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觀:離開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誰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難的時候,對方可以多陪伴和關心?可是那一條付出的界線在哪裏呢?我多希望以前課本有教,何時要廝守、何時要放手,才是社會上的道德共識?
誰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難的時候,對方可以多陪伴和關心?可是那一條付出的界線在哪裏呢?我多希望以前課本有教,何時要廝守、何時要放手,才是社會上的道德共識?
7月30日當天,長榮航空第一時間為無足夠空服員調派必須取消航班而致歉。這樣看起來謙卑恭謹的態度,卻反映着背後企業父權而自大的心態……
有時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顧我,帶給我許多溫暖和情意;有時,則感覺到家人對於我的存在很無奈,甚至帶點怨氣和敵意,讓他們犧牲、操勞與被牽絆。長期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卻又害怕被放棄。
解嚴30週年前夕,我們和德國「戒嚴台灣文學選集」編者Thilo Diefenbach(蔣永學)談了談。他說:「這世上少有比台灣遭遇更大外在威脅的民主國家」。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任職警總軍法處,我曾擔任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主任軍法官,督導過看守所,以及所有軍事犯、叛亂犯業務。被關押的軍事犯、叛亂犯,很多都極具才華,人才濟濟……但我不認為當年有冤假錯案,只有『不當』審判。」
我並不認為父親是死於白色恐怖。我父親的死,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這個悲劇發生的當下,台灣其實已經解嚴了。所以,台灣並不是因為解嚴,一夜之間就變得開放、進步、自由的。我們對自由的追求,應該要持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