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着堅持六四真相推動民主，其實是主動對抗北京的歷史觀和社會觀，正正與今日香港反干預、堅守自主的方向並行無悖。
富人以高爾夫為消遣，窮人靠成為高爾夫職業球手實現「中國夢」。
除去雞湯和濫情，我們如何看待楊絳夫婦和他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處境？蓋棺定論，又需不需要強調公共性和歷史性？
數年前開始倡議六四本土化，今年就有人開始想完全放棄悼念六四。這不禁令人思疑，六四之於本土派，到底有什麼意義？
美國宣布解除對越武器禁運，對地區形勢的影響，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對這「為何服從」的問題，北京和港人認知上有極大落差，因為港人從來就不認為服從為無條件的事。
一個完全「台灣文化菁英」思維下衍生成的經驗，能夠輸植到波譎雲詭的中國市場嗎？
口語化，引經據典，「新常態」的領袖話語，顯然在模仿過去，但又大為不同。
中產階級在板結社會中開拓屬於自己的空間，這是《歡樂頌》走紅背後的時代命題。
每逢有文藝空間來臨一個地區，都會帶來士紳化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