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警方在其警隊歷史網址中有關1967年左派暴動的部分作了一些刪改。雖然這些動作不是秘密,但卻是低調進行,警方嘗試不動聲色、默默地幹,有如龍潛虎伏。不過,由於刪改的內容實在太突兀了,所反映和暴露出來的問題更引起各界關注,可見,警方此舉所起的作用,只是欲蓋彌彰,適得其反。
平情而論,1967年左派暴動的成因複雜,既有港英政府的高壓原因,也有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主的駐港共產黨領導胡亂激化矛盾的原因,又有北京官員誤判形勢,胡亂發號司令而引起刺激作用的原因。這也就是我經常說的「三把火」的比喻:港英、港共、北京,這三把火不斷在燒,把鑊澆得通紅,而香港的傳統左派就是火上的一隻鑊,在鑊上任由煎熬的則是全港市民。
面對這些歷史,香港警方仍罔顧史實地篡改。警方的刪改包括:把當年左派與港英政府鬥爭的「鬥委會」、恐怖主義行動,以及有左派學校的人製造炸彈等事實刪去,然後輕描淡寫地、聊備一格地進行簡述。此外,當年在沙頭角禁區發生的開槍射殺事件,警方也刻意淡化,把向香港境內開槍射殺五名香港警察的「共產黨民兵」,修改為「內地槍手」,彷彿把官方背景的武裝力量變成電影中「收錢辦事的殺手」。(其他刪改詳情請參閱有關新聞)
為什麼警方要在這個時候作出上述刪改?
我想,既有大環境的宏觀因素,也有小環境的微觀因素。
所謂大環境,乃指近年來的北京治港政策和梁振英政府的手法均不斷左傾,從他們不理民情而大力推動片面的「國民教育」,到對《基本法》進行扭曲解釋,以至在政制上不斷脫離民情地一意孤行,可見官方正努力「為我所用」地利用歷史來為眼前的政治需要服務。警方作為港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上尋求一致,早已不是奇怪的事。
所謂小環境,乃指近年來有一些當年「六七暴動」的參與者感到「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不斷有所行動,希望北京和港府能為他們的遭遇平反。用今天的標準看,在這些人士中,確有一些是在爭取言論和公民自由時無辜被捕、被判入獄,至今仍背負刑事紀錄的;但也有一些曾參與暴力行動,並造成對民眾的傷害。不同人士的經歷,應該細緻分析。
面對上述人士的要求,北京和港府心知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要求,因為當年北京和駐在香港的共產黨官員在背後操控其事,才導致左派頭腦發熱,演變為「六七暴動」,正是崩口人忌崩口碗。但如果對上述左派群眾的訴求置諸不理,又會形成內部不滿。所以,港府在回歸後嘗試找機會對傳統左派進行安撫,例如向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邀請當年的「YP仔」(Young Prisoner,即青少年犯)出席官方的統戰活動等,以作安撫慰解。如今,警方刪改「左派暴動」的歷史,客觀效果也有同一個目的。
不過,警方此舉暴露了很多問題。例如,這反映了大陸那一套胡亂扭曲歷史、一切要為政治服務的歪風已吹遍全港,如今更吹入警隊之中。把這些實例跟最近北京扭曲抗日戰爭的歷史(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放在一起,更可見在政權眼中,歷史是多麼脆弱的。
左傾思潮或會擴大
此外,警方淡化「六七暴動」的行動屬於警方自己的行動,但與近期北京和港府的一些動作放在一起考量,就會發覺他們早已有所默契的。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認為「行政長官享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相信他在宣讀這番理論之前,也預期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反彈,但他還是照本宣科,可見早有預備的了。此外,北京對李嘉誠的批判,也是近年少見的。在在反映,已有一種左傾的思潮主導着北京的施政方向,而這種方向又駕馭着梁振英政府,從而轉化到香港其他領域,包括警方在內。也許,這種左傾的趨勢還會持續一段頗長的時候,甚至還會擴大。
不過,即使官方和傳統左派不斷強調當年的「六七事件」只是「反英抗暴」,而且「先有港英政府的『暴』,才能左派群眾的『動』」,但市民總不是這樣看,而是認為北京和港共在背後的推動,才是造成傷亡慘重、神憎鬼厭的原因。
再看深一層,警方這樣做,其目的是追求政治正確,配合北京和港府的一貫正確,包括在歷史事件上的正當性、正義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實際的效果卻是,警方刻意淡化了「六七暴動」對全社會的傷害,掩蓋了整個事件的核心事實,只會令後代更加不能掌握歷史的真實,更不能從慘痛的歷史教訓中汲取經驗,最後只會埋下重蹈覆轍的禍根。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職駐北京記者)
整体政策还是右倾的,中共现在很亲商,看看建制派组成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