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精英」失聲，「暴徒」崛起，冷漠依舊：開戰一年，俄羅斯發生了哪些變化？

【編者按】自俄軍於2022年2月24日正式入侵烏克蘭以來，一年的戰爭已經造成了大量死傷和難民，對交戰雙方，以及整個歐洲安全局勢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端傳媒將陸續刊出「俄烏戰爭一週年」專題報導和分析，探討這場完全改變國際關係的戰爭。歡迎點擊追蹤。

精英變成小卒

一旦普京決定走向戰爭，那麼除了當一個忠誠的小卒，他們不會有別的選擇。

2022年2月21日，俄羅斯召開聯邦安全會議（Sovbez），討論承認烏克蘭東部親俄傀儡武裝控制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這兩個「人民共和國」「獨立」的問題。後來我們知道，正是在這場會議上，普京跨出了最終決定入侵烏克蘭的收不回的一步。通常閉門進行的安全會議這一次卻被鏡頭記錄並報道，許多評論者後來認為，這是普京把自己的決策與並不知情的上層精英捆綁在一起的計謀。

會議上的幾個細節似乎能夠佐證這種論斷。普京的親密戰友，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Nikolay Patrushev）使用了一連串委婉的虛擬語氣，謹慎地「提議」說，如果美方能滿足俄方的各種條件，那麼「響應一下」拜登的提議也「算是合理」。普京對此沒有特別回應，然而隨後當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Sergey Naryshkin）委婉地附和帕特魯舍夫，指出「可以」給西方「最後一個機會」時，普京失去了耐心，當着全體高官和媒體鏡頭，用一連串嘲諷和逼問把自己的這另一位戰友嚇得語無倫次。

這詭異的一幕讓人可以推斷，哪怕是帕特魯舍夫、納雷什金這樣通常被認為普京極為信賴的情報機構掌門人，對於入侵烏克蘭這樣重大決策的出台，也不僅沒有發言權，甚至都未必有知情權。而全面入侵一週年以來，各家媒體深度調查普京決策過程的報道不斷往這個不知情者名單中寫入了越來越多大人物的名字——俄羅斯名義上的二號人物總理米舒斯京、三號人物總統辦公廳主任瓦伊諾（Anton Vaino）、主管宣傳工作的第一副主任格羅莫夫（Alexey Gromov）、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儘管幾乎所有報道都將入侵稱為普京及其「小圈子」的秘密決定，但如果連上面這些人物全都與之無緣，那麼現實讓人不禁懷疑，猜測到底誰在這個小圈子裏是否還有意義，抑或我們應該直接承認，俄羅斯的政體已完全滑入普京的個人主義專政（personalism），而如果用專門報道俄羅斯精英政治的記者佩爾採夫（Andrey Pertsev）的話來形容，那一天安全會議上發生的就是「集體普京之死」。

可想而知，為什麼觀察家在開戰伊始預測的「精英分裂」遲遲沒有發生，相反，許多原先仕途見頂的中高層官員發現，發表好戰言論或穿上迷彩服去戰場（實則往往是攝影棚）拍一些戰地寫真很可能引起普京的特別關注，從而重啓自己的升遷可能。其中最奪人眼球的當屬前總統、總理，現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一向以西化、開明著稱的他搖身一變，成為嗓門最響亮的鷹派之一，時不時在自己的電報頻道上羞辱國外政要，對西方和烏克蘭進行頻繁到令人膩煩的核威懾，或為俄羅斯的入侵賦予費解的神學使命。就連戰後始終迴避相關評論的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Sergey Sobyanin）在去年年底也意識到繼續沉默的危險，便加入了這場軍裝cosplay大賽。

起初被期待會集體辭職抗議的所謂「體制內自由派」——央行行長納比烏林娜（Elvira Nabiullina）、財政部長西盧阿諾夫（Anton Siluanov）等才華橫溢的金融技術官僚不僅始終保持沉默，還迅速投入戰鬥，為普京政權的金融體系抵擋住開戰後的制裁組合拳衝擊。這種職業成功與道德失敗的結合被拿來與納粹經濟部長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相提並論。當大家把討論的焦點聚焦於技術官僚的道德困境時，專注於挖掘俄高層腐敗的媒體「項目」網刊登的針對另一位體制內自由派代表人物，儲蓄銀行（Sberbank）行長格列夫（German Glef）貪腐與濫權的長篇調查向我們揭示了理解事實的另一個維度——這些「體制內自由派」精英的個人利益早已和腐敗的普京政權捆綁在一起，一旦普京決定走向戰爭，那麼除了當一個忠誠的小卒，他們不會有別的選擇。

大錘變成象徵

作為法外暴力象徵的「大錘」受到如此歡迎，意味着展示性的不道德行徑已上升為俄羅斯的國家教條。

如果說真存在這樣的「分裂」，它更多發生在主導戰爭的各支勢力內部。

例如，以FSB（聯邦安全局）前上校、頓涅茨克傀儡政權前「國防部長」、因參與擊落MH17航班被缺席判處終身監禁的斯特列爾科夫（Igor Strelkov）為代表的一系列「戰地記者」、軍事博主開戰後在俄羅斯獲得大量關注，他們不斷在自己的電報頻道上抨擊俄軍缺乏果斷、指揮無能，並唱衰俄軍作戰前景。

但這與其說是「分裂」，毋寧說是圍繞利益分配產生的分歧，如斯特列爾科夫背後通常被認為有極右翼寡頭馬洛費耶夫（Konstantin Malofeev）與FSB派系撐腰，由於情報嚴重失實導致俄軍貿然出兵的後者自然樂於通過貶低國防部的作戰水準來挽回自己的形象。國防部亦逐漸布局防禦，通過各種收買手段，將大量軍事博主「招安」。克里姆林宮同樣非常樂於利用乃至激起這種可管控的分歧，為外界營造一種言論多元、自由的幻相，並確保民意對戰事不利的不滿情緒始終集中於個別指揮官，而非戰爭本身乃至普京的統治，當事人也各自憑着自己的政治嗅覺領會這種「小罵大幫忙」遊戲的紅線所在。一個絕佳的例子就是斯特列爾科夫前不久與一位曾志同道合的作家進行的對談直播，兩人「暢想」着俄羅斯戰敗後的未來，然而當作家表示自己堅定支持獄中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內（Alexey Navalny）後，斯特列爾科夫很快就忿忿地中止了節目。

開戰一年來俄羅斯陣營涌現的最耀眼「明星」，也堪稱這場殘酷侵略戰爭精神之道成肉身的，當屬人稱「普京廚子」的普里戈任（Evgeniy Prigozhin）。

這名曾有十年牢獄經歷，靠賣熱狗起家的彼得堡商人同時坐擁「瓦格納」僱傭軍、有數千員工的「水軍工廠」（Troll Factory），以及包括了「聯邦新聞社」（RIA FAN）在內至少十幾家可疑新聞網站的「媒體工廠」，構成了克里姆林宮對外發動混合戰爭、干涉他國內政的組合拳。

隨着俄軍表現疲軟，這位高調的商人決定不再滿足於只做政權的代理人，而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展開廝殺。他大方地承認自己與僱傭軍和水軍工廠的關係，克里姆林宮的官僚建制和法制秩序則成了他發動混合戰的戰場。每當俄正規軍戰事不利，普里戈任及其下屬就會極盡辱罵俄軍最高指揮層之能事。普里戈任在克里姆林宮的默許下，從俄羅斯的監獄系統中非法招募了數萬名重刑犯前往烏克蘭作戰，大量媒體調查和戰場分析講述了這些刑犯如何被用作炮灰，而違抗命令或開小差者往往會遭到法外槍決。

今年一月，首批服役期滿的囚犯僱傭兵由普里戈任本人親自宣布赦免，在他發布的照片和視頻中，俄羅斯媒體識別出了大量盜搶慣犯、殺人犯，乃至弒親犯，他們中的一位武裝搶劫犯甚至受到普京本人授勳。在俄新社發布的一段視頻中，普里戈任對這些曾經的重刑犯，如今的「國家英雄」傳授了重返社會的人生經驗：「少喝酒，別碰毒品，不要強姦女人，別惹是生非，警察應該尊重你們。」

最能夠體現普里戈任殘忍作風和俄羅斯法制秩序蕩然無存的當屬「大錘事件」——2022年11月13日，普里戈任旗下的一家電報頻道發布了一段視頻，顯示囚犯僱傭兵努任（Evgeniy Nuzhin）被不明身份人士用大錘活活砸死，顯然是為了報復他此前在戰場上投降烏克蘭，並接受烏媒採訪發表對瓦格納不利的言論。對於這種明顯的公開法外處決，俄羅斯當局沒有做出任何回應，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iy Peskov）甚至直接表示「這不關我們的事」。普里戈任收到了默許乃至讚賞的信號，迅速將大錘變成瓦格納的公關符號，宣稱將一把沾血的大錘寄給了宣布「瓦格納」為恐怖組織的歐洲議會，西方國家駐俄使館被不明人士投擲大錘，普里戈任自己甚至在新年來臨前推出了一款兔子舞大錘造型的奶油蛋糕。

其他官員和宣傳員也嗅到了風向變化。議會第三大黨「公正俄羅斯」黨主席米羅諾夫（Sergey Mironov）發布了與普里戈任簽名款大錘的合影，「今日俄羅斯」（RT）電視台總編西蒙尼揚（Margarita Simonyan）讚美普里戈任的「極端禮貌」，而部分國家杜馬議員則公開支持「瓦格納」招募的重刑犯僱傭兵火線入黨並參選議員。如政治觀察家科列斯尼科夫（Andrey Kolesnikov）所言，作為法外暴力象徵的大錘受到如此歡迎，意味着展示性的不道德行徑已上升為俄羅斯的國家教條。

良心變成抹黑

2023年1月，「美杜莎」網被進一步賦予了「不受歡迎組織」的法律地位，意味着任何「參與」這家俄語世界最受歡迎獨立媒體「活動」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撰稿、受訪、打賞、分享）在俄羅斯都會成為違法乃至犯罪舉動。

如果說2022年的俄羅斯法制秩序對於「戰爭黨」的態度是無限縱容，那麼其對於「和平黨」的態度就是無限壓制。

根據俄維權組織「警局信息」（OVD-Info）的統計，自開戰以來，俄羅斯共有19586人因參加反戰集會或表達反戰立場而被拘捕。為了讓鎮壓機器有形式上的開動理由，當局創立了「抹黑」（discreditation）和「造謠」（fake）兩種罪名，前者往往處以罰款、拘留等行政處罰，後者則最高可判十五年徒刑。著名維權律師奇科夫（Pavel Chikov）認為，這是當代俄羅斯歷史上首次可以僅僅因一個人的立場與官方立場相悖而將其逮捕、起訴、監禁：「你可以親眼看到戰爭中發生了什麼，可以閱讀聯合國等國際權威機構的文件和官方聲明，可以閱讀國際刑事法院及其調查材料。但如果你說出來，那你就違背了國防部的立場，你就會被判七、八年刑。」

「警局信息」記錄了一年以來的5846起「抹黑」立案和447起反戰相關刑事立案（其中「造謠」罪139起）。點贊某個政治不正確的帖子、把指甲塗成烏克蘭國旗色，或給烏克蘭詩人紀念碑獻花都足以構成「抹黑」。而一些最廣為人知的「造謠」刑案則包括：反對派政治家亞申（Iliya Yashin）因在線上直播中討論布查屠殺而被判八年半徒刑；記者波諾馬連科（Maria Ponomarenko）因發帖提及俄軍轟炸馬里烏波爾劇院而被判六年徒刑；莫斯科區議員戈裏諾夫（Alexey Gorinov）因在議會討論時稱在戰爭期間舉行兒童繪畫比賽不合時宜而被判近七年徒刑；藝術家斯克奇連科（Alexandra Skochilenko）因將一家超市的價簽替換為馬里烏波爾平民遇難數字而被求刑十年……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一些統計，在俄羅斯普通殺人罪判罰的平均刑期為八年半。

獨立媒體同樣遭到致命打擊。廣播、報紙、電視和網絡媒介領域各自最有代表性的獨立媒體——「莫斯科回聲」電台、《新報》（Novaya Gazeta）、「雨」電視台（Dozhd）、「美杜莎」網（Meduza）全都遭遇關停或屏蔽，幾乎所有報道戰爭真實情況的外媒、獨立媒體和地方媒體也都被賦予羞辱性的「外國代理人」法律地位，並且遭到關停或屏蔽。Facebook、Instagram、Twitter這樣的國外社交媒體均被屏蔽，前兩者所屬的Meta公司甚至被宣布為「極端主義組織」。但這種極限打壓仍不能滿足普京政權，2023年1月，「美杜莎」網被進一步賦予了「不受歡迎組織」的法律地位，意味着任何「參與」這家俄語世界最受歡迎獨立媒體「活動」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撰稿、受訪、打賞、分享）在俄羅斯都會成為違法乃至犯罪舉動。

網絡審查在2022年的急劇增長可以通過去年11月被黑客獲取、今年2月大規模發酵的俄羅斯大型網絡監控部門「射頻總中心」（FGUP GRChTs）的諸多內部數據證實。例如，2021年，該中心分別刪除或屏蔽了3586條「虛假信息」和7274條「煽動集會和騷亂」信息，到了2022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暴增到110684條和30596條。2022年9月，該中心將既往向上級每日報告涉普京網絡負面輿情的頻率改為每週報告，因為發布普京負面消息的信息源已「急劇減少」。此外，中心員工還在報告中抱怨可以使用的VPN越來越少，影響了他們的工作效率。諷刺的是，當該中心員工發現中心數據被黑，自己的存在大白於天下後，他們在員工群內表示：「下一步就是『射頻中心』僱傭軍，再然後就是大錘。」

而在文化界，2022年底通過的全面禁止LGBT「宣傳」法案給俄羅斯的文化界帶來蘇聯解體以來從未有過的審查壓力。但凡公開表達反戰的作家、音樂人、導演、演員幾乎悉數被賦予「外國代理人」頭銜，著名作家格魯霍夫斯基（Dmitriy Glukhovsky）甚至因反戰貼「抹黑」俄軍而遭通緝。莫斯科的圖書館流出了若干份禁書清單，除了那些反戰的「外國代理人」俄羅斯作家外，還有許多知名海外作家乃至經典作家，如村上春樹、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斯蒂芬·弗萊（Stephen Fry）、莎拉·沃特絲（Sarah Waters）、讓·熱內（Jean Genet）、吉本芭娜娜、喬治·奧威爾、斯蒂芬·金、喬·阿克羅比（Joe Abercrombie）、尼爾·蓋曼（Neil Gaiman）、J. K. 羅琳。在音樂界，演出場所乃至卡拉OK都收到了上級發放的問題藝人黑名單。在戲劇界，劇院將反戰導演的作品被從劇目中撤除，或是虛僞地在導演的姓名欄裏寫上「導演」，而隱去他們的本名。反戰演員被劇院開除，集體反戰的劇院則直接被關停。而在電影界，西方電影退出後，本已為數不多的新片中又有不少因演員反戰而無法上映，正當製片人尚在猶豫是否需要重拍有關段落的時候，影院已經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倒閉潮，一些影院開始鋌而走險，播放未經授權的好萊塢大片。

只有冷漠不變

按照這個邏輯推測，若想撼動俄羅斯社會，激發其起來反抗，最好的辦法似乎只能最殘忍的——期待烏克蘭軍隊在戰場上消滅盡可能多的俄軍，從而引發俄羅斯的下一輪動員。

詭異的是，無論是戰場上的頹勢、大量兵員傷亡、經濟的萎靡，還是法制潰爛、自由遭到碾壓，都無法改變俄羅斯民調數字中戰爭和普京近乎一成不變的高支持率。

即使是獨立民調機構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做出的結果，對戰爭的支持率也始終在70—80%的高位徘徊。這一結果也常被烏克蘭各界解讀為「80%的俄羅斯人支持普京的戰爭」。然而，對戰時狀態俄羅斯民調在方法論上的可靠性一直存在巨大爭議。如著名社會學家尤金（Grigoriy Yudin）就指出，俄羅斯民調的回應率本身就極低，戰爭時期更是如此，換言之，絕大多數人根本不願回答民調問題，因此做出的結果也應該打一個很大的折扣。另外，也有諸如Russian Field這樣的新式民調機構嘗試採用更私人的問題提法（「如果能夠回到過去並取消開戰決定，您是否會這麼做」），這樣評估出的戰爭支持率就會下降到52%。

此外，許多社會學家和政治科學家都指出，普京政權的長期威權統治在俄羅斯造就了一個政治冷漠的沉默大多數，他們與當局之間存在不成文契約——當局不干涉他們的生活，而他們則假裝支持當局。在被問起意見時，他們會選擇從衆或挑選他們認為當局期待的答案。

許多民調數據可以佐證這種觀點，比如在列瓦達中心的民調中，關心烏克蘭戰爭動態者的比例（50—60%）遠低於戰爭支持者的比例（70—80%），換言之，大約有20%的戰爭「支持者」其實根本不關心戰爭局勢。此外，根據Russian Field的調查，多數人既會在普京宣布重新進軍基輔的情況下支持他的決定（59%），也會在普京宣布和談止戰的情況下支持他的決定（66%），可見多數人對於戰爭走勢和俄羅斯的戰爭目的並沒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更多隻是支持普京的每一個決定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儘量不去觸碰這冷漠的大多數，讓他們覺得這只是一場在電視上發生的遙遠戰爭，那麼普京就可以持續坐享這種高支持率。

然而當戰爭的態勢迫使普京在2022年9月宣布進行「部分」動員，戰爭開始走入大多數人的生活，民調數字就出現了明顯的波動，9月的戰爭支持率較8月下降4%，關心戰爭者的比例上升了15%，普京的支持率則驟降6%——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以來，如此大幅度的下跌只發生在2018年的養老金改革期間（三個月跌15%）和2020年的大流行封城期間（兩個月跌10%），而這三次猛跌的共同之處都在於，發生在國家插手干預了多數人私生活之際。

然而，由於普京政權將動員的目標區域儘可能對準阻力最小的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外加多數俄羅斯人在最初的震驚後繼續選擇尤金所說的「自然的適應性反應」——「閉目塞聽、低頭做人，把頭在沙子裏埋得更深些」，戰爭和普京的支持率以及對戰爭的關心比例在一兩個月內就分別漲和跌回了正常區間。

按照這個邏輯推測，若想撼動俄羅斯社會，激發其起來反抗，最好的辦法似乎只能最殘忍的——期待烏克蘭軍隊在戰場上消滅盡可能多的俄軍，從而引發俄羅斯的下一輪動員。

然而，考慮到烏俄兩國的人口數量差距，烏克蘭很難做到在不損傷自己的情況下動搖俄羅斯社會，近期烏克蘭新一輪動員潮帶來的不滿情緒就是一個例證。再者，如政治科學家羅戈夫分析的那樣，親友被動員、陣亡也有可能將隨大流支持者推向狂熱支持陣營。Russian Field的民調顯示，2月初支持繼續戰爭者和支持和談止戰者的比例（49/40%）比起12月初（45/44%）有所拉大，或許就反映了這種心理趨勢。羅戈夫認為，主流民意翻盤本就是一個與精英分裂互相作用的漫長的過程，哪怕越戰時的美國，從全民支持戰爭到反戰抗議潮迫使政府撤軍也用了八年時間，而在精英與民衆的反抗情緒被極力壓制的俄羅斯，這一過程很可能會更為緩慢、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