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從「重慶模式」到強國心態——習時代的「消極革命」如何重塑中國政治
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權」和「新自由主義」,但卻不能說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慶模式」所賜,現體制已經靈活掌握了眾多「再政治化」的動員技術。
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權」和「新自由主義」,但卻不能說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慶模式」所賜,現體制已經靈活掌握了眾多「再政治化」的動員技術。
近一個月來,雖然台灣人也熱中討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振興措施與罷免韓國瑜等話題,香港國安法議題與六四週年活動仍是網路關注與討論的熱點。
將 Nation State 思想篡改為「國族話語中的民族國家論」的直接目的,在於證明打造「國族」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官方黨史記敘中的史實通常都是準確的,但會通過刻意篩選或是遺漏信息而扭曲歷史。如果你與中國普通民眾談論歷史,他們所知道的史實通常都是準確的,但只是極度地片面。 」
在發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能動性的病毒之間,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哈維在他的評論裏所沒能抓住的東亞故事的另一面:一個全能、高效但卻韌性不足的社會-政治集合體。
如果只有社會主義政策對如今的世界才有效,那麼毫無疑問,寡頭統治者會確保其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而反資本主義政治的任務就是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