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與洪秀柱回溯蔣經國的「那個美好年代」，忽視了台灣社會的巨大變遷，難以獲得中間選民與青年世代的認同。
若果單以做個案作為標榜，我們不禁要問，立法會議員的使命是否不僅如此，若果可以，是否應超越處理問題糾紛的層次？
香港的檔案事業似乎真的是出於歷史的偶然，任何的改革 也是「無心插柳」的，沒有長遠的目標，先天就有缺陷。
能否終結各種類似口炮黨與改良黨之間的爭論，取決於人們對當下及未來社會與社會行動的全新想象。
作為議會多數的建制派，支持哪位主席候選人，到最後主席位置花落誰家，或多或少會折射出中央對香港政局的態度。
後極權統治和消費主義結合，把人們引入一個「天鵝絨監獄」：這裏有冰箱彩電汽車，安逸舒適，但是沒有政治自由，沒有真正的多元和差異。
10月2日，和平協議將交由哥倫比亞人民表決，有望終結這場持續52年，西半球最後的一場內戰。
雨傘運動後提出的傘落社區深耕細作，經歷兩次選舉洗禮後，卻讓過往一直默默耕耘的社區組織陷入憂鬱當中。
雨傘運動顯示政黨本身也能變成不民主的權力──至少公眾有這樣的觀感。
過去的遊戲規則被打破，過去的資產變負債；在這麼大的變局中，民主社會裏的人，不能光想依賴自己選出來的政治人物解決所有問題。
為什麼中國經濟學家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在進行這些常識性的基礎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