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拆去大台的「諸眾」能主導社運嗎?──讀《帝國》作者新書Assembly
作為當代社運最具影響力的觀察者、記錄者與理論提煉者,哈特與奈格里的這本新書無疑值得我們關注。他們的著作藴含着哪些富有啟示的洞見,同時又暴露出怎樣的缺失?
作為當代社運最具影響力的觀察者、記錄者與理論提煉者,哈特與奈格里的這本新書無疑值得我們關注。他們的著作藴含着哪些富有啟示的洞見,同時又暴露出怎樣的缺失?
2017年的反性侵運動重新定義了社會對待女性的標準: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可容忍的。歷史上每一次女性主義運動的進展都遭遇了反彈,但「時代精神」正在發生改變,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發新的反思和勇氣,開啟下一次運動的再出發。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時刻。但在一些結構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制約下,這個晦暗時刻更可能是漫漫長夜前的黃昏,而不是黎明將至的預兆。
所謂「絕望政治」,就是在絕望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怎樣作政治實踐。因為希望本身和政治行動之間存在必然關係,我們去參與政治、投票、參選,總是希望行動會帶來改變,但如果我們明知沒有希望,甚至絕望,又有什麼可以驅使我們去行動呢?
如果當前的政治極化難以緩和甚至不斷惡化,有可能突破現存政體能夠吸收和容納的有效範圍,那麼「自由民主體制的危機」就不再是危言聳聽的修辭。就此而言,政治極化是西方政治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
我對從學術上指出中國施派的各種誤讀和濫用已經不抱任何激情,因為正如我在《施派的危險性,以及知識分子的限度》一文中說到,中國施派是一群不惜扭曲一切學術理論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縱橫家」。
因為社交媒體宣傳行動的成本很低,一些論者批評這種行動為懶人行動主義。批評者擔心人們會以這種足不出戶就能做到的行動取代更具體的行動。
既不是1930年代的德國,也不是1980年代的蘇聯,中國給全球化時代的民主國家帶來了新問題,而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共不同於民主制度、也不同於一般威權制度的獨特統治術:創立正式制度,然後操控它,透過改變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
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來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麼?如果說,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國家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創造就業」,那麼面對21世紀的未來,尤其在先進國家,主要任務可能變成「維持低就業」。
為什麼外來人口的住房條件會這麼差?難道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己的住所變得更安全些嗎?事實是,他們不但想過,而且動手做過。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設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擊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