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6月4號晚，學生在維園的悼念舞台上燒毀基本法，要求修憲，引來社會討論，不少學者以至議員口誅筆伐，少見支持的聲音，甚至後來也少見學生們的自辯。
基本法要重新制定！倘若把基本法當作是神聖的東西，處處拿基本法作為民主奮鬥的依據，那同樣是有害的誤導。我們的基本方向是要求民主重訂基本法，而不是連民主奮鬥也要按基本法辦事，也反對按基本法規定的程序要求修改基本法。
這段話並不是來自學生的口中，而且，這並不是今天的評論。這是來自1997年一本叫《先驅》的民間獨立時政雜誌，文章題為《重訂基本法的X個理由》，作者叫區龍宇。
作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他的主張長期都被譏笑與諷刺，當年任何人若被懷疑是托派，就會被疏遠。我問他如果現在回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的青春歲月，會怎樣評價所經歷的一切一切？
「窮孩子」既無法從父母處獲得足夠支持，也無法向公共機構求助，與「富孩子」之間的鴻溝難免演變得更加不可逾越。
汶川地震，是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以最大規模交集的歷史時刻。這是感動模式起死回生、問責模式轉向衰落的標誌，兩種模式交錯、較量，埋下了許多伏筆。
思索香港的第一步，是先替香港把脈，筆者的結論是香港管治已經出現一個全面倒退，正面臨瓦解的局面。
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或許是獨裁政治最肥沃的土壤，大漢民族主義讓獨裁政府成為少數民族唯一可以相信的保護者。而這個政府遇到危機的那一日，人們很可能會把少數民族看作是支持威權的罪魁禍首。
左翼自由主義不僅能提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說理」的方式來推行自己的主張，這是大陸新儒家所不樂意或者不擅長的。
印第安人花了500年，仍未成功進入主流世界。或者，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進入全球化視野中。大涼山可能也很難。 但是，何嘗不像馬科斯說的那樣，「追求一個不同的世界？」
來自公民社會的要求與壓力勢必要更強更大，台灣才有可能改變政治遭壟斷、權力被濫用的局面。
對那些類似天津爆炸區生活的居民而言，國家的規劃環評不起作用，法律規定的項目環評流於形式。
大規模突發性工業災害的頻發，不僅改變了傳統自然災害在被去政治化的維穩政治框架，也可能突破維穩政治的控制能力。
站在乘客立場，政府不斷呼籲「白牌車」沒有安全保障，也是極為不切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