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訴周博賢，「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潛藏社會，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發起行動自救，拓展空間，爭取資源。
蔡英文團隊對資通電軍的論述，讓外界產生只是「網軍」或「駭客部隊」的印象，忽略還有...…
如今的「啟蒙教育」，尤其是「未表情願就是強姦」的「新知識」，是否就百利無一害？
女權主義的力量來自於不斷自我反思、不斷自我批判，將更豐富、更多樣的議題付諸更具備創意的行動。
如果這個龐大的機器不改變其運作法則，局部的改進是否於事無補？或者，像行動者願意相信的那樣，眾多局部的些微改善，終將推動時代變革的巨輪？
菲國人民在逐漸走向世界的同時，又是否不再對自身土地與文化感到熟悉？新總統與處於陣痛期的菲國教育體制，顯然要面臨更多挑戰。
迷信「成效」，已成為本土派抗爭行動的緊箍咒。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在如此政權面前，抗爭要取得實際成果，絕非易事。
將武器管控流程由不同層級專人分管的設計，不見得能有效降低風險。
今年最大的分別不是人數，而是七一遊行重新回到起初的政治性活動。
美斯的情況，與1966年球王比利退出巴西國家隊的背景頗為相似……
考量情勢的敏感性，和台灣海峽軍事活動和軍事設施的密度，兩岸實在有必要思考建立意外情形通報機制，以避免誤判與誤會。
面對表面上雷厲風行的黨建活動，跟緊腳步，「多說少做」，或許才是基層幹部們最有效的通關法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