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布朗的軀體在墳墓裏化為塵土，而他的靈魂仍將繼續征戰。——《約翰⸱布朗之軀》（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軍戰歌）
美國右翼意見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猶他州遇刺身亡後的當晚，著名的自由派晚間秀節目主持人史蒂芬⸱科貝爾（Stephen Colbert）在節目中談到柯克之死時聲淚俱下，他表示：「政治暴力不會解決任何分歧。政治暴力只會帶來更多的政治暴力」。
科貝爾不是唯一一個對柯克之死這樣表態的自由派媒體人。在柯克遇刺後的幾天裏，《紐約時報》除了跟蹤報道追捕兇手的進度外，還發表了大量觀點性文章，這些文章主要圍繞兩個主題，一是對暴力行為的嚴厲譴責和反省，二是回顧柯克在特朗普陣營中的影響和政治策略。奇怪的是，即使在後一類文章中，這些評論作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略過了柯克的具體觀點和言論，以正面的語氣評價柯克的政治手段。左翼媒體人埃茲拉⸱克萊恩（Ezra Klein）就在《紐約時報》上表示，柯克「走進校園，與所有願意交流的人對話。他是這個時代最擅長說服他人的人之一」。
對這些觀點，端傳媒在上一篇關於柯克的文章中已經進行了全面的批評。但令人懷疑的是，《紐約時報》選擇完全不去提及柯克在這些校園辯論中到底說了什麼，他如何在被槍擊前一分鐘還否認槍擊的危險性，又是如何在自己的談話中從根本上反對其他人（非白人、性少數群體、移民、穆斯林等）平等交流和表達的權利。
這種鋪張的悼念，其背後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美國進步主義運動一百多年來始終無法擺脫的一種「和解情節」。進步主義勢力總是擔心與保守派之間的思想距離拉得過大，導致無法彌合的分裂；由於這種恐懼，他們願意與保守主義尋求妥協。而和解政治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美國政治不停地向右移動。另一方面，保守派並沒有這種對於分裂的擔憂。事實上，美國保守主義最重要的精神圖騰，正是一場分離主義運動——南北戰爭中的南方勢力。戰爭的最後，南方雖然戰敗、奴隸制雖然從制度層面被廢除，但戰後重建時期的公衆輿論，卻在和解主義的基調中被南方所主導，以至於種族主義從未被徹底反思和清算。
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美國政治中種種弔詭的言論和雙重標準，我們有必要回到那個奠定了美國此後思想格局的時刻，追溯「和解的政治」被常態化，以至於反思成為不可能的過程。
束之高閣的約翰⸱布朗：一個政治暴力的參考座標
與如今美國公衆談「暴力」色變相對照的是，美國政治其實是在暴力中成長起來的。美國革命本身顯然是一場政治暴力的作品，儘管人們習慣性地將革命的時刻視為歷史的誕生，而並不認為革命時刻之前的政治秩序也是一種秩序。但即使拋開美國革命不談，在美國獨立後的幾十年、甚至一百多年裏，武鬥也仍然是美國政治中的常態。這一時期廣泛的群衆性暴力誕生了膾炙人口的西部電影，而牛仔在塵土飛揚的街頭騎馬遊蕩的景象，以及其所象徵的充滿草莽氣息的無政府狀態，已經成為了美國，尤其是小政府主義者的精神圖騰。
然而與今日我們所說的政治暴力形成最佳映襯的，是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於1859年在弗吉尼亞州哈帕斯渡口（今屬西弗吉尼亞州）發動的武裝起義。這一年10月，布朗帶領一支22人的隊伍，襲擊了位於哈帕斯渡口的軍械庫，他希望將軍械庫中的武器發放給周邊地區的黑奴，鼓動奴隸起義，並最終結束奴隸制。然而在佔領了軍械庫後，布朗的行動很快暴露，並被後來成為南方軍總司令的羅伯特⸱李率軍鎮壓。布朗很快於當年12月被以叛國、謀殺、煽動奴隸叛亂等罪名被處以絞刑。
在此之前，最為影響布朗的事件是1856年開始的堪薩斯內戰。從印第安人手中奪取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後，為了安撫已經在不斷威脅脫離聯邦的南方奴隸主，美國國會通過了《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決定讓兩塊領土上的白人投票選擇成為蓄奴州還是自由州。法案本身的意圖，是讓內布拉斯加成為自由州，而堪薩斯成為蓄奴州，從而保持二者數量上的平衡。但它違背了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法》（規定此後建州的新領土如果位於北緯36°30′線以北則為自由州），因此引起了廢奴主義者的強烈不滿。法案一經通過，堪薩斯立刻成為了雙方動員的意識形態戰場。來自南北兩方的移民涌入堪薩斯，成為堪薩斯居民以獲得投票權。他們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城鎮，並在武器唾手可得的情況下，很快開始了武裝衝突，史稱堪薩斯內戰（或血濺堪薩斯，Bleeding Kansas）。
布朗作為自由州定居者參與了堪薩斯內戰，而讓他最受震撼的，是1856年5月，當地親奴隸制的警長帶領警察和支持奴隸制的定居者洗劫自由州定居點勞倫斯市，並燒燬兩家廢奴主義報社的事件。經此事後，布朗更加堅定地認為，要想根除奴隸制的不義，不能依靠國家機器，因為從立法者到執法者，國家的每個層面都已經被南方奴隸主深深影響。要想擺脫這種影響，廢奴主義者必須將使用暴力的權利握在自己手中。
布朗的判斷不能說是錯的。如果政治暴力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崩潰，那麼我們就必須追問：崩潰的是什麼秩序？這種秩序是否真的會比暴力抗爭更好？1856年擔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皮爾斯就是支持「秩序」的典型代表。身為北方民主黨人（當時的民主黨更支持奴隸制）的皮爾斯將維持現狀視為最高目標，認為廢奴主義是對國家統一的最大威脅，因此在《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逃奴追緝法》等重大問題上都持親奴隸制的立場。在堪薩斯的前幾次選舉中，大量來自密蘇里、沒有在堪薩斯定居的蓄奴主義者（被稱為「邊境流氓」）涌入堪薩斯進行投票，以選出支持蓄奴的州政府。而皮爾斯在收到相關的調查結果後，仍然承認密蘇里人選出的堪薩斯政府為合法政府。在這樣的語境中，維持秩序不僅意味着奴隸制，甚至僅限於白人的民主原則也必須為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妥協而大打折扣。
這並非是說，在不義的制度下暴力就是合理的。誠然，所有制度都存在不公正性，那麼抗爭的界限何在？對這個問題，或許一種經典的人文主義就可以提供答案。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監獄來信》中說：如果法律將其治下的一部分人非人化，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轉換為人與物的關係，那麼這種法律就是不值得遵守的。這種非人化是約翰⸱布朗時期的奴隸制和馬丁⸱路德⸱金時期的種族隔離制度的精髓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的目標。在這種法律之下，秩序實際上已經崩壞，被非人化的群體的反抗則成為必然。
約翰⸱布朗被處以絞刑後，很快成為了廢奴主義的烈士。他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詞通過各類報刊廣為流傳，成為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演說，甚至時任弗吉尼亞州長懷斯也承認，布朗的影響力是此前所有廢奴主義者或奴隸主都無法達到的。由鄉間民謠改編的《約翰⸱布朗之軀》（John Brown』s Body）迅速在民間流傳，成為人們在反對奴隸制的場合必唱的曲目。南北戰爭爆發後，北軍將這首歌與《洋基歌》一起作為最常用的進行曲。正如當時的黑人權利運動領袖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所說的：「戰爭期間，約翰⸱布朗與軍隊同在，在每一個營地裏都有他的身影」。
但隨着戰後重建時期逐漸結束，約翰⸱布朗逐漸不再被人提及。《洋基歌》成為全美膾炙人口的兒歌，而在戰爭期間更具象徵意義的《約翰⸱布朗之軀》則逐漸失去了聽衆。佛蒙特大學的歷史學家詹姆斯⸱羅文（James Loewen）考證道，在大約1890年以前，美國的所有歷史教材裏，布朗都被塑造為一個心智健全、有個人魅力、具備充分軍事指揮才能和政治思考能力的人。布朗同時代人——包括蓄奴主義者——的敘述中，他也都是如此。但在1890年後，越來越多的歷史教材開始將布朗描繪成一個具有情感障礙、且嗜殺成性的瘋子。直到民權運動後的1970年代，才又有歷史學家開始為布朗的精神穩定性翻案。
這一敘事轉變背後，是美國進步主義陣營與保守派，包括與蓄奴主義者尋求和解的努力。正如紐約大學的歷史學家阿爾伯特⸱弗裏德（Albert Fried）所指出的，對布朗的負面描述與「對中間派的認同和對『極端主義』的反對」緊密相連。現在，當我與堅持否定一切暴力行動的美國同事聊起這一問題時，如果我提出關於約翰⸱布朗的問題，他們都只會顧左右而言他，或是含糊其辭地表示：「那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和解的陷阱：誰的和解？
時代的確不同了。這個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從南北戰爭後的重建時期開始的。在這個轉折點上，和解主義成為主流，而激進主義徹底退場。隨着南北戰爭結束，奴隸制從制度層面被廢除，重建南北團結上來成為新的關注點。
人們首先希望從對死者的悼念中實現和解。而這種悼念的前提是，人們相信無論戰士們是為了什麼樣的戰爭理由而死，他們的犧牲本身是高尚和值得紀念的。然而，「無論戰爭理由是否正義，戰士都值得尊敬」與「無論戰士為什麼而戰，其行為中必然包含某種正義」，這二者之間的界限如此模糊，可以在完全不經意間跨過。
正是在戰後的老兵聚會上，在南方老兵對戰前生活的浪漫化回憶裏，一種新的南方意識形態逐漸成型。這就是所謂的Lost Cause of the Confederacy——在中文裏一般被不太準確地翻譯為「敗局命定論」，即南方在軍事水平上強於北方，只是由於北方在資源和人力上享有壓倒性的優勢，才導致了南方無可奈何的失敗。但這一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方面，是強調南方在道德上的優越性——《亂世佳人》即有此展現。Lost Cause的神話認為南方奴隸主具有高尚的騎士精神，不同於北方工業資本家的唯利是圖；黑奴在種植園裏受到奴隸主家長般的照顧，其生活比解放後要好，大量忠誠而高尚的黑人在戰爭期間與奴隸主站在一起；以及南方之所以走向戰爭，首要並非為了維護奴隸制，而是為了抵抗北方對州權的侵犯以及捍衛自己的文化和傳統。
這些神話並不能自圓其說：南方之所以執著於奴隸制，是因為棉花種植園帶來的大量利益，其與工業資本只是唯利是圖的渠道不同；南方不少主要領導人在開戰時所做的動員講話（最著名的是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文斯的「柱石演說」[Cornerstone Speech]）也都明確了奴隸制是戰爭的核心問題；至於黑人的忠誠更是無從談起，就連南方總統傑斐遜⸱戴維斯在「南方白宮」中的家奴也在戰爭開始後紛紛逃亡。
然而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其真僞並不重要。在重建時期的和解狂熱裏，包括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在內的政客們，都默認了上述南方神話的有效性。戰後的北方政治家不願對戰爭的緣由提起任何爭論，生怕失去南方的忠誠。即使是廢奴主義者也大量倒向和解主義。1867年5月，三位北方人為南方前總統傑斐遜⸱戴維斯繳納了保釋金，讓戴維斯得以出獄，其中包括約翰⸱布朗生前的朋友，激進廢奴主義者蓋瑞特⸱史密斯。史密斯表示他此時最大的願望是和解，他希望南北雙方「發自內心地重歸於好」，以「讓南方永遠不再離開我們」。
在紀念南方老兵的邏輯裏，重要的是他們戰鬥並犧牲的經歷，而非他們為何戰鬥、為何犧牲。因為他們經歷過了戰鬥，他們支持奴隸制的事實就可以原諒和忽略。人們關於南方的說法像極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中為自己做的辯護：他們並不是有意捍衛邪惡，只是在儘自己的職責，守護自己的文化和傳統。沒有人去提及，這種文化傳統的基礎，是南方社會里三分之一人口的奴役和非人化。
這樣的理念持續到了今天，美國人在對從越南或是伊拉克戰場歸來的老兵表達敬意時，並不會去追問他們所參加的戰爭是否正義。今天的媒體和一百多年前的媒體一樣，無視了死亡背後的道德因素，聚焦於死亡本身。彷彿所有的死者，不論其生前行跡，只是因其死亡的一個瞬間，就都成為了聖人。
在主流媒體對查理⸱柯克的悼念文章裏，重要的是他被槍殺，而非他為何被槍殺；重要的是他走進校園與學生「溝通」，而非他在這種欺騙性的「溝通」中說了什麼、表達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即使他的主張是在這個國家裏有一部分人就不該享有平等人權，只要他願意「心平氣和」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的主張就值得傾聽。這奇妙的邏輯是對馬基雅維利著名格言的反說：在這裏，手段決定了目的的正確性。
但這又並不表示死亡面前真正人人平等。相反，和解情節意味着輿論的天平必然朝着被和解一方傾斜。內戰之後，關於種族問題的討論很快被擱置，彷彿對之的拷問就意味着再次挑起戰爭，更不用說對血濺堪薩斯、約翰⸱布朗起義等激進運動的正面敘述了。但諷刺的是，與此同時，白人至上主義的武裝活動卻愈發頻繁。3K黨等組織從Lost Cause神話中汲取靈感，自稱騎士團、稱黨團領袖為大團長。他們伏擊黑人的禮拜、進入黑人家中進行暴力活動，併成為南方希望限制黑人投票權和受教育權的政客的有力打手。
面對這些暴力活動，聯邦政府採取了與對奴隸制相似的態度：在組織層面進行取締，但在社會層面並不進行深入的討論和反思。很長一段時間裏，主流的敘事始終認為，北方廢奴主義者在戰後來到南方鼓動黑人對抗白人，導致社會秩序崩潰，而3K黨是重建秩序的俠義騎士。1915年上映的著名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正是這種歷史觀的寫照，而這一電影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被從歷史和意識形態角度認真討論過。
如果說這一切妥協的目的是「和解」，那麼這充其量是一個片面的和解。這一和解的對象是前奴隸主和白人至上主義者。他們掌握着南方的社會權力，他們對維繫新的聯邦至關重要。但在這一和解的過程中，在戰前的南方飽受摧殘的黑人群體卻被排除在外。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裏，無數南方士兵的紀念碑被樹立起來，甚至歷任總統也有每年向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南方戰士紀念碑敬獻花圈的傳統，但為與種族主義進行抗爭的黑人奴隸所樹立的紀念碑卻少得可憐。
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等黑人領袖從一開始就對南方的敘事表示抗議。1878年，道格拉斯在一次演講中說，和解主義者正在用錯誤的記憶把美國引向錯誤的方向：「南方當然承受了苦難，但南方也是它自己苦難的創造者」；如果要紀念戰爭，那麼應該關注的是「戰爭的道德性質」。這些話如同石沉大海，沒有迴響。說到底，這種和解不是為了更好地重建種族關係，而是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政治穩定；正如今天，對暴力的譴責不是出於對更多人受害的恐懼，而是出於對秩序失控的恐懼。
如果和解依靠的是選擇性的遺忘和選擇性的忽視，那麼這種和解也只能是選擇性的和解。試圖挽回南方的美國做出了這個選擇。為了維持與保守主義者的團結，進步主義者開始認同或默許保守主義的一系列說辭，承認南方自有國情在此；承認無論為何而戰，戰鬥者總是光榮的；承認暴力的政治行為在任何時候都不可取，除非暴力來自國家機器，除非暴力是為了重建保守的秩序。他們拋棄戰前激勵他們的激進廢奴主義，讓爭取平等的進程被逆轉，允許南方各州通過限制黑人公民權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實行種族隔離制度，並放棄改善黑人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直到1960年代再次有黑人群體開始大規模抗爭。
政治極化：恐慌與失衡
上面提到的這些說辭，是近些天裏主流媒體悼念查理⸱柯克的基礎，也是一百多年來進步派陣營始終無法擺脫的束縛。他們希望與保守派和解，於是妥協於保守派的某些邏輯，並拒絕就這些邏輯展開更深入的追問。
重建時期結束後，美國輿論，尤其是新聞業，開始接受有關「中立性」的標準。而在兩黨制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對於「中立」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處於兩個黨派之間不偏不倚。這意味着承認，只要某一個政治主張有黨派在背後支持，這個主張就必然有其合理性。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紐約時報》在報導白人至上主義者針對黑人的私刑時，試圖保持「中立」。其常用的論調是，一方面，私刑是邪惡的，但另一方面，黑人本性惡劣、「的確更容易」犯下強姦等罪行。諷刺的是，當社會學家伊達⸱威爾斯（Ida B. Wells）撰文質疑這種「中立」其實只是維護既得利益時，本應「中立」的《紐約時報》卻回應稱，威爾斯「不愛國」、「是思想偏激、惡毒的女黑鬼」。
一百年過去，自由派媒體，甚至還有大部分學者，仍然沒有走出「和解」的陷阱。在著名的1968年，左派社會運動如火如荼，但關於左派「走得太遠」的聲音也開始甚囂塵上。「走得太遠」論最終幫助尼克松上台，60年代的民權運動也落下帷幕。而在70年代後美國大多數的歷史教材裏，「走得太遠」成為了對60年代社運風潮的蓋棺定論。
近幾年，「極化」（polarization）一詞成為美國媒體和學界的熱門詞彙。出於對「極化」的恐懼，中左翼媒體和部分公衆形成了新的和解文化。《紐約時報》等媒體越來越多地刊登來自右翼的文章，並往往無視其中的邏輯甚至事實錯誤，將其中的破壞性觀點僅僅視作一種普通的思想交流；甚至自由派評論者也有意無意地在文章中添加來自右翼的聲音。
2020年，當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議浪潮出現時，《紐約時報》發表了阿肯色州共和黨保守派參議員湯姆⸱科頓的評論文章，其中包含大量缺乏事實根據的指控，比如抗議活動是由「Antifa等極端組織」挑動，並誇大了示威的暴力性。科頓還在文章中提議特朗普總統動用1807年《反叛亂法》的權力，派軍隊鎮壓示威。文章發表後引起讀者強烈譴責，《紐約時報》迫於壓力承認文章中的種種錯誤是因為「編輯不仔細」，但仍表示，「無論科頓的觀點多麼值得批評，它都代表了當前政治辯論中值得報導的一個方面」。
這種說辭是百年前對於私刑問題「平衡」報導的翻版。在這種和解主義觀念裏，某種觀點既然存在政治影響力，就必然有其合理之處。而這些觀點的持有者如果願意向大衆鼓吹，那就更是好上加好，因為這意味着他們願意交流。自由派從種種不堪中找出值得誇獎的點，彷彿沒有意識到正是這種態度讓白人至上主義的思潮加速主流化。
於是我們看到，在柯克遇刺後，各類機構，無論本身立場如何，紛紛開始清洗有任何「激進」之嫌的員工。《華盛頓郵報》記者因在社媒上引用柯克生前厭女言論而被開除，MSNBC分析師因說柯克的言論「有分裂性」（divisive）而被開除，名嘴吉米⸱坎摩爾（Jimmy Kimmel）的晚間秀節目也因一句玩笑被ABC停播。如果這些可以用對特朗普的恐懼來解釋，那麼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和阿爾伯塔大學將表示不同情柯克的教授停職，或許更能說明問題。為了防止「極化」，自由派心甘情願地接受了自己和整個社會的「右化」。
而在政治光譜的另一邊，以南方邦聯為精神圖騰的保守主義並不擔心「極化」，只是不斷拉低自己的底線。柯克或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播客從不屑於認真對待左翼和中左翼的觀點，只是沉浸於「owning the libs」之中。對柯克種種讚揚性的悼念，只能換來特朗普政府將越來越多的人和觀點標記為「極端左翼」，然後加以清洗。
「極端左翼」的標簽是一個很有效的手段，因為對極化的恐慌伴隨着的是對 「極端主義」的恐慌，以及一切非國家暴力的本能排斥。如果在國會縱火案發生後，人們首先想到要譴責的是縱火者而不是納粹政權，那這個社會顯然出了問題。如果人們認為是國會縱火案給了納粹黨清除異己的理由，那麼他們錯了，因為納粹黨無論如何也會找到藉口清除異己。如果人們由於國會縱火案就將納粹黨視為「政治暴力的受害者」，那這顯然更錯得離譜。
但這正是美國社會的普遍想法。如今，多數美國歷史教材對約翰⸱布朗的定性是：他的起義雖然是為了正義的事業，但他畢竟用暴力手段違反了法律，因此遭到了正當的鎮壓。約翰⸱布朗不再是正義的殉道者，殉道者的形象由查理⸱柯克佔據。
左翼的馴化
在美國橄欖球大聯盟（NFL）9月14日的比賽中，大部分主場都在賽前為柯克舉行了默哀儀式，四個沒有默哀的主場（底特律、巴爾的摩、辛辛那提、印第安納波利斯）還在賽後受到了一些媒體的點名批評。與之相呼應的是，在特朗普今年就職後，球場底線後 「停止種族主義」的標語被改成了「停止仇恨」。這部分是由於特朗普的施壓，部分是由於聯盟本身的保守主義，但它也反映了美國政治話語的趨勢：一切恨都是錯誤的，都是破壞社會秩序的因素，都應當被抵制，無論這種恨是出於種族主義還是出於反對種族主義。
美國的左翼傳統曾經誕生了約翰⸱布朗，誕生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誕生了民權運動。但時至今日，前兩者在主流敘事中被避之唯恐不及。約翰⸱布朗的形象由英勇的指揮官變成了一個瘋子或恐怖分子，科羅拉多和西弗吉尼亞的「煤礦戰爭」被從幾乎一切歷史課本中刪去，即使美國政治領域的學者很多也對之一無所知。而為了從民衆記憶中抹去1886年芝加哥大罷工和鎮壓罷工的乾草市場慘案，美國政府幹脆將勞動節從慘案發生的5月搬到了9月。
至於民權運動，60年代短暫重燃的激進主義很快被冷戰熄滅，主流敘事裏只存有選擇性的記憶。馬丁⸱路德⸱金被塑造成非暴力的代表，但他關於不義的法律不應遵守、關於直接行動必要性的論述，卻成了他最不被記住的部分。黑豹黨本是民權運動中主張暴力抗爭的組織，但在以之命名的漫威電影《黑豹》中，主張暴力抗爭、推翻不義制度的角色卻成了超級英雄「黑豹」的敵人、電影中的大反派。至於激進運動領袖馬爾科姆⸱X，大多數人除了知道這個名字外，並不了解他到底說過、做過什麼。
1964年，馬爾科姆⸱X發表了他最著名的一場演講《選票還是子彈》。他警告林登⸱約翰遜的民主黨，不要以為黑人別無選擇只能投票給他們，因為對黑人來說，要選擇的不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而是「選票還是子彈」。他說：「革命都是血腥的……沒有什麼比美國革命更加血腥。但今天，這個國家有希望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它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欠黑人的一切都還回來。我希望白人們能看到這一點。如果你看不到這一點，你將會捲入一場讓你毫無希望的鬥爭中」。
這正是自由派中左翼在與保守主義「和解」時所忽視的。暴力只是一個表徵，它背後是不可忽視的社會矛盾。如果 「和解」始終只是對傑斐遜⸱戴維斯和查理⸱柯克們的和解，始終要以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為代價，那麼社會的不滿不會因這種「和解」而消除，只會不斷積累。
2016年7月，達拉斯的黑人老兵米卡⸱約翰遜（Micah Xavier Johnson）在抗議種族主義的遊行結束後射殺五名警察。在這一事件發生後，文章開頭提到的史蒂芬⸱科貝爾與另一名電視評論員比爾⸱馬厄（Bill Maher）在節目中就此事進行了對談。馬厄當時說，之所以出現針對警察的暴力行為，是因為美國的警察文化本身已經走入歧途。而科貝爾則引用了前總統肯尼迪的名言以表示認同：「如果和平的革命走投無路，暴力的革命就無可避免」。
這並不是說，我們需要多來幾次國會縱火案。但面對暴力事件，比無差別譴責更重要的是看到這些矛盾，看到個人暴力背後的系統暴力，認真辨析在碰撞中誰是雞蛋、誰是石頭，然後站在雞蛋一邊。社會需要的不是與不公強行和解，而是承認，面對社會的不公，人們有權去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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