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重溫】安徒:毋忘六四——三十年流亡及香港本土的記憶政治
六四記憶在內地、海外和香港幾個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脈絡,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際遇,發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為偉大的反抗暴政時刻卻是恒久不朽如一。
六四記憶在內地、海外和香港幾個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脈絡,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際遇,發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為偉大的反抗暴政時刻卻是恒久不朽如一。
(編者按:30年前,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在北京支援八九學運,1989年6月,她見證了清場一幕,以下是她今夜在支聯會燭光悼念集會上的發言,經端傳媒整合初稿及現場發言刊出。) 作為天安門的倖存者,為六四屠殺做見證,向來是責無旁貸。但雨傘運動之後,我曾經心灰意冷。尤其局勢開始發展得太過似六四鎮壓的前夕。於是,多年來抑壓著的傷痛一次過暴發,壓跨了我的精神健康,這幾年,我也需要醫生和藥物的幫助。所以當支聯會聯絡我的時候,我是不願意站出來做見證。直至佔中九子罪成,朱耀明牧師的一篇陳情信,我終於明白到,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我要有勇氣作正確的決定。能夠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 多年來,我在海外一直參加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的工作。在海外推動中國民主運動,
1990年,張先玲掃墓,看到兒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
「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愈來愈扭曲。」
成都政府採取了迅速而嚴厲的報復行動。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內就執行了第一場處決......。成都從未出動解放軍。但警察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聯手鎮壓抗議,使得公眾對其的敵意非常強烈,以至於有段時間一些警察不在公開場合穿制服。
「有些被訪者二十週年時找到他們,廿五週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香港傳媒人如何年復一年講述六四?我們採訪了《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和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高級監製薛友德。
他是當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廣場糾察總長;是語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師門下的高足;是被三個孩子弄得手忙腳亂的父親,也是無法床前盡孝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