负责任的革命家，不应该是哪个领袖，而是所有意欲香港民主的同道。个人认为民粹逻辑并没有根本的问题，因为领袖的行动原本就应受限于群众，问题的开始乃在操弄。在民粹之中，所有人都是群众，所有人都可以是领袖。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看成是思考论述的领袖，然后是共同行动的群众。这才是对抗操弄的根本方法。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是我们一定要支持的，与其鼓励对派系领袖忠诚，不如鼓励对运动忠诚。我们随时准备质疑所有领袖的决定和论述。哪种领袖最可疑？一定是反对沟通论述的领袖。真心论述的参与者都希望多讨论沟通，以达成基于了解的共识。与许多勇武派所想的不同，论述非常重要。论述不等于理性空谈，而是实质地从理念到策略的讨论。如果勇武派诸君认为“以武制暴”是义所当为，自然可以讲出一套暴力理性革命的论述。提醒一点，论述必然要辅以行动的意志，否则群众早晚应为那是空中楼阁而离弃。
论述须能处理情绪
如果一种论述洋洋洒洒，头头是道，却没有处理情绪的能力，那也一定会自绝于群众。
要修正的是，革命的诱惑并不是一种与深度辩论对立的情绪。确切而言，情绪不可对抗，只可以处理。而如果一种论述洋洋洒洒，头头是道，却没有处理情绪的能力，那也一定会自绝于群众。事实上，一方面勇武派有激昂的革命情绪，而占中三子也不乏爱与和平的温情。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肯定一些情绪的同时，否定了另一些。引发深度辩论的论述，也必然引发深度的情绪。
最后提一点关于革命与否的问题。个人认为其实不是问题。能否成为一场革命，看的是群众的力量，而不是领袖的筹谋。古往今来，几多革命根本没有明确的领导而成就。如果了解民粹的逻辑就知道，最后将运动推向革命的主体不是领袖，而是有共识，进而集体行动的群众。革命是历史学家的事后孔明，而不是群众运动中的设想。与其说现下的讨论在关心革命，不如说是一种对暴力抗争的未知。但抗争的关键不在暴力与否，而在是否有效。暴力的问题，应该留给法学与主权论。
（李达宁，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学士、社会学系文学硕士，序言书室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