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警方在其警队历史网址中有关1967年左派暴动的部分作了一些删改。虽然这些动作不是秘密，但却是低调进行，警方尝试不动声色、默默地干，有如龙潜虎伏。不过，由于删改的内容实在太突兀了，所反映和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引起各界关注，可见，警方此举所起的作用，只是欲盖弥彰，适得其反。
平情而论，1967年左派暴动的成因复杂，既有港英政府的高压原因，也有以新华社香港分社为主的驻港共产党领导胡乱激化矛盾的原因，又有北京官员误判形势，胡乱发号司令而引起刺激作用的原因。这也就是我经常说的“三把火”的比喻：港英、港共、北京，这三把火不断在烧，把镬浇得通红，而香港的传统左派就是火上的一只镬，在镬上任由煎熬的则是全港市民。
面对这些历史，香港警方仍罔顾史实地篡改。警方的删改包括：把当年左派与港英政府斗争的“斗委会”、恐怖主义行动，以及有左派学校的人制造炸弹等事实删去，然后轻描淡写地、聊备一格地进行简述。此外，当年在沙头角禁区发生的开枪射杀事件，警方也刻意淡化，把向香港境内开枪射杀五名香港警察的“共产党民兵”，修改为“内地枪手”，仿佛把官方背景的武装力量变成电影中“收钱办事的杀手”。（其他删改详情请参阅有关新闻）
为什么警方要在这个时候作出上述删改？
我想，既有大环境的宏观因素，也有小环境的微观因素。
所谓大环境，乃指近年来的北京治港政策和梁振英政府的手法均不断左倾，从他们不理民情而大力推动片面的“国民教育”，到对《基本法》进行扭曲解释，以至在政制上不断脱离民情地一意孤行，可见官方正努力“为我所用”地利用历史来为眼前的政治需要服务。警方作为港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寻求一致，早已不是奇怪的事。
所谓小环境，乃指近年来有一些当年“六七暴动”的参与者感到“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不断有所行动，希望北京和港府能为他们的遭遇平反。用今天的标准看，在这些人士中，确有一些是在争取言论和公民自由时无辜被捕、被判入狱，至今仍背负刑事纪录的；但也有一些曾参与暴力行动，并造成对民众的伤害。不同人士的经历，应该细致分析。
面对上述人士的要求，北京和港府心知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当年北京和驻在香港的共产党官员在背后操控其事，才导致左派头脑发热，演变为“六七暴动”，正是崩口人忌崩口碗。但如果对上述左派群众的诉求置诸不理，又会形成内部不满。所以，港府在回归后尝试找机会对传统左派进行安抚，例如向当年的“斗委会”主任杨光颁发大紫荆勋章，邀请当年的“YP仔”（Young Prisoner，即青少年犯）出席官方的统战活动等，以作安抚慰解。如今，警方删改“左派暴动”的历史，客观效果也有同一个目的。
不过，警方此举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这反映了大陆那一套胡乱扭曲历史、一切要为政治服务的歪风已吹遍全港，如今更吹入警队之中。把这些实例跟最近北京扭曲抗日战争的历史（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放在一起，更可见在政权眼中，历史是多么脆弱的。
左倾思潮或会扩大
此外，警方淡化“六七暴动”的行动属于警方自己的行动，但与近期北京和港府的一些动作放在一起考量，就会发觉他们早已有所默契的。例如，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认为“行政长官享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相信他在宣读这番理论之前，也预期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反弹，但他还是照本宣科，可见早有预备的了。此外，北京对李嘉诚的批判，也是近年少见的。在在反映，已有一种左倾的思潮主导着北京的施政方向，而这种方向又驾驭着梁振英政府，从而转化到香港其他领域，包括警方在内。也许，这种左倾的趋势还会持续一段颇长的时候，甚至还会扩大。
不过，即使官方和传统左派不断强调当年的“六七事件”只是“反英抗暴”，而且“先有港英政府的『暴』，才能左派群众的『动』”，但市民总不是这样看，而是认为北京和港共在背后的推动，才是造成伤亡惨重、神憎鬼厌的原因。
再看深一层，警方这样做，其目的是追求政治正确，配合北京和港府的一贯正确，包括在历史事件上的正当性、正义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实际的效果却是，警方刻意淡化了“六七暴动”对全社会的伤害，掩盖了整个事件的核心事实，只会令后代更加不能掌握历史的真实，更不能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最后只会埋下重蹈覆辙的祸根。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职驻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