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吉漢:暴力抗爭先天有道德包袱嗎?
如何理解暴力抗爭手段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理非」是否是社會抗爭的唯一原則?為什麼暴力抗爭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說辭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如何理解暴力抗爭手段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理非」是否是社會抗爭的唯一原則?為什麼暴力抗爭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說辭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他們或許來自不同的生活環境,有不同的思考和情緒,但都同樣希望去告訴社會:到底什麼是暴力?為什麼他們要衝擊?他們不可忍受的是什麼?為什麼他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
「失控」意味著我們認為還有更和平的辦法來實現5大訴求,但是其實沒有,我們沒有人知道怎麼做才是「可控」的,我們沒有人知道運動下一步應該繼續怎麼走。
2019年六月,香港人在反《逃犯條例》修訂的抗爭中改寫了自身的歷史。然而,改寫歷史者的臉龐,究竟是什麼模樣?一群由台灣自費飛往香港訪談的青年,試圖回答這個艱難的問題。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
今日(7/1)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二週年,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依例舉行七一遊行,今年適逢反《逃犯條例》示威,情勢格外緊張。自凌晨四點開始,便有群眾於灣仔金紫荊廣場預備向升旗典禮抗議;下午一時,開始有群眾以器械衝擊立法會玻璃門,警方則噴射胡椒噴霧阻止,但在下午四時左右,玻璃門仍有一半已幾近破碎。同時,民陣遊行出發,改以遮打道為今年遊行終點。沿路有不少市民脫隊前往聲援立法會行動。 下午一時許,有示威者趁警力大量在立法會戒備之際,拆下金紫荊廣場的中國國旗、升上黑色區旗,並將一旁的香港區旗降半旗,向三位在示威期間自盡的運動者致哀。國旗與黑旗隨後旋即被取下,政府於下午五時發佈消息表示,「由於灣仔金紫荊廣場的旗桿及旗台,需要進行維修工程,
作為港大法律學院第一屆畢業生,陳景生數十年目睹香港法治變遷和政府變質。他抨擊政府假藉「依法辦事」,實則有權用盡,表面一國兩制,實則一國一制,但他說,千萬別誤會他反中國,只是他的愛國,和其他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