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亞訓，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候選人）
1923年9月1日上午11點58分，日本神奈川縣西部發生規模7.9、震度7級的淺層地震，造成包括首都圈在內的關東地區大規模的房屋倒塌、土石流及火災，稱為「關東大震災」。這場地震的規模雖不及311東日本大地震，卻是近代日本唯一直接衝擊首都圈人口密集區域的天災。根據推算，有超過10萬人死亡或失蹤、190萬人受傷、超過30萬棟的建築物全毀，基礎建設與經濟活動的損失約為現在的6兆日圓，超過當時國民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一。同時伴隨的是關東各地的嚴重火災，甚至出現了火災旋風，短時間內造成近4萬人死亡。
在流行文化中，這段歷史距離華語讀者或許並不遙遠。2021年搭配雙人樂團YOASOBI的歌曲而受到矚目的同名原著小說〈大正浪漫〉中，穿越百年的信紙迫切要傳遞的訊息便是關東大地震的發生。2013年宮崎駿動畫《起風了》中男女主角相遇的場景，也是關東震後受災慘重的東京，以及曾遭火勢延燒的東京帝國大學。2022年的新海誠作品《鈴芽之旅》，穿梭於過去與現在、為過去百年發生重大地震災害的區域封印災厄的女主角所造訪的歷史，同樣包括關東大地震。
另一方面，在這些話題名作中沒有描繪的歷史——關東大震災中的虐殺事件——則至今仍在日本社會引發關於歷史認識的矛盾與衝突。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朝鮮獨立運動發跡的時期，久積的種族矛盾，在關東大地震中也一觸即發。多年來，要求推動歷史轉型正義的呼聲不絕於耳，但自2017年起，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連續7年拒絕發送關東大震災朝鮮人犧牲者追悼儀式的例行追悼文，觸發右翼團體至儀式會場嗆聲、發表仇恨言論。
部分人士甚至在由東京都舉辦、象徵國家為地震中所有逝者哀悼的關東大地震暨東京大空襲的「秋季慰靈大法要」，以及民間團體為了震災中遭到虐殺的犧牲者舉行的「朝鮮人犧牲者追悼儀式典」之外，宣稱虐殺是「捏造的歷史」並另起祭壇悼念另一種「真相」，造成一個狹小的公園內，出現三場不同追悼儀式的特殊場面。今年8月底，現任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國會質詢中，否定2009年由內閣府公布的虐殺事件調查結果，指政府沒有掌握事實的證據記錄，引發了此舉將助長歷史否認的風氣及右翼的仇恨攻擊的批評。
近期的爭議，則是2022年日本行政官僚以「歷史認識」為名反進行言論審查的「飯山由貴風波」。去年，東京都總務局人權部，以飯山企劃展的紀錄片《In-Mates》提及朝鮮人虐殺之歷史認識「與東京都的立場不符」、強調在日韓國人的痛苦遭遇可能「招致觀眾反感或仇恨言論」為由，禁止該片於委外經營的「東京都人權廣場」播映。人權部受到民間團體抗議，一度修正說法並致歉，卻對要求重新上映的連署活動不再正面回應。這場言論審查風波諷刺地發生在「人權」的專責部會，也間接給予右翼團體一個動員舞台，嘗試杯葛與阻礙今年民間的百年追悼儀式。
而總的來說，關東大地震的受災經驗，除了是今天的防災科學、救災及重建的重要參照，也是災後日本社會各個層面發生轉變的關鍵。震災加劇了日本政權與朝鮮民族自決運動的對立，又因從事宗教救濟活動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幹事王希天遭陸軍殺害的事件面臨對中國的外交危機，同時亦間接促成在日台灣人的文化啟蒙運動的據點由東京轉回台灣。
此外，還有從米糧管制底下隨「民眾食堂」而普及的牛丼、豚汁和可樂餅等飲食文化，災區行政戒嚴、為鎮壓社會運動及控制言論而設立的「治安維持法」，乃至於金融重創與世界經濟危機共同造成的昭和恐慌促成其後日本法西斯勢力的崛起⋯⋯可說是影響近代日本乃至東亞最為深遠的一場天災。
「流言蜚語」下，災難恐慌與民眾暴力
日本歷史上另外兩場重大地震，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及2011年的311東日本大地震，多數傷亡分別來自建物倒塌及海嘯；有別於此，關東大地震約有九成死者死於地震發生後的火災。
有關當時火勢擴大的原因，雖有適逢午餐時間大量用火與地震攪動地下天然氣礦層等說法流傳，但多數研究認為，燈油及輕重工業的易燃物質，加上木造房屋助燃、水力管線中斷錯失滅火的黃金時刻、行經日本海的颱風使風向不斷改變等原因，是造成慘禍的主要因素。至於火勢的起點，目前仍然沒有定論。
在各災區陸續發生的虐殺事件則是關東大震災最受爭議的議題。根據官方檔案及民間的研究訪調統計，有超過6,000名朝鮮人、300名中國人（包括王希天在內），與南葛地區工運相關人士川合義虎及平沢計七等10名、無政府主義者伊藤野枝、大杉榮與6歲的外甥，遭到殺害。此外，亦有因私人恩怨、誤認、行為可疑、精神異常等緣故而受到攻擊的其他個案記錄。
諸多暴力事件中，立案起訴的案件超過一百件，加害者多是災區的自警團（民間自發組織的警衛隊，成員多為後備及退役軍人、消防團、青年團與地方居民）、軍人及警察。
現有記錄中，虐殺的共同導火線指向地震當日正午過後，在神奈川及東京擴散的「流言蜚語」。除了東京灣大海嘯和富士山大爆發、甲府全滅等直接與地震連結的傳言，各種有關「不逞鮮人」（三一獨立運動以來，日本社會對於有反日、反體制傾向的朝鮮人加諸犯罪形象的歧視用語。）及「主義者」（對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貶低用語）的謠言也隨著火勢快速傳遞，謠言指大批無良非法的朝鮮人及社會主義者縱火、投擲炸彈造成火災，還聲稱他們在井水中下毒、燒殺擄掠、強暴婦女、襲擊彈藥庫。
根據東京的災區數據統計，謠言傳開後的數日間，夜間的殺傷案件發生率近乎白天的兩倍，其中又以火勢最強烈的2日、3日晚間最為嚴重。住在案件發生區域的插畫家田中比左良曾經描述，太陽下山後電力中斷的街區一片漆黑，只有遠處大火的烈焰燒紅的天空隱隱約約的紅光照在人們的臉頰和竹槍上，瀰漫在夜裡的恐懼氣氛一直要到清晨破曉後，看不清火光才逐漸緩和。
謠言如何演變為有組織有規模的虐殺？集體恐慌為何引發民眾既有族群與意識型態的針對性，又無差別濫殺的私刑暴力？殖民主義造成的民族仇恨與衝突之外，極端災害底下令人難以想像的極端暴力，引起了國際政治和法律制度、社會結構、群眾心理、歷史記憶等不同層面的討論。
其中雖有歷史否定論者主張虐殺事件不存在，但多個團體都有留下第一手紀錄，包括1925年警視廳出版的《大正大災火災誌》及警友社的《神奈川縣下的大震火災與警察》收錄的憲警報告，日本內地法律團體「自由法曹團」成員山崎今朝弥與布施辰治等法律人、在日本東京朝鮮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幹事崔承万、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吉野作造、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獨立新聞》特派員及留學生在地震發生後分別進行的自主調查。
戒嚴令中，針對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的私刑暴力
震災時的言論管制，加上日漸向軍國主義靠攏的政治局勢，使得真相調查在戰前窒礙難行。曠日耗時的史料挖掘與整理，一直要到1960年代至1980年代間，透過姜德相及琴秉洞長期的田野調查、田原洋及松尾章一陸續彙整出版的陸海軍及戒嚴司令部相關史料、今井清一的中國人虐殺研究、松尾尊兊的朝鮮人虐殺研究等等累積，才逐漸彙整出謠言的「民間自然發生」與「官憲捏造」、「民眾與基層員警共同傳播」等解釋。
儘管「流言蜚語」中的暴行實際上沒有發生，謠言造成的集體恐慌最終卻演變成虐殺悲劇。延燒三天三夜的火勢逐漸趨緩，暴力卻未停止，而伴隨流言產生的日語審查機制，成為私刑的生死判官。
當時自警團的抓捕邏輯經常與口音腔調或是忠君愛國有關，比如要求外貌像是朝鮮半島移民的人複誦「十五圓五十錢」、五十音中的濁音，或者背誦「教育勅語」、歷代天皇的名稱。也就是說，審查機制就像是一個包含種族、語言與愛國辨識的系統，在水電、消防、運輸等現代化設施失靈的狀況下，以最原始的方式「自救」，同時「救國」。
從日本畫家竹久夢二的〈東京災難畫信〉中，學自警團的大人們扮警察、扮軍人的小孩子玩「自警團鬼抓人」的遊戲場景，也可以看出集體恐慌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跡。後來許多詩作、紀錄片與電影，包括即將上映的《福田村事件》，亦有描繪「十五圓五十錢」在災難中撕裂人性的片段。
自警團的私刑暴力與政治及社會結構有關，不是天災造成的歷史偶然。地震隔日，內閣未經程序緊急發佈行政戒嚴，賦予陸軍師團長行政、司法及軍事相關事務的司令官權限。除緊急分配救援人力、糧食、衛生用品，處置遺體與徵用土地外，更重要的是，如內務大臣水野錬太郎日後表明的，「戒嚴是為了因應朝鮮人反叛的危機」。
戒嚴令底下，軍事與行政、警察權力結合的特殊狀態持續了兩個半月，動員兵力一度達到近五萬名。具體的法律依據主要是配合「治安警察法」設置的「行政執行法」、「警察犯處罰令」及治安維持緊急勅令「流言浮説取締令」。軍警憲各層單位，一方面整合民間的自警團，並依據「行政執行法」對「可能」暴動的朝鮮人及社會主義者進行預防性的「保護」檢束，以防範暴行發生；另一方面對報章雜誌等言論媒體發出相關報導的禁令與審查令，將審查權限交由地方行政官員，以言論審查對抗謠言。
然而，戒嚴體制底下各個層級的組織面對謠言的立場、態度並不一致，部分機關甚至發出「不逞鮮人」殺之可也的電報，等同為私刑暴力開綠燈。結果，言論審查使釐清真相的管道與謠言同時遭禁，在解禁以前報刊上留下的多是朝鮮人遭逮捕的消息；「保護」檢束沒有達到保護的目的，以數十人或一、二百人為單位遭拘留的人反而成為最容易遭到私刑報復的目標。
松尾尊兊的研究指出，與軍警整合的自警團，從守望相助團體變成了「狩獵朝鮮人的武裝民兵」。此外，由軍警及政府共同擬定的言論控制方針，特別指出要加強「赤化日本人及赤化朝鮮人在背後煽動暴行之事實」的海外宣傳；其目的不僅僅是澄清謠言，還包括強化社會主義的殘暴印象之政治操作。
另一個政治操作的案例，是當時遭到「保護」檢束的無政府主義者金子文子與朴烈的遭遇。金子雖然沒有遇上自警團，卻與朴烈一起捲入當局羅織的「大逆罪」的司法迫害。她在獄中手記寫下地震後「文明的樂園一瞬間變成阿鼻地獄」，以及流言四起、遭警方以預防性逮捕的名義強制拘留的經歷。
根據辯護律師布施辰治的回顧，警方事後要求金子與朴烈的房東將房屋轉租他人並處理掉其財產物品，使兩人成為法律上無正當職業、居無定所的「徘徊者」，以適用戒嚴狀態下依據「警察犯處罰令」可處以「不超過三十日之拘留」的條例，正是震災戒嚴淪為思想鎮壓工具的實例。
殖民支配底下的跨境遷移：水資源、移民與米騷動
關注震災時的民眾暴力的研究者經常提醒，「流言蜚語」背後的殖民歷史造成的結構性壓迫，才是集體恐慌轉化為對特定族群的暴行的根本原因。暴力是恐懼的一種表現，也是殖民暴力的變形；災民在掙扎求生的過程中，特定群體被「非人化」，成為震災中「殺之可也」的替罪羔羊。
「朝鮮人縱火、在井水中下毒」的謠言，其實也反映了移民遷徙路徑、工業化和水資源的密切關聯。面對大規模火災，水是控制火勢和確保災民的日常生活的關鍵資源。在火勢持續擴大而送水管線中斷的狀況下，水的稀缺使得沿著河床居住的異邦人成為一種想像中的資源競爭者。
同時，朝鮮移民的近水聚居也是推動殖民擴張的工業化發展的結果。除了靠近本就是人力與貨品大量流通的港口居住，農地遭徵用種植棉花轉而移居日本到紡織廠工作的移民不在少數。仰賴河川運送原料的工廠經常沿著河流兩岸設置，需要大量用水的重工廠提供的宿舍也多沿著河岸建築。震災後虐殺狀況特別慘烈的橫濱、隅田川及荒川，或者關東地區貫穿武藏野的多摩川流域，都保有許多移民的痕跡。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歷史背景，則是地震發生幾年前的1918年的「米騷動」；這是因大戰景氣糧食消費增加，快速工業化造成農村人口移出及糧食減產，加上戰爭時期進口米量不穩定以及囤米問題而引爆的全國範圍的糧食暴動。自警團正是內務省官僚深感地方青年投入米騷動與國家對抗帶來的衝擊，而在後續的組織整頓過程中，提出「警察民眾化」的訴求，用來吸收青年以強化控制的重點組織。
歷史學者Andrew Gordon表示，米騷動並不是日本近代史上群眾暴動的第一遭，但它是「群眾暴力的時代」的絕佳見證與時代的轉折點，在那之後，勞工大眾有越來越明確的組織動員，且與警方及資方發生的衝突未再大範圍爆發。
關東大地震正好就發生在這個民眾從暴動轉向組織化的時間點，包括前面提及的南葛地區青年勞工及大杉榮在內，當時的政權、知識份子、工運領袖皆清楚意識到「群眾」無論是在統治或抗爭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米騷動之後蓬勃的社會運動間接強化了政權與保守勢力的焦慮，其中，長期遭污名化為「偏激暴力」的社會主義運動，成為軍方鎖定的打擊對象。竹久夢二曾經紀錄，當時陸軍貼出的海報中，包括父子相食的「過激派的末路」、孩童喝著克魯泡特金酒、虛無酒，或吃馬克思派等等荒謬誇大的政治宣傳。
災難底下鎮壓社會運動的政治意圖，與米糧、飲食等民生問題結合，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米騷動五年之後發生的大地震，喚醒了許多人記憶中對缺糧的恐懼，米也成為水之外另一個關鍵資源。類警察的自警團的確在糧食分配與穩定地方秩序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然而透過軍警系統完成武裝的特性，削弱了民間的團結自治抵抗軍隊警察暴走的能力。
懷抱「南葛魂」投入在地事務與救援活動的青年，以及積極提倡民眾自主自治的大杉，最終在「主義者」暴動的謠言氛圍中遭到自警團及軍人殺害。大杉的告別式上甚至上演了右翼團體奪走遺骨的鬧劇。
民間對真相的守護
真相調查無法立即窮盡、不同詮釋的立場衝突或者史實隨著時代更新等變數，是歷史考掘的困難與常態。儘管有明確檔案指出內政機關在第一時間以電報助長謠言傳播、默許民眾暴力、甚至是憲警虐殺平民、提供刀械槍枝給自警團，也有許多倖存者與目擊者的口述採訪、日記與藝術作品留下證言，近幾年亦有研究者積極提出「緊急狀態恐慌」、「民眾責任」、「國家責任」的看法⋯⋯虐殺事件的始末及責任歸屬、歷史真相、集體記憶的議題還是缺乏社會關注及共識。
政府也僅委託學者於關東大地震的調查書中，整理既有研究撰寫虐殺的相關章節，至今未進行國家的真相調查。面對關東大震災的虐殺問題，日本政府過去不承認亦不否認的消極態度，在近年東京都及內閣官房的歷史否認的發言底下逐漸右傾，乃至於進一步挑動近來因核污染水排放問題而再度惡化的民族對立的敏感神經。
除此之外，百年前「不逞鮮人」與「主義者」的標籤，在民族情緒與意識型態的對立底下，經常牽涉「嫌韓」、「嫌中」的心理，或者社會對親共反日的反感。日本媒體談及災後重建與復興，必然會回溯至311大地震、關東大震災的集體經驗，但後者中的虐殺歷史卻是社會中缺乏公共話語權的敏感話題。
所幸，日本社會的另一種職人精神，學界與民間的研究者、創作者長久以來的堅持，在保障言論空間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司法檔案、資料及學術刊物與文藝誌策劃的關東大震災百年特輯持續出版，由民眾史學者新井勝紘挖掘，描繪虐殺現場的歷史證物《關東大震災繪卷》正在高麗博物館展出。到年底為止，像是國立科學博物館、神奈川縣立歷史博物館、「関東大震災、百年不見的慟哭 哎一古展」實行委員會、東亞和平行動的「記憶1923關東朝鮮人大虐殺行動」計畫等，也持續策劃相關展覽及活動。震災當時畫家水島爾保布紀錄集體恐慌的瘋狂狀態而遭禁的《愚漫大人見聞錄》、作家森麻由美根據鄉土資料館提供的日記、手帳、書信整理的《聽寫關東大震災》也在今年問世。爭議性的議題，百年來由民間共同守護，形成了一條重訪困難歷史的珍貴古道，匯聚言論與知識的力量，抵抗日本政權的消極右傾。
本文在關東大震災一百年的時間點回顧虐殺事件，期望帶領華語世界的讀者看見民族對立之外，兩次大戰期間殖民體制的變化、水資源與糧食的分配及控制、緊急狀態底下行政、司法和警察權力的界線混淆、國家對反抗運動的鎮壓等結構的複雜性。虐殺的歷史遠遠不只是一段挾纏當前民族情緒的悲慘過往，而是與後殖民遺緒、資源與糧食安全、國家統治的分權制衡、社會反抗動能等，在內政和國際社會上皆受到相當關注的議題密切相關的歷史經驗。
多謝端。
正在东京的高丽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