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10天。
9月29日，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将讨论大学副校长的任命事宜。纷扰了近10个月的副校风波会尘埃落定，还是掀起新的飓风骤浪？
港大法律学院自香港政改及“占领中环”运动以来一直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此前，香港大学遴选副校长，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为唯一候选人，却在是否获得任命的问题上搅动全城关注，各路政治力量介入，几成僵局。（见端传媒此前报导《左右港大棋局的12票》）陈文敏的任命被搁置，亦引发无尽的联想：只是单纯的人事审核？还是被左派报章批为“祸港”的港大法学院遭整肃？抑或更严重的，香港难保学术自由？
9月1日晚上7时，拥有16万毕业生会员的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自1911年建校以来头一次召开紧急会员大会，讨论港大校务委员会推迟委任副校长一事。
许多毕业多年的老校友都赶来了。
他们之中，有同于1973年毕业的港大旧生彭泓基与程翔。但是两人没有寒暄，也没有交谈。当晚，他们分属两个阵营：程翔所在的“港大校友关注组”（以下简称“关注组”）。以及彭泓基所代表的“支持十大院长声明校友组”（以下简称“校友组”）。
程翔与彭泓基都在副校事件上投入极大精力，鼓呼社会关注。他们都认为，这是“占中”的政治之火，延烧到了自己的母校之内，应该极力阻止。但是程翔看来，火自傲慢的天庭而下，彭泓基则认为，火自不听话的青年而起。
代表“校友组”发言的彭泓基，站在3400位不同年代毕业的同门前说：“Dear Fellow Alumni, this is a historical moment!（各位亲爱的校友，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当他说到 “Please unite to rid out all self-serving…”，时间用尽，麦克风自动静音，余下的发言瞬间被听众经久不息的喝倒采与嘘声盖过。他给端传媒记者发来演讲稿全文，未说完的句子是：“……political agenda which divide us and our society. We should not keep our silence!（接前：请团结起来剔除所有自利的政治议程，它们已经撕裂了我们和社会，我们不该继续保持沉默！）”
当晚有超过3402位毕业生到场投票，加上接近6000张无法到场的校友的提前授权票，共9298张选票，决定了6项动议。
其中，彭泓基代表的校友组动议得票不足两成，遭到否决。其动议内容正如其组名，是支持港大十大院长于7月30日发出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包括呼吁尊重“学术自由及院校自主”，以及对“扰乱7月28日校务委员会会议的行为”深表不安。
而程翔所在的“关注组”，提出的5项动议都得到超过8成票数，全部通过，包括赞成香港大学应在30天内确认副校任命，以及赞成取消特首出任港大校监。程翔事后于《信报》撰文说，“投票结果，证明校友们不笨！”
昔日同窗 今日对峙
当你看到别人要跪玻璃、无端被人打的时候，一有机会走也一样会走。
政治硝烟之中，兵戎相见的，原是昔日同窗。今日的花甲长者，已有逾40年的交情。
1949年出生在广东潮州的程翔，5、6岁时随家人来到香港，就住在港大地处的西环，“我家属于共产党划分下的小资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没有地主、富农那么严重，但当你看到别人要跪玻璃、无端被人打的时候，一有机会走也一样会走”。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因为怕共产党才逃来香港，所以香港有反共、恐共的传统很正常。
彭泓基的祖上，则是广东番禺的大家族。爷爷是买办，家境殷实，1949年中共建国前被抄了家，彭氏遂举族南奔，逃到香港时一穷二白，容身在石硖尾山边自建的木屋，1950年彭便出生于此。“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因为怕共产党才逃来香港，所以香港有反共、恐共的传统很正常。”他说。
二人都在年轻时崭露头角。1969年，就读传统名校圣保罗书院的程翔，被选为首席领袖生；而于另一所传统名校拔萃男书院求学的彭泓基，则当上了中乐团的团长，带领乐团屡获佳绩。两人同于1970年考进香港大学，当时非同龄人中品学兼优之佼佼者难入其门。
彭泓基进了理学院双主修化学与植物学，程翔则进入了社会科学院，选读地理和经济。忆起近半世纪前的青葱岁月，程翔说： “我和彭在大学时已经认识，虽然学院不同，但有很多活动都会互相碰到”。不过离开校园后，二人的人生轨迹渐行渐远。
左报的左仔 一夕梦幻灭
程翔中五时，已通读梁启超《饮冰室全集》，自认“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培育了一种对国家的情怀”。大学选专业时，他特意选择了中国最紧缺的地理和经济知识，“为了让自己有足够的知识来投身中国建设事业”。
大学毕业次年，程翔追随梁启超的步伐，加入媒体。那是1974年，香港媒体势力纷繁，亲大陆、亲台湾、亲欧美，各有山头，他加入的《文汇报》是由中共管辖的左报。600多元的工资，是港大毕业生薪酬市价的三分之一，但他不在乎，“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认识中国的机会和空间。而且《文汇报》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党组织，等于一个细胞，我从它就可以看到整个共产党的运作”。
理解中共运作的逻辑，正是程翔毕生关注。今年8月3日，港大学生闯进会议室打断校委会开会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高调“劝退”陈文敏，程翔紧接着于11日在《明报》撰文判断：“从一开始阻扰陈文敏出任校长的正是中共……这次香港大学出现百年来仅见的危机，明显是有政治背景，事件的本质是北京对『占中』的秋后算帐”。
不过当年的程翔，仍对共产党充满期待。1980年，他本在荷兰进修，突然接到通知，当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亲自批准他任《文汇报》驻京记者，他马上从荷兰赶赴北京。
立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都很开放，有锐意改革的气氛，看到中共似乎正在洗心革面，我就静待她自己改革。
整个80年代，程翔跑了全国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县，常出席中央一级领导人举办的国宴，“见了很多高官，包括王震、陈云、胡乔木（皆为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有一次，他甚至得意地对妻子说：“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都吃得腻了。”
“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都很开放，有锐意改革的气氛，看到中共似乎正在洗心革面，我就静待她自己改革。”程翔回忆说。他同为《文汇报》记者的太太，亦在国内跟随他一起工作。
1984年，《联合声明》签署，确定香港主权将于97年由英国交还中国，那年10月1日国庆日，程翔和太太正在天安门参加建国35周年的阅兵。照片上的两人，笑容灿烂。
但5年之后，他的理想在天安门广场上破碎了。1989年，程翔在北京采访天安门学运：“我所见的学生都是自发前来，学生领袖都是民族精英。”那年，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香港有过百万人上街游行。6月4日，军人枪响，坦克轰鸣，震碎了包括程翔在内的许多香港人对共产党的期许。程翔夫妇无法接受报馆与下令清场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二人遂与一大批员工辞职，离开了《文汇报》。
虽然我对中国的看法一直都没变，但六四令我对中共能够自我改良再没有期待。
一个离开左报的“左仔（当时港人对亲中、亲共人士的称呼）”，梦想楼阁一夜倾塌。“虽然我对中国的看法一直都没变，但六四令我对中共能够自我改良再没有期待。”程翔说。
尔后的90年代，程翔很不顺利，试过创办《当代》杂志和“中国资讯服务公司”，但都无以为继，“我不是做生意的料，杂志一直入不敷支，办公司也不成功，唯有面对现实令其倒闭。倒闭后就要找工作。”刚巧1996年新加坡《海峡时报》来港招人，程翔应征获录，1998年被派驻台湾，专注两岸新闻。千禧年陈水扁胜选总统后，他回到香港，“以香港为基地看整个大中华”，直到2005年。
殖民地精英，出走与回流
与程翔不同，彭泓基的1989年是在北美度过的。
1973年毕业从港大理学院毕业后，他转读中大MBA，学成后进入商界闯荡，认准了销售和市场这个行当，在多个行业游刃，例如科学仪器、医药、办公室仪器等，并且担任了香港市务学会首任华人主席。
虽然在香港的事业如日中天，但香港回归已成定局后，他仍选择去国，移居加拿大。
“那时候是我太太很想去，因为很怕，那个年代没办法，中国共产党实在很多问题。”到了加国他却感到受尽种族歧视，难向上爬。“刚好那时港英政府推“玫瑰园计划”（以新香港国际机场为核心的十项工程），机会大増，我就在90年代初选择回流。”
如果当年学生早些退场，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为何不退？因为外面的人给了很多钱支持他们……外界的介入弄死中国。
回望六四，彭宏基持另一看法：“如果当年学生早些退场，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为何不退？因为外面的人给了很多钱支持他们……外界的介入弄死中国。”
回港后的彭泓基，加入雷射电脑，专门负责中国的市场推广。他形容那是自己最骄傲的商业成就——只身一人闯荡神州大地，办公室一间接一间开了十几间，公司也从几十人发展到千余人，成为全港最大的入口代理商，经手的牌子包括IBM，HP，Intel，Microsoft等国际知名品牌。
他同时在《经济日报》写专栏，观点获得时任中央政策组全职成员、恒生银行高层黄建群的欣赏，在一个午餐会上相谈甚欢，便应其邀加入了中策组。
1997年，香港依照《中英联合声明》回归中国，彭泓基也进入人生分水岭。中策组换血，雷射电脑的合伙人也因为对香港未来缺乏信心感而转手卖出，彭泓基完成三年合约便离开公司。
香港人对西方的价值观比较了解，但港式思维根本无法明白大陆想什么，这就是文化差异
千禧年后，他决意离开商海浮沉，投资了一些房产，便开始退休生活。退休后，他成立了中华智慧管理学会，“我在大陆做生意很多年，看了很多大陆的事情，好的不好的，发现香港人对西方的价值观比较了解，但港式思维根本无法明白大陆想什么，这就是文化差异。”
体悟到这一点，彭泓基将中国哲学结合管理学，建构“六慧管理法”，在各大院校商学院任教MBA时传授给学生，尤其受中国来的MBA学生认同，“香港人始终有点排中，觉得中国的东西不重要。”学过彭氏管理的学生，常常请他去国内讲学。
今年8月11日，甫由沪返港的彭泓基，见到程翔发表在《明报》的文章，不禁慨叹：“（程翔）把港大风云，提升到政治斗争的层面……（香港人）因为追求一些并无共识的正义和理想，而逐渐破坏那整整数代人艰辛经营的成果，使东方之珠黯然失色，那是何等的令人悲痛！”随即提笔回应，二人在报章舌战，往返三个回合。
程翔在回应“彭泓基兄”的文章中，亦难掩唏嘘：“我和彭兄认识多年，彼此的政治立场很不同。在个人层面上，这些不同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想不到今次在捍卫香港大学院校自主、学术自由问题上，我们40年来第一次要正面交锋。”
而9月1日的毕业生议会前，彭又以《与程翔兄再论“正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题再撰文，其中提及：“回想年前程翔兄不幸锒铛入狱，相识多年，衷心钦佩他的‘忠肝义胆’，是一位致志坚持自己信念的‘民主斗士’。当时我是‘程翔关注组’的成员，大家为了正义，四处奔走，努力营救，终脱囹圄。”
牢里牢外 沧海桑田
时空回到2005年，彭泓基已在颐养天年，同样踏入知天命年纪的程翔，却遭遇一劫。
2005年4月21日，他到深圳联系一本关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书稿，次日准备出境回港时遭到截留，并被控出卖国家机密的间谍罪而入狱。之后程翔经历了长达1020天的牢狱之灾。
期间，他昔日的同窗好友，也组织了“程翔事件关注组”，四处奔走，为其伸冤。程翔回忆说：“常常开会的十几人中，也有彭泓基”。港区人大、政协在内的香港各界亦纷纷声援。程翔被补两个月后，“一群关心程翔先生的香港大学校友”登报向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致公开函件，彭泓基亦在联署名单中。
直到3年后的2008年除夕，程翔才获假释得以回到香港家人身边。返港时，港大毕业同学会32周年晚宴上，一众校友为他接风洗尘，彭泓基也在其列。
我从切身的经历中，看到香港弥足珍贵的核心价值，而这些价值是需要我们去捍卫、弘扬的。
在这场晚宴上，程翔分享自己的狱中思考。“我从切身的经历中，看到香港弥足珍贵的核心价值，而这些价值是需要我们去捍卫、弘扬的”，他说的核心价值，包括“法治精神、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
而认为“市场在北边、出路在中国”的生意人彭泓基则说，“西方重人权，但中国重人伦。中国社会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直接生搬硬套西方的制度会水土不服”。
你坐北京的话，香港算什么？一个小城市而已，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扔。
“伦”是一种分类，人与人处在相对的关系中，应当各安其位，中港亦如是。“你坐北京的话，香港算什么？一个小城市而已，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扔。”彭补充道。
两人的分歧从六四延续至今20多年，从未改变。彭泓基认为，六四之后的20几年，香港每年去维园，“令大家增强仇恨、鼓励仇恨”，如此，“社会上的怨气不就越来越多，不就出现了占中？”程翔则不悔，在他看来，每年的维园烛光，正是香港人爱国情怀的表现：“在六四后，我们从未忘记这一场灾难，也坚持支联会的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如果我们不是对国家充满激情，这个口号如何能坚持26年？”
最后一餐 分道扬镳
转眼间，沧海变了桑田。
与新中国同龄、一生爱国无悔的程翔，短裤凉鞋，发白而眉黑；在华夏大地打下家业、钟情中华哲学的彭泓基，西装革履，眉雪而发墨。
两人同样出生在逃港的路上，成为港英时代的精英，在殖民地的最高学府成为人中之龙。程翔曾为国族复兴狂热，又体验过理想的幻灭，当过座上宾，也坐过千日牢。而彭泓基为了稳定生活出走，又为了优渥发展回来，趁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飞黄腾达。半个世纪后再相遇，同袍割席，两人站在香港，却以截然不同的视角北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程翔问记者：“是否两人一起（受访）? 这样只会又开战了！”他2014年已正式退休，但却没有闲下来，“退休没多久就占中，占中刚结束就打港大（副校事件）”。
而彭泓基则说：“占中刚开始，我就发邮件给程翔，劝他不要这样搞。但他不听。”已经退休十余年的彭泓基说，自己做完该做的，讲完该讲的，便会“退隐山林”。他的“山林”，位处广东中山。“我现在大部分时候都在中山，我在那里有很华丽的别墅，摆了上万册书籍，闲时就读书、习武，不问世事”。
他们都记得，两人最后一次同桌吃饭是在8月4日。那一天，彭泓基看见程翔所在的“关注组”已经递交动议，“我不能让港大只有对方一把声音”。于是，彭泓基便组织了“支持十大院长声明”校友组，登报声明，也递交动议。程翔回忆当天，知道对垒不可避免，也觉无奈。
9月1日深夜那一场交手之后，两人至今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