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一名傘後遺民?廖韜和她的「六點」自救行動
但世上有無賭徒能「綽綽有餘」,即是無論輸贏都知道「沒什麼不好」?綽綽有餘是《武士道》對勇氣的註解,說的是「毫無顧慮、雜念,還有可容納更多的心胸」⋯⋯
但世上有無賭徒能「綽綽有餘」,即是無論輸贏都知道「沒什麼不好」?綽綽有餘是《武士道》對勇氣的註解,說的是「毫無顧慮、雜念,還有可容納更多的心胸」⋯⋯
「以前研究香港法治,不會將香港法庭放在一個威權社會之下,但那一刻我如夢初醒,原來我們已進入威權時代,香港法院可能失守,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
佳士事件顯示,工會改革的基本矛盾並沒有改變:全總有組織工人的行政壓力,但是又有政治上的考慮,以至不能支持真正維護權益的工人成為基層工會的領袖。但是佳士事件也顯示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現了新的發展,即階級鬥爭的主體出現了變化。
六十年代的香港抗爭文化本來就跟中國的政治狀況和毛主義的傳播息息相關,簡單地把中國跟香港二分,或是把共產黨看成是年輕人的思想荼毒和控制者,我覺得對當時的參與者和這段歷史都不一定公允。
六七暴動後,成文法把暴動罪最高刑罰大大提高至十年,就算以簡易程序治罪,最高刑罰也由兩年提高至五年,因此才有我們今天如此誇張的判刑對比,不是當時司法機關輕判,而是立法機關後來把那把尺推高了很多。
可以這樣說,高度參與雨傘運動的年輕人在傘運後因為各種原因,都比以前更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但其實他們並不指望政治參與可以對現時的政治制度產生實質影響,也對政治人物不抱很大信任或期望。
法式示威自19世紀末誕生,歷經百年,終於走到了盡頭。雖然示威數量眾多、訴求不一,卻只不過是危機表徵而已。法式示威曾經獨具特色,如今卻越來越泯然於諸國,而它所遭受的危機,也正是民族-國家和政治代議制所遭受的同樣危機。
1990年代像是士大夫精神的延續,知識分子渴望遊走廟堂,尋找「報國」的機會。2000年代的北大校園,成功地把士大夫變成了中產青年。而到了2018年,則是另一個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