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Metoo運動又一站：文化界的昨日舊夢和取消清算

（侯奇江，中國文化現象研究者、評論人）

「走過危機四伏的成長，我們每個人都是青春的倖存者」。重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8年第1版），編劇史航的這一句不痛不癢的推薦語赫然在列。相較於《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所觸及沉痛的社會議題，和這本書在中文女性主義集體意識中符號性的地位，史航這青春小說式的評價顯得漠然、不合時宜甚至有幾分文不對題。直到近期，史航本人被至少26人指責疑似性騷擾時，他這句書評就像讖言，顯得諷刺而又順理成章。很多人懷疑他沒有看過此書。現在，他是否知道自己已成書中人？

近日，中國文化界掀起了一波#MeToo（「我也是」）浪潮。除了編劇史航之外，編輯范新與自由撰稿人宗城均被舉報，舉報人稱他們實施了包括強姦未遂、強吻等不同程度的性騷擾。與刻板印象中，性侵害者/性騷擾者應是對性別平等毫無覺醒意識的男性不同，這次的男性則是直接或間接從事與女性主義議題密切的相關工作。

范新所在的出版公司「一頁」以出版女性主義相關議題的書籍見長。在第七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他被評選為2021年年度編輯，稱「以編輯為業的是『日常』裏最為密切地與文字、文化、文明、常識、邏輯、審美、世界觀打交道的人」。而宗城本人支持#MeToo運動，近年來數篇撰稿評論或談話涉及了阿廖沙北影性侵案、鮑毓明案、由JK羅琳引起的關於美國取消文化的爭論等話題，這些都是女性主義者關注的熱門議題。

緊隨當事人面對性騷擾指責的回應，他們相關的同事、所在的公司、合作伙伴和作品的爭議仍在繼續。中國#MeToo運動終於開始踏入了關於「取消」和「清算」界限何在的討論，這是#MeToo行動中爭取性別平等向前的一步。然而，道歉之後，#MeToo運動的推動和性別意識的變革無法只框定在女性群體內部，自然也始終無法迴避男性夥伴的爭取和重建規則的問題。

我們要怎樣繼續與父權制斡旋，解決仍將長期存在的性別矛盾和衝突，在觀念和意識變遷的過程中開闢新規則佔領新領地，讓性別平等不僅僅成為深入人心的信念，也成為普遍遵循的行為規範的原則？

意識的落差：覺醒還是在舊夢中裝睡？

史航不但把議程又設置回了「到底什麼是性騷擾」的原始起點，他深諳輿論場流行「受害者有罪」的懲罰，也假借保護受害者、不願意迎合「受害者有罪論」的藉口暗示受害者有過錯。

史航承認自己是俗人，但否定了性騷擾的指控。他說自己和那幾位女性的互動是「風流交談」和「門內的情調」。作為所謂的文化名人，史航流露出一種陳腐的性別觀念，試圖以才子追求佳人的說法美化、正常化性騷擾。佳人才子的敘事原型是男性中心主義的前朝遺物，史航是裝睡不醒帶有性別歧視的今朝人。不論男性怎樣沉溺於父權的昨日世界，在今天，修辭也難以賦予他騷擾「佳人」的合理性。史航在自欺欺人地嘗試定義這些發生的事情時，也變相地承認了這些事情真正發生過。

然而，這也不僅僅是簡單的「觀念落後」的問題。史航不但把議程又設置回了「到底什麼是性騷擾」的原始起點，他深諳輿論場流行「受害者有罪」的懲罰，也假借保護受害者、不願意迎合「受害者有罪論」的藉口暗示受害者有過錯。

近期各方反應所引起的 「到底什麼是性騷擾」的討論仍然在在認知層面上提供科普式的理論資源，驅動和促進這場關於性別觀念的變革。許多媒體反覆普及性騷擾的定義，並強調表面的「知情同意」在受到不平等的權力所預設的等級結構下的無效性。處於不對等權力關係下方的受害人因為職業和人際關係等種種顧忌，不敢拒絕富有名氣的「大人物」。

對細節的執迷會導致對宏觀結構的忽視，性騷擾的認定並不是幾張微信對話字裏行間的文字遊戲，更不僅僅關於個人在某個特定時刻的曖昧態度或者行為表現。當史航以一個「知名編劇」的身份出現時，父權制的等級秩序早已為他實施性侵犯搭好了腳手架。

與史航相比，范新與宗城的案例則展示了在性別意識上「知行難以合一」的認知失調。

與史航相比，范新與宗城的案例則展示了在性別意識上「知行難以合一」的認知失調：一方面是招牌式的女性主義平等性別意識、可以帶來明確市場回報的道德和名譽資源；另一方面是難以割捨的既得利益和性別特權。因此，他們在公共角色中支持平等自由等現代意識，在私下卻仍然利用性別特權侵犯他人。

面對水平參差不齊的男性盟友，不論他們是否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還是持有基本的樸素性別平等觀念，當他們利用女性對共同信念的認同換取信任和利益，反而實施侵犯時，人們自然有憤怒和背叛的感覺。這種信任損害也說明了不合作的拒絕態度的確是一個現實的、合理的反抗策略。連那些看似性別意識已經改善的人都是性侵害者，我們怎麼能不失望。

全盤否定、全然放棄男性群體，乾脆進入一個沒有男人的女兒國生活，是許多女性主義者受到傷害後不能原諒、不願原諒的情緒和態度。但退一步講，我認為並不存在沒有男性參與的男女平等。即使隔離了生理性別中人類的另一半，我們也無法清除那些內化於許多女性同胞思想深處的性別歧視。正如「為國捐精=無瑕疵女性主義者」的評價也來自自認為是女性主義的精英女性，這些相似但不同的矛盾也說明對女性主義的挪用、利用並不受到生理性別的限制。儘管性別意識存在落差和性侵害女性不可同日而語，但不論男女，女性主義淪為裝點門面的生意經和流量密碼是久盛不衰的議題，這樣的信任危機還要持續很久。

即使隔離了生理性別中人類的另一半，我們也無法清除那些內化於許多女性同胞思想深處的性別歧視。

我們必須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性別意識的變革究竟要如何動員更多同伴，讓他們和她們成為性別平等的行動體——不僅在觀念上認同性別平等的理念，同時在行為上踐行這些原則？我們如何讓更多人真正地擁抱進步，改善社會，而不是藉此投機取巧地謀取個人的私利？

人們不可能整齊劃一地經歷「覺醒」。性別意識的變遷過程自然會出現高低反覆，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依照性別平等的原則來踐行日常生活實踐，對不同的群體而言有着不同的 「成本」和「收益」。

當一部分人已經決定採取行動進行堅決地反抗時，另一部分人尚未經歷現代性別意識的啓蒙運動，或者選擇閉上眼睛把思想凍結在過去。當一部分人仍然在性別歧視帶來的不公不義中掙扎，另一部分人已經開始搶奪操縱女性主義的定義，並以此服務自己的利益。#MeToo運動的擴散和動員，面對的是對性別平等的認知普遍存在差異的現實世界。物化女性的性別歧視和自我感覺良好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舊習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也會存在於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的群體裏。

文化界之所以有更多的「女權男」，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暴露於充分的認知資源、處於相對寬鬆的性別政治環境，也因為女性文化市場和帶有政治認同性質的消費行為直接為他們帶來了現實回報，與他們的工作和勞動所得息息相關。對於這些男性，女性主義曾經給出了簡單直接的利益激勵。同時，高校、文化界或廣義的「私營部門」暴露出更多的#MeToo案件，不能說「文化圈很亂」，只能說當性侵在全社會普遍存在的時候，這些領域有更多的反抗機會。

五年來，MeToo運動在輿論上掀起的浪花，不同程度地在社會認知上撕開了縫隙。但是，同樣的輿論條件下，個人的認識和行為仍然有很大的差異。那麼我們究竟要通過哪些方法，提供怎樣的反饋和動員，建造一個具有正負反饋的「反饋環路」，讓性別平等意識得以取代父權觀念，真正改變人們的性別互動和社會合作，終止性別暴力和性犯罪，以性別平等的方式順暢運行？

控訴的策略：小作文的積極意義和難題

令人欣慰的是，憑共情喚起的道德資源形成了幾乎一邊倒的支持。其中一些文字的真摯情緒和深刻剖析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

「這是一篇標準的小作文」、「我不是完美受害者」……近期這幾輪性騷擾事件中的當事人在寫下控訴文章或發出言論時，都清醒地預設了來自輿論的反應和將要面臨的各種價值判斷。令人欣慰的是，憑共情喚起的道德資源形成了幾乎一邊倒的支持。其中一些文字的真摯情緒和深刻剖析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

同樣重要的是，短時間內高達二十多人控訴史航，這驚人的數字說明性騷擾有令人髮指的普遍性，這些指控正形成相互的驗證。微信聊天記錄和其他證人的在場，對宗城和范新的事件而言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在法律等正式程序之外，#MeToo運動藉助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最常藉助網絡控訴的策略。這些行為策略有很多種污名化的名稱：「寫小作文」、「微博升堂」、「大鳴大放大字報」。的確，不論出於對同胞怎樣的天然信任，性侵舉報在取證取信的過程中沒有捷徑可以走。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網絡控訴和自我言說的行動策略是錯誤的、無效的，它的存在與程序正義也不一定構成取捨的衝突關係。我們在許多#MeToo案件中看到了輿論控訴與司法程序的同時發生。

反性侵實踐中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我們缺乏穩定有效的制度安排。性騷擾、性侵犯普遍存在，定罪率卻很低。舉證標準太高，損害賠償太低。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偏見，取證等程序也困難重重。除了網絡通訊可以留下聊天記錄的白紙黑字，在隱匿角落裏發出的騷擾行為和侵犯語言很難被記錄或監控。

再考慮到報警和啓動法律程序的二次傷害和高昂成本，本應該由法律、規則等正規制度安排來懲戒懲罰的犯罪行為，往往得不到實踐。網絡揭發或者控訴成為一種現實的替代性選擇，對於很多受害人而言，這甚至是唯一的選擇。因為正式制度的空缺，這種非正式的手段也就顯得更加珍貴。

清晰嚴謹的證據是一個法律的技術手段。但是訴說、言說和講述更是一種政治參與的過程，是一個政治化的努力嘗試和發聲實踐，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微觀的政治反抗。

為了避免一種常見的對立思維，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清晰嚴謹的證據是一個法律的技術手段。但是訴說、言說和講述更是一種政治參與的過程，是一個政治化的努力嘗試和發聲實踐，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微觀的政治反抗。作為鬆動現有規則的現實策略，女性和其他群體通過對這些細微日常和情感主體的申明才能重拾主體性，鑿入一支嘗試鬆動父權社會的楔子，打開裂縫，承認被否定的、訴說不可說的，為霸權主流帶來異質性的力量。

「#MeToo我也是」的網絡接力和呼應，傳遞出自我覺醒的反抗姿態，同時連接了有着類似經驗的共同體。作為輿論的熱點公共事件，#MeToo事件為所有參與網絡公共生活的旁觀者都提供了一個間接的視角，發生其中的矛盾和衝突，是為數不多的向父權制社會生活和現有的權力結構表達負反饋的方式。「取消」和「清算」都以一種非正式的道德和利益懲罰，說明性別歧視有行為成本，性侵害就是要付出代價，進而把性別關係和親密模式向性別平等的方向調整。正是這些訴說和控訴挑戰了原有的性別關係和社會角色問題，重新構造了性行為的邊界和合理性。

在目前的階段，因為手頭資源的有限，人們往往對法律抱有過高的期望，希望它是幫助我們懲戒性侵的武器。但它實際上更是#MeToo運動嘗試改善、改變的對象：儘管這兩年有所進步，比如出台一些指導性文件，《民法典》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有義務防止性騷擾，但現實實踐中鮮有有力的執行案例。其它現有法律和行政干預中，因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也常見保護性歧視。中國法治環境和司法不獨立的現實，也讓許多#MeToo案件的審理雪上加霜。

但法律不是調節社會關係的唯一手段，讓性侵犯得到來自法律的懲罰亦不是#MeToo運動反對性侵的唯一目標。正因為控訴和言說把原本私密的「門內情調」公開化，這些討論把性侵帶入了規範化的權利和知識領域。控訴讓我們能在這種公共爭辯中重塑觀念，再造行為和社會關係。

它不是一個完美無瑕的解決方案，#MeToo運動也不能只停留在情緒地宣泄和一味地批判中。正因為其存在缺陷，它必須、也一直在召喚法律和制度等其他正式手段的彌補和糾正，保證每個人的性自主和性安全而不是少數人的。

這些年來，正是這樣此起彼伏的性侵控訴促進了性別意識的進步，豐富了性別表達和反抗的話語。但是女性的權益仍然處在較低的水平、性別平等的情況並沒有質的改善。目前常見的性侵案類型單一，這種行動策略的受益者，大部分是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都市女性。網絡控訴的方式並不適用於無法立刻獲得網絡注意力的其他群體，很多舉報人依然承擔二次傷害和惡意報復的風險，性侵罪責的認定受到太多其他因素影響，「社會性死亡」、「取消」和「抵制」的所謂懲罰難以準確合理地與過錯或者犯罪程度對應量刑。

正如控訴式的網絡行動所面臨的批評所指出的那樣，它不是一個完美無瑕的解決方案，#MeToo運動也不能只停留在情緒地宣泄和一味地批判中。正因為其存在缺陷，它必須、也一直在召喚法律和制度等其他正式手段的彌補和糾正，保證每個人的性自主和性安全而不是少數人的。它必須建設性地系統性地邁入制度安排的下一步，加入更多的公共辯論和審視反思，在聲援和感情支持之外為受害者提供更多的專業指導和幫助資源，在懲戒施害人時同樣促進對應的教育和改善，並且扼殺和阻止潛在的性侵。

否則，我們只能筋疲力盡地原地打轉，消耗吶喊的聲量，卻無法真正推動社會的進步。

道歉之後，#MeToo運動下一步

出版社的品牌應該、或者說能夠與創始人割席嗎？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如果公司停止運營，底層員工付出失業的代價，對他們公平嗎？我們怎樣在未來的#MeToo性侵案中確定「取消」和「抵制」的邊界？

在近期的案例中，范新和宗城的道歉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且表示將要退出目前的工作。但對於所在的公司、同事的態度，以及對他們作品的看法，仍然存在廣泛的爭議。出版社的品牌應該、或者說能夠與創始人割席嗎？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如果公司停止運營，底層員工付出失業的代價，對他們公平嗎？我們怎樣在未來的#MeToo性侵案中確定「取消」和「抵制」的邊界？這也是#MeToo運動在創造性地、建設性地進行性別平等的制度安排中，無法迴避的考量。

可以想象，在未來的性侵舉報中，網絡行動和聲援仍然會長期成為#MeToo運動的方式。但在控訴和共情、接納和批評之外，我們如何開闢新的權利空間，用一種更優的方式團結各方力量，爭取正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當有着充分的認知資源和社會支持的群體開始採取行動反抗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在更加森嚴的科層制和威權體制內，或者更偏遠的鄉村底層，或者在傳統異性戀的範式之外，性侵等性別暴力仍然在發生。來自不同背景的被侵害者是否有機會反抗？她們或者他們有何渠道可以控訴？

自從2018年羅茜茜勇敢地拉開中國#MeToo運動的序幕，關於性侵的舉報、控訴，相關的網絡行動和公共參與，逐漸重塑人們關於性別的道德、意識和實踐。這五年來，前人的努力為反性侵積累了寶貴的社會經驗，沉澱下許多理論和實踐的成果，但許多案例仍僵持不下或不了了之。受到政治環境的管控和自由言論的壓制，#MeToo案的一些勝利也戛然而止地消散於輿論空間，無法得到充分的討論。

時至如今，#MeToo運動仍然是一場進行中的關於性別文化的變革。這場變革不僅僅關於公共生活中的相關法律和規則，也關乎日常私生活中行為的界限——不論是在公開的職場、學校還是在私密的床榻或約會的角落，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必須停止，男性中心主義在性別互動中的自以為是必須停止，利用不平等關係謀求性剝削的男性霸權必須停止。職場環境和人際壓力不應再掩蓋或助長性脅迫、性侵犯和性犯罪。性追求和性表達的前提，都應該以尊重他人意願為起點。

在這個過程中，保守主義的反攻和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衝突和牴牾也將長期存在。我們可能要經歷多次不成熟意見甚至是多個錯誤意見之後才能抵達一個性別平等的世界。

然而在達到這樣的社會理想之前，我們仍然要面臨許多富有爭論的問題。性別社會觀念的變遷有賴於相關議題的利益分配、道德資源認知和包括法律在內的制度安排。我們如何向更多的同胞伸出性別平等的橄欖枝，在樸素的性別道德觀念上形成更現實的激勵，設計出一個開放包容和自由平等的性別互動模式？當大家普遍對性別交往感到困惑或憤怒時，我們怎樣彌合認知差距，嘗試破除掉父權制的舊框架，尋找到新的足夠堅實的合作模式？在引以為戒的負面案例之外，我們還能否發現可以寄託希望和帶來慰藉的理想模板，治癒父權制給人們帶來的創傷？除了規範校園職場等場景中的交往模式，人們之間到底要怎樣追求、相愛、共同生活？

形成普遍深入人心的平等理念和性別互動模式並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保守主義的反攻和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衝突和牴牾也將長期存在。我們可能要經歷多次不成熟意見甚至是多個錯誤意見之後才能抵達一個性別平等的世界。這仍將是一份長期而辛苦的工作，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守男德」或其他保守方案可以粗暴解決的。儘管困難重重，勇敢的人已經啓程，站出來說出MeToo需要勇氣，但讓這場變革繼續下去也需要毅力，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