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去國三十載,若在故土上不能說話,與流亡何異?——張倫專訪
他是當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廣場糾察總長;是語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師門下的高足;是被三個孩子弄得手忙腳亂的父親,也是無法床前盡孝的孩子。
他是當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廣場糾察總長;是語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師門下的高足;是被三個孩子弄得手忙腳亂的父親,也是無法床前盡孝的孩子。
「電視上就出現一張字卡、一條新聞:『造謠大王肖斌抓到了』,從那時開始,路邊再也見不到有人談論這件事,也不會有人接受你的採訪了。」
「發現 2024 彷彿是《1984》之前,讓我們搞清楚我們希望創造怎樣的世界,什麼樣的保障是合適的,以及政府和公司使用科技的界限。」
中國網絡生態上的反穆仇穆言論與當代信息技術的本身特性息息相關,深受以伊斯蘭恐懼症為特徵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響,並在中國當前選擇性審查機制中,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
歷代政權談到五四時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對於在國內實現民主和科學的話題只是蜻蜓點水,重點都是鼓勵從外部尋找敵人的愛國主義。百年以來,這種做法之所以屢試不爽,是因為中國社會從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埋下了混淆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禍根。
十年間,一千萬個本該出生的女嬰「消失」了。男孩們長大後只能打光棍,有人單身33年,有人被媒婆騙,還有人娶了越南媳婦,沒多久,媳婦跑了。
韓姐捨不得買打胎藥,她背起100斤的紅薯籮筐來回跑、跳梯田、用拳頭打肚子、用推磨的槓使勁往肚子上壓……但無論什麼辦法,孩子就是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