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白信:北京切除的,是威脅政治安全的新流民階級
早在2014年2月習近平第一次視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來, 由最高長官意志確定了北京市2300萬的人口容積上限。自此,清理「多餘人口」就成為北京市先後兩屆政府的首要任務。
早在2014年2月習近平第一次視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來, 由最高長官意志確定了北京市2300萬的人口容積上限。自此,清理「多餘人口」就成為北京市先後兩屆政府的首要任務。
「低端人口」一詞不僅早已出現,且在近十年間,大量地引用於政府的公開文件中,16年至今,各區政府針對「低端人口」,開始使用退出、控制、置換、擠壓等詞語。
在俄羅斯,政治競爭非但無法消除裙帶資本主義,反而讓裙帶資本主義消滅了地方選舉制度;只有像普京這樣老練的政客才知道,人民對政治骯髒的普遍厭惡,正是鋪向威權統治的紅毯。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是對「人生來自由平等」的觀念不但陌生、且懷疑和嘲弄的社會。
我的看法是,江歌案中的洶湧民意沒有必要去批判,那是人們樸素感情的表達;真正讓人感覺不適的是,這些感情被一些精明人轉化成了注意力經濟中的一環。
金融化的社會需要大眾成為投資者,所以它需要通過各種論述和文化實踐來建構一個懂得投資的「模範市民」主體。而要建構這個論述和形象,媒體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視。
當前台灣的轉型正義,面臨了若干實踐上的困境。而這些困境的存在,則正凸顯出轉型正義與憲法改革的緊密關聯,以及台灣將轉型正義的價值納入憲法當中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