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2月28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災難性的會談，在全世界被直播以來，時間才過了不到兩週。但是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的安全秩序，彷彿已經歷天翻地覆的轉換。
歐洲領導人在巴黎和倫敦之間不斷會面。歐洲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出高達1500億歐元的借貸能力供各國政府補充國防，德國主要黨派社民黨（SPD）和聯盟黨（CDU/CSU）更是打算利用即將過期的本屆國會多數通過激進的財政措施，繞過「債務剎車」來提升德國的國防支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會面之後表現出了盡力挽回的態度，並隨時準備簽署礦產協議，華盛頓與基輔之間的交流也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但是特朗普內閣仍然在幾天前宣布暫停了美國的全部情報分享（以及禁止英國進行間接情報分享）與軍事援助輸送。
雖然特朗普3月9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針對情報分享的暫停馬上會終止，但是更進一步的軍援輸送與長期的安全保障仍然沒有頭緒。烏克蘭在俄羅斯庫爾斯克州的前線也面臨崩潰的危險。連接烏克蘭本土和蘇賈（Sudzha）的後勤路線，在幾日之前就已陷入俄軍的火力控制，給烏克蘭軍在庫爾斯克的行動製造了極大壓力。據稱，俄羅斯特種部隊日前在輸油管道中潛行數英里，繞道烏克蘭部隊後方配合前線發起突襲，造成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雖然目前局勢仍然在急速發展中，但烏克蘭軍在庫爾斯克戰區的部隊，的確面臨被全面切割包圍的危險。
本文將探討烏克蘭/歐洲與美國關係的裂痕在中短期的直接後果，以及基輔會談破裂背後烏克蘭與其西方盟友之間的深層次戰略分歧。
特朗普的風格與北約的紅線
在白宮的會談不歡而散之後，澤連斯基被「禮送出府」，準備好的簽約儀式與晚宴亦告取消。特朗普尤其是萬斯在會議中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姿態，外加美國新內閣對待俄羅斯近乎180度轉彎，萬斯在慕尼黑會議上的震撼性發言，令許多西方尤其是歐洲的觀察家，迅速將這一事件定性為特朗普和萬斯對澤連斯基蓄謀已久的「伏擊」。
不過，從相關方透露會面前後的細節來看，這次爭吵並不是白宮方面的「陽謀」，當面爆發爭執純屬意外。原本協議在經過激烈的談判後會在基輔由內閣級別官員簽訂，但是澤連斯基總統辦公室堅持澤連斯基去白宮與特朗普親自會面。在烏克蘭的美方官員曾經勸告澤連斯基，他和特朗普的個人關係還需要進一步建設，現在會面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最終美方仍然對基輔發出了邀請。澤連斯基抵達華盛頓後，反覆要求在礦產協議中明確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令美方接洽官員感到十分挫敗。儘管如此，白宮會面一開始的氣氛基本還是融洽的。事情急轉直下的起因是澤連斯基開始質疑與普京進行外交談判的意義，而萬斯對此採取了比較對抗和升級的回應，情況終於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不可否認，特朗普內閣對烏克蘭事務採取了某種看待商業投資（抑或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姿態，擬定中的礦產協議也引起了烏克蘭本地和一些西方盟友的疑慮。但是從特朗普的世界觀和MAGA群體的視角來看，礦產協議確實為美國在烏克蘭的長期存在提供了一些抓手或橋樑。更何況，協議內容本身具有相當濃厚的「特朗普交易」色彩——標題和宣稱十分驚悚，但欠缺內在細節和實施原則。它可以讓特朗普向選民兜售某種政治勝利，卻並不會為實際情況帶來什麼實質性改變。從現有證據來看，特朗普內閣全面暫停對烏克蘭的情報共享與武器援助似乎並不是在會面結束之前就決定的，而是出於某種衝動或報復心理。特朗普內閣面對俄羅斯急於關係正常化，並且無意義地羞辱和損壞跨大西洋關係的做法，從美國國家和西方整體的利益角度來說確實是不理智的。特朗普看待國際關係時濃厚的19世紀色彩，同樣與二戰後美國主導的集體安全思路格格不入。
但是特朗普本人的特色與白宮會面的戲劇性，掩蓋了從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在面對烏克蘭局勢時的一些根本的延續性。而這些延續性，反映的也是烏克蘭與西方盟友所面臨的一些基本戰略困境。對這些戰略困境缺乏溝通和協調，導致基輔與西方首都之間沒有形成共同的戰略願景。由這一戰略分歧導致的摩擦，在極端重視同盟管理和團結聲望的拜登政府那裏似乎還是可管控的（manageable），但是挫敗感和糾紛早已在水面下醞釀。2024年8月烏克蘭軍突入俄羅斯庫爾斯克州的軍事行動就沒有與美國事先溝通，讓白宮十分不滿。澤連斯基有時表現出衝動、佔道德高地的作風，在特朗普上台前已經在西方領導人中製造了一些外交風波。拜登就曾經在和他溝通中對烏克蘭不斷要求更多援助的請求表達過抱怨。2023年NATO在維爾紐斯的峰會由於沒有正式邀請烏克蘭加入北約，就導致澤連斯基憤怒發推，表示NATO領導人不夠「尊重」烏克蘭，差點給整個NATO峰會造成危機。
在向來不太在乎國際禮節與同盟者情緒的特朗普內閣這裏，烏克蘭與西方盟友中一直以來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壓力點」，則終於無法繼續承壓而表現為激烈的破裂。特朗普內閣指控澤連斯基無意「和談」，不願意對俄羅斯做出實質讓步，暫且不論這一指責是否在道德層面上公平，這在事實層面上並沒有太偏離烏克蘭官方的實際立場。而這再往上追溯，就在於拜登政府所謂「儘可能長遠的支持烏克蘭」（for as long as it takes）其實是遮蓋兩首都之間分歧的外交辭令。從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俄羅斯開始，拜登政府就為NATO盟國的參與劃下了兩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其一，是NATO不會參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直接軍事衝突；其二，在俄羅斯沒有戰略戰敗（也就是隻能被動接受停戰條件，換句話說就是投降）的前提下，烏克蘭在可想見的未來沒有成為北約成員國的前景。
第一條紅線在開戰之初就已經被反覆強調，也在西方盟友中得到了廣泛的諒解與支持。不管俄羅斯侵略在國際法上多麼惡劣，NATO盟國在烏克蘭的現實利益並不足以支撐政治意志以兩大擁核集團直接爆發正規軍事衝突為代價加以維護；第二條紅線則包裹在更為禮貌的外交修辭和私下的溝通中，但只需要稍加解碼也不難理解。在烏克蘭戰爭仍然持續的狀態下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等同於通過北約第五條直接讓NATO參戰，這直接違反了第一條紅線。實際上，北約拒絕存在與外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加入同盟，就是害怕新同盟夥伴直接把整個盟友拉入與領土相關的戰爭中。
第二種情況則更為複雜，需要更仔細地探討。亦即：烏克蘭一直在追求的「和平之後加入北約」或者說「以加入北約/獲得北約式安全保證作為和平的前提條件」，實際上也遠遠超過了北約盟國的政治能力與政治意志所能跨越的界限。事實上2022年3月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達成的框架草案最終流產，除了兩方之間的要求差距過遠之外，安全保證的難題也十分基本：草案中烏克蘭提出未來的烏克蘭安全將由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勢力共同保證，但是這一要求卻根本沒有和美國溝通，而美國在當時、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打算提供類似的安全保證——無論是不是特朗普內閣上台。
造成這一不幸的「硬約束」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在俄羅斯不面臨「戰略戰敗」的條件下，一個北約化或事實北約化的烏克蘭，不可能為俄羅斯接受，而任何「談判下的和平」，其先決條件就是對手方在最終的解決方案中都擁有一票（your enemy has a vote）。另一方面，俄羅斯「戰略戰敗」，也就是隻能接受對方的政治安排的場景，則等同於「投降」，這意味着對俄羅斯國家存亡的直接威脅，會大大提升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概率，這同樣是北約盟國不希望面臨的場景。第二，在歐洲軍事準備和政治、財政運作都不充足的情況下，任何對烏克蘭北約式的安全保證都意味着美國核保護傘與常規力量的承諾。這在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抬頭，戰略重心轉向亞洲，國防工業不斷承壓的現實下，既缺乏政治可行性也缺乏物質可行性，不管是更青睞於「國際主義」的總統，還是特朗普式的「強權主義」總統都無法逃離這一參數條件。
北約條款的侷限，以及烏克蘭與盟國的政治錯位
烏克蘭「以北約換和平」的第三個難點則更加微妙，涉及北約第五條本身的意義和性質。在《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的原文中，實際上只是規定了當一個同盟國受到軍事攻擊時，其它同盟國必須展開商討採取行動，這在文本上是非常曖昧和缺乏力度的一個表述。它之所以獲得瞭如今「安全保證金標準」的地位，是美國在冷戰以來的80年間，通過自己的軍事行動和外交表態以及國際互動，建立起了非成文的默契。
在同行的政治理解中，第五條在「實際意義上」意味着聯盟成員國受到外部攻擊的時候，將在最終意義上享受美國的核保護傘。這是一個極其強硬又成本高昂的承諾——它意味着，當維爾紐斯受到俄羅斯攻擊時，在最終意義上，遠隔大西洋的美國會承諾冒着紐約毀滅的風險以核武器維護立陶宛的主權。冷戰中，戴高樂就曾經質疑過北約核保護傘的有效性——這也就是著名的「巴黎換紐約」爭議的由來。法國並以此為契機建立了自主獨立的核威懾體系。在戰後北約東擴中，這一承諾可信度的問題實際上進一步加深，但是戰後美國的霸權地位使得潛在對手（俄羅斯）只是想要挑戰這一承諾就顯得不明智。
從邏輯上說，這正好製造了一個悖論：北約第五條的可信度，一部分地取決於無論是同盟國還是潛在敵人，都不打算真的挑戰它的可信度。換句話說，北約第五條的有用性，部分地取決於他不會被觸發這一預期：越是在安全上需要第五條保證的國家，越是不可能得到它——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北約冷戰後東擴，發生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東歐國家的政治威脅遠大於軍事威脅的背景下。
這一悖論在烏克蘭戰爭的預警下顯得格外刺眼：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鮮明的政治企圖與事實全面軍事行動的意圖，北約第五條被觸發的可能性是十分高的。光是這種概率提升的可能性，就意味着烏克蘭的加入會使得「第五條」的價值對所有北約盟國都會經歷嚴重貶值。假如一個醫保產品的價值很大部分取決於參保人都十分健康，那麼一個高危病人的參保必然會極大降低該產品的淨值，甚至可能導致保費收支平衡的崩潰。
所有這些政治約束背後的實質很簡單：是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烏克蘭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對於他們的國家利益來說，都沒有重要到能夠喚起與俄羅斯開展直接軍事對抗可能帶來的危險的政治意志與資本。不管拜登政府對於戰爭終局有着怎樣的設想，從實際來說，美國在當時的戰略就是在承認這一根本約束的前提下，通過間接支持烏克蘭，使其以儘可能優勢的局面實現和平。從邏輯上說，這暗含了烏克蘭必須在領土甚至外交層面做出實質性的讓步（以換取俄羅斯在政治上的讓步）；以及烏克蘭的長期安全最終保證，來自於其在美國和歐洲盟國間接支持下自身的國防實力。
應該說，美國的這個戰略願景，無論是在之前，還是在當下，都很難為基輔接受。只不過在拜登政府下，這一分歧還沒擴大到在現實層面阻礙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援——因為哪怕在拜登政府有限的戰略目標下，儘可能穩定、持續地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也是必須的選項。但是這種不肯言明自身目的的「戰略模糊」，也在美國國內醞釀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在美國部分選民和一部分政客看來，這種做法無意於在不定義政策終點的條件下盲目地投入美國有限的戰略、軍事資源。這種指責背後當然有黨派的、甚至惡毒的政治企圖，卻不能說完全沒有合法性甚至合理性。
如果說特朗普內閣在白宮會面前和拜登政府的做法有什麼戰略上的實際變動，也無非是放棄了「戰略模糊」的僞裝而已。外界對其表態的震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拜登政府沒有與烏克蘭和外界充分溝通自身的戰略邊界——這當然出於可以理解的種種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不願意向莫斯科傳遞「軟弱」的信號——但無論如何是有些不幸和遺憾的。
這種分歧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經阻礙了烏克蘭和西方盟國的戰略協調與政治戰線的推進——在不斷重申的團結話語之下是另一個事實：西方各國和烏克蘭在政治上並沒有在往一起用力。前文我們已經分析了華盛頓在烏克蘭問題上給自己設定的戰略展望。另一方面，從實際觀察來看，基輔的政治環境與澤連斯基個人的性格與政治信念則指向了另一種戰略視角：烏克蘭打算通過持久的抗爭，要麼等到俄羅斯戰爭潛力的耗竭，要麼等到俄羅斯內部生變導致的政治意志的挫敗，從而使得俄羅斯在政治上被迫接受自己在烏克蘭戰爭中的失敗。因此，基輔需要的是避免在這一「高風險、高回報」的戰略生效之前，接受任何實質性的政治妥協。任何在目前的硬政治約束下所做出的和平條約，都意味着烏克蘭領土與政治損失的「落實」（realization），除非這一犧牲能換來西方尤其是美國實質性的安全保證。
基輔「想象」與「現實」之間的鴻溝
應該說，烏克蘭和澤連斯基堅持這種有點孤注一擲的戰略願景並非毫無道理可言——烏克蘭先是在2022年2月頂住了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又在同年秋季的哈爾科夫攻勢中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這是一個數次創造了「奇蹟」的民族，而澤連斯基也因為自己拒絕選擇「合理」的現實選項、持本心而一次次獲得巨大的政治回報。那麼他順從自己的慣性和性格，認為不斷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堅持最大化的政治要求為前提繼續戰爭，才是在道義和現實上都是正確的做法，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烏克蘭和澤連斯基的這一堅持，在2023年夏季烏克蘭的反攻以無果而終收場，前線人力不斷吃緊，俄羅斯在頓巴斯步步緊逼的當下，本就會受到越來越多來自「現實」的壓力與考驗。根據軍事專家邁克爾·考夫曼（Michael Kofman）最新的前線考察報告，儘管由於暖冬造成的泥濘和惡劣天氣，讓俄軍在頓巴斯的攻勢相較於去年秋天已經大為延緩，烏克蘭軍隊也在適應俄羅斯的步兵戰術與增強無人機使用上大為進步，但這一狀況會隨着開春和美國軍事援助的不確定性而變化。按照目前的事態發展軌跡，烏克蘭在夏季面臨非常嚴峻的軍事考驗。另一方面，儘管烏軍總部在人員問題和軍隊編制問題上進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動員不力和軍隊人員缺額現象仍然是烏克蘭軍隊面臨的最大挑戰。
歷史研究表明，長戰爭的發展軌跡往往具有一些共有特性——最大的戰術、戰略意外往往發生在戰爭的開始階段，而當戰爭進入相持、消耗戰階段後，戰爭的結局和發展往往取決於結構性要素。烏克蘭目前在軍事上的負面發展軌跡，也符合這一趨勢：烏軍在戰略上的成功發生在戰爭較為早期的階段，而無論是23年的夏季反攻還是24年的庫爾斯克突擊，都沒能在戰略上扭轉結構性要素所塑造的戰略場景，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加重了烏克蘭在戰場上的不利。
基輔這一「想象」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在白宮會面後美國軍事援助前景愈發悲觀的當下，會被進一步放大。從數據來看，美國目前提供了烏克蘭使用的155mm炮彈的半數，好在這一部分也是歐洲盟國的努力最可能彌補的部分。考慮到目前前線超過60%的傷亡是無人機造成，炮彈缺失帶來的後果也不如戰爭開始時那麼誇張。
美國援助斷絕帶來的更根本的困難在於殺傷鏈的高端部分——美國的情報共享目標鎖定以及GMLRS等配套系統，是烏克蘭超過100KM距離的遠程打擊的關鍵。對於防禦俄羅斯空天軍襲擊烏克蘭的軍事與民用設施，美國提供的預警與防空系統更是不可或缺。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歐洲盟國向烏克蘭提供了自身的Samp/T導彈防禦系統，但是這一系統運作卻非常不順利，其自身的攔截器也很快消耗殆盡。另一個潛在的嚴重問題就是SpaceX的星鏈系統。該系統對於維持烏克蘭前線、後方的指揮、通訊與後勤至關重要，並且在2030年之前沒有任何可行的替代系統與方案。但是SpaceX的所有者馬斯克愈發難以預測的政治表態和行為，也為這一系統持續為烏克蘭提供服務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
成功是一種慣性，所有軍隊最擅長打的，永遠是其所經歷的上一場戰爭。在更深層次上，基輔與華盛頓之間戰略願景的錯位，或許來自於某種更基本的悲劇要素：烏克蘭目前仍然不願意走出2022年驚人的戰略成功所激發的道德勇氣與道德想象，將自己的政治圖景轉化為更為灰暗、更為現實，也更為「理智」的節奏。或許對於一個已經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三年抗爭的民族及其領導人來說，要求這種心態的「轉變」本身就是不道德甚至不現實的，但是在缺乏這種轉變，烏克蘭的前方可能會面臨更困難的前景，和更不利的戰爭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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