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香港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遊行，民陣公布上街遊行人數高達103萬，創下主權移交以來歷史新高。遊行隊伍自下午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一直到晚上10點20分左右，所有市民才抵達終點。晚上民陣在立法會停車場外設置大台，邀請嘉賓輪番上台演講，大量遊行人士聚集於此，隨後人流開始減少，但仍有不少市民留在現場。 在金鐘，記者目測仍有共上千名市民留在遊行終點，大致分布在三個地方：立法會停車場、政府總部外及海富中心前。「香港眾志」一開始表示將一直留守在政府總部外，直至6月12日《逃犯條例》草案在立法會二讀的當天，並呼籲與特首林鄭月娥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出面對話。 然而就在十一點，香港政府透過發言人明確表態，強調修例時程不變，內容不變後，抗議現場氣氛變得愈發緊張，
人流一度堵塞多個地鐵站，從下午走到夜晚，隊尾截至10點28分才抵達終點，部分市民深夜繼續留守立法會。警方稱，遊行人士最高峰期有24萬人。
香港目前面臨的情況與全世界許多國家一樣，中央政府擴張權力之後，地方政府處於兩難處境。香港各界人士需要思考，如何在當今世界多變的格局中尋找一個平衡點。
六四記憶在內地、海外和香港幾個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脈絡，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際遇，發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為偉大的反抗暴政時刻卻是恒久不朽如一。
（編者按：30年前，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在北京支援八九學運，1989年6月，她見證了清場一幕，以下是她今夜在支聯會燭光悼念集會上的發言，經端傳媒整合初稿及現場發言刊出。） 作為天安門的倖存者，為六四屠殺做見證，向來是責無旁貸。但雨傘運動之後，我曾經心灰意冷。尤其局勢開始發展得太過似六四鎮壓的前夕。於是，多年來抑壓著的傷痛一次過暴發，壓跨了我的精神健康，這幾年，我也需要醫生和藥物的幫助。所以當支聯會聯絡我的時候，我是不願意站出來做見證。直至佔中九子罪成，朱耀明牧師的一篇陳情信，我終於明白到，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我要有勇氣作正確的決定。能夠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 多年來，我在海外一直參加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的工作。在海外推動中國民主運動，
1990年，張先玲掃墓，看到兒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
「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愈來愈扭曲。」
成都政府採取了迅速而嚴厲的報復行動。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內就執行了第一場處決......。成都從未出動解放軍。但警察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聯手鎮壓抗議，使得公眾對其的敵意非常強烈，以至於有段時間一些警察不在公開場合穿制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