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潘易植、余一文:賽博時代的恐怖主義,符號、影像與遊戲
在新西蘭槍擊案之後,媒體紛紛陷入了恐怖主義所設下的符號與影像的陷阱。我們應當認識到,儘管我們依舊以「恐怖」來為這種暴力行為命名,但對於很多人而言,恐怖主義早已經不恐怖了,而這正是它最為恐怖的地方。
在新西蘭槍擊案之後,媒體紛紛陷入了恐怖主義所設下的符號與影像的陷阱。我們應當認識到,儘管我們依舊以「恐怖」來為這種暴力行為命名,但對於很多人而言,恐怖主義早已經不恐怖了,而這正是它最為恐怖的地方。
看著教育局、專家對欺凌的意見時,我感覺像看到了兩個世界似的。真實的世界如此龐雜,而「指導」卻像一本名著被簡化後、再縮窄成為一句「中心思想」一般。
台灣資產階級之所以採取大動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給一例一休規定的加班費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勞基法》本身有可能會因為勞動權益的高漲而真正執行。
思維慣性使得人們在面臨虐童事件時,自然地想到將監控繼續到底,從法律上對託兒所、幼兒園都建立完備的監控攝像體系,從而試圖通過這種古老的規訓方式來防止老師和保育人員作惡。
「對兒童的虐待,不會在發生一次的時候就獲得關注,而要過一段時間,到很嚴重的情況,兒童或周圍的人才忍無可忍去舉報。」而在最終悲劇到來之前,民間預防和監督的角色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