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柬埔寨網絡詐騙：一條賭博、詐騙、綁架的不歸路？

（高游，觀察東南亞詐騙的自由撰稿人）

今年以來，柬埔寨因為中國血奴案、馬來西亞人被困詐騙園區、台灣香港大型跨境詐騙案等新聞事件的發酵，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而「網絡詐騙」、「強迫勞動」、「人口販賣」等現象的層層曝光，使得這個「被詛咒的國度」再次成為「人間地獄」的代名詞。

柬埔寨為何會成為網絡詐騙的聚集地？網絡詐騙如何在東南亞遍地開花？網絡詐騙又如何轉變成國際性的犯罪集團？本文將從柬埔寨的歷史和國家發展的角度來探討這些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以及那些被困網投詐騙園區的勞動者們的生存困境。

土地暴力、貪腐和家長式庇護網絡

「你知道西港為什麼這麼亂嗎？因為西港是賭徒的最後一站。」

不久前，一位嘟嘟車（東南亞常見三輪摩托）司機跟我講了一個柬埔寨人熟知的笑話：只有二星以上的將軍才能夠在西港擁有土地，且這些土地最終會以各種方式轉手到中國投資者的手上，變成賭場、網絡詐騙園區和酒店。

「他們聲稱那是屬於軍隊的土地，把村民都趕到其他地方。幾年後那裡就蓋滿了高樓大廈。」紀錄片《柬埔寨之春》就曾紀錄過這種以國家名義來徵收土地的事件——金邊萬谷湖案例。

柬埔寨是推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但其國內政治經歷了幾十年的動蕩時期，產權的界定至今仍不明晰，大量的私人土地被通過暴力的方式集中在政治精英的手上，如將私人土地強制轉換成國家土地，或因商業開發驅逐居民。2007年，政府以開發公共道路為由，將長期生活在西港Spean Ches村的漁民驅逐，105個家庭房屋被憲兵和警察燒毀。

根據柬埔寨人權中心2013年的報告（Cambod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Cambodia: Land in Conflict：An Overview of the Land Situation,2013），自2000-2013年期間，超過70萬柬埔寨人受到ELC的影響，超過300萬公頃的土地（16.6%的國土面積）以ELC的名義賣給國內外公司和政治精英（ELC，經濟特許使用地，即可以交易的國家私有土地，ELC主要以出租的形式租用給國內外公司進行商業經營，租期最高99年）。而其中，約有20%的特許使用地掌握在柬埔寨人民黨的五位領導人手裏。並且，在2008年到2013年間，有超過85萬公頃的國家公有土地轉換成國家私有土地。

看似無關的土地問題，事實上是柬埔寨網絡詐騙園區賴以建立的制度基礎。柬埔寨以建立經濟特區的方式，將土地租給開發商，然後建立起詐騙園區。7月15日，半島電視台發佈的紀錄片Forced to Scam中，便揭露了位於菩薩省的經濟特區實則為網絡詐騙園區。還有一些土地通過私人合作的方式開發成園區。

通常，這些園區是辦公室的形態，被租賃給網絡博彩公司的老闆，收取租金和管理費。「管理費」由專門的物業收取，這些物業又被稱為園區管理員。據知情人士透露，管理費是地主為這些公司提供政治庇護所收取的保護費。

作為後發展國家，東南亞國家並沒有早期西方國家利用殖民優勢來積累國家財富的基礎。柬埔寨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弱勢處境，更使得政府採取「榨取式」的發展策略（註1），通過掠奪和開發本國的自然、土地資源的方式來快速積累國家發展的資本，但這些策略製造了不平等的苦難根源。

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資料，自2011年開始，柬埔寨的經濟增長速度均維持在7%以上，因其成衣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而迅速發展。但在這些發展成果的背後，承載著諸多顯而易見的災難：森林破壞、土地暴力、網絡詐騙和毒品槍支氾濫等。柬埔寨不僅連續四年被評為東南亞清廉指數最低的國家，還是近二十年來森林退化率最嚴重的國家，大量的原始森林因為伐木而遭到破壞。在美國國務院最新發佈的《2022人口販運報告》中，更將柬埔寨從原本的二級降到了第三級，矛頭直指柬埔寨大量存在的網絡詐騙園區和強迫勞動的現象。

與此同時，從1863年法國殖民開始，柬埔寨多次的政權交替和國家體制的變化也造就了這裏複雜的政經結構。1953年柬埔寨正式獨立為「柬埔寨王國」，在1970年被龍諾武裝推翻，成為「高棉共和國」。這一政權維持了五年後被共產黨波布推翻，成為「民主柬埔寨」，並在1975-1979年間實行共產主義政權，又稱「紅色高棉」。後來洪森到越南搬救兵，越南政府在蘇聯的支持下於1978年進軍柬埔寨，波布政權結束。在此之後，越南佔領柬埔寨長達十年，直到1989年才從柬埔寨撤軍。撤軍之後，因柬埔寨內部政黨紛爭多，在國際勢力的監督下，於1991年簽訂《巴黎和平協定》，並進入聯合國接管的主權讓渡時期。1991-1993年，聯合國積極推動柬埔寨的民主政權建設，並於1993年開始第一次的民主選舉，柬埔寨改國名為「柬埔寨王國」。一直到1998年洪森贏得大選後，柬埔寨的政局才逐漸趨於穩定。

事實上，1998年洪森剛上台的時候，並沒有牢牢掌握政治權力，其所主導的人民黨（CCP）也一直受到奉辛比克黨（FUNCINPEC，保王黨）和沈良西黨（SRP，反對黨）的左右與挑戰。隨著2013年洪森在大選中勝利，剷除反對黨沈良西黨後，CCP一黨獨大，洪森的政權才得以穩固。蕭文軒等（2019）在《柬埔寨的政治經濟變遷》一書中指出，洪森以民主制為外殼，逐漸形成家父長式的政治庇護網絡。如今，柬埔寨正一步步走向發展型威權主義國家，人民黨一黨獨大和洪森的家族式庇護網絡，為貪腐提供了保護傘。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和持續的對柬投資，柬埔寨對西方國家的依賴度逐漸降低，這為洪森的威權統治提供了後盾。儘管黃賭毒等下水道產業不是一帶一路的計劃發展項目，卻引來無數的中國投資者和投機商趁此機會朝向海外發展。

在國際關係上，從2003年起，中國便成為了柬埔寨最大的外援國，中柬親密也逐漸成為柬埔寨在面對國際民主力量時的擋箭牌。在聯合國接管期間，西方國家希望通過外援來推動柬埔寨的經濟成長，從而達到社會穩定的作用，並藉此推動柬埔寨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但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和持續的對柬投資，柬埔寨對西方國家的依賴度逐漸降低，這為洪森的威權統治提供了後盾。

一帶一路不僅給柬埔寨帶來了中國資本，還帶來了黃賭毒等下水道產業。儘管這些產業不是一帶一路的計劃發展項目，卻引來無數的中國投資者和投機商趁此機會朝向海外發展。在中國近十年嚴厲的掃黃打黑政策下，黃賭毒產業不斷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比如菲律賓馬尼拉，柬埔寨西港，緬甸的妙瓦底等。2019年，西港持合法牌照的賭場高達91家，這些賭場多數為中國人所開設。此外，西港的KTV、會所都有藉助柬埔寨官員的庇護提供色情和毒品服務。柬埔寨官員以占乾股的形式為這些場所提供庇護，這些場所亦僱傭柬埔寨合法持槍的憲兵作為安保人員。

「你知道西港為什麼這麼亂嗎？因為西港是賭徒的最後一站。」長期從事博彩行業的谷明曾這樣跟筆者介紹。

因此前在澳門、緬甸小勐拉和泰國等地從事賭博行業，谷明非常了解博彩產業生態。由於澳門的正規賭場對出碼/簽碼——即從賭場借籌碼——的徵信審核較為嚴格，因此西港賭場的公關和疊碼仔往往從澳門和中國大陸尋找失利的賭客，並為他們提供借貸服務。「只要是個人他們都給你出碼」。這樣的寬鬆環境滋養了許多以此為生的人，並成了西港日後綁架勒索現象趨於嚴重的導火索。

由於出碼的條件寬鬆，疊碼仔們通常由持槍的保鏢或有黑社會背景的人組成，以此保證賭客輸了錢之後會償還賭債。來到西港的賭客，也抱著殊死一搏的心態借籌碼。一旦他們輸光了手上的籌碼，疊碼仔便會將他們軟禁在賭場的酒店裡，然後打電話給賭客的家人，逼迫他們還錢。如果不還錢，可能就會被殺害，因此西港被稱作「賭徒的最後一站」，生命的最後一站。

東南亞網絡博彩及詐騙產業變遷

2016年，在菲律賓的政策曖昧之際，菲律賓的網絡博彩行業也開始向外轉移，他們瞄準了同樣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於金界賭場壟斷了金邊方圓200公里內的合法經營許可，柬埔寨邊境地區成為為數不多的可選方案。

越來越為公眾所熟知的網絡詐騙，起源於電信詐騙，由台灣轉移到中國大陸。據中國新聞社的報道，電信詐騙最早起源於台灣金光黨，在中國大陸設立機房，以打電話的方式行騙。2009年，兩岸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後，電詐行業開始出走東南亞，慢慢轉型成虛擬貨幣、殺豬盤等網絡詐騙模式。

其中，菲律賓因其合法發放網絡賭博牌照而成為該行業的重要推手。

早在2003年，亞洲最早的網絡博彩業牌照機構——第一卡加延（First Cagayan）就開始為網絡博彩公司提供服務，替菲律賓政府保障並監督博彩公司的合法運營，一共發放了114張牌照。

在2016年大選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曾承諾要打擊毒品和網絡賭博。實際上，杜特爾特的確開始大力打擊毒品買賣，但在博彩行業上，他只是以政府直接運營的PAGCOR機構取代第一卡加延，成為菲律賓唯一可以合法發放網絡博彩牌照的機構，並將發放牌照變成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

PAGCOR公司作為菲律賓的國有企業，成為了杜特爾特當局的賺錢利器。到2018年底為止，PAGCOR公司一共發放了56張牌照，未拿到牌照的博彩公司統統被視為非法公司，不受菲律賓政府保護。這一舉措使得菲律賓博彩業的稅收在短短的3年內增長3倍，到2018年達到356.2億比索（約200億台幣，50億港幣，43.6億人民幣）。

2016年，在菲律賓的政策曖昧之際，菲律賓的網絡博彩行業也開始向外轉移，他們瞄準了同樣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於金界賭場壟斷了金邊方圓200公里內的合法經營許可，柬埔寨邊境地區成為為數不多的可選方案，如最南端的西港、柬泰邊境的波貝，以及柬越邊境的木牌等。

其中，西港擁有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發展對象。在柬埔寨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政策以及中國投資的帶領下，西港從一個海邊港口的小漁村，逐漸成為了僅次於金邊、暹粒的第三大城市。從2017年底到2019年中旬短短的一年半時間裏，西港便發展成傳聞有「30萬網絡博彩人員」的賭城，而網絡博彩行業也仰賴當地保護勢力逐漸遍佈柬埔寨。

許多人認為，柬埔寨的網絡詐騙行業是從合法的賭博行業轉型而來。事實上，風靡一時的房地產投資、賭場、網絡詐騙等行業一直是並行發展的，但在2019年的「818禁賭令」之後走向極端。

許多人認為，柬埔寨的網絡詐騙行業是從合法的賭博行業轉型而來。事實上，風靡一時的房地產投資、賭場、網絡詐騙等行業一直是並行發展的，但在2019年的「818禁賭令」之後走向極端——2019年8月18日，柬埔寨政府頒布《禁止發放網絡賭博牌照》的禁令，並要求網絡博彩公司在2020年1月1日前撤離柬埔寨。這便是改變許多人命運的禁賭令和818事件。

除了令大家談虎色變的「殺豬盤」，網絡博彩公司也有不同的分類，並非像網絡上所流傳的「所有從事網絡博彩行業的人員都是詐騙人員」，不同的博彩公司也漸漸形成行業的鄙視鏈。第一類是「比較正規」的線上博彩網站，如太陽城，這一類的博彩公司將一些線下賭場的業務搬到網絡上，也被稱為現金網。第二類是介於模糊地帶的公司，區別在於他們會評估賭客的存款來限制他們可以提現的金額。如果賭客贏取的金額太大，他們便會以各種理由來限制或凍結他們的賬戶。第三類則是以投資、淘寶刷單和情感詐騙為主的詐騙公司。

禁賭令之後，大量的網絡博彩公司開始往緬甸妙瓦底、迪拜和格魯吉亞等地轉移。而在業務上，由於中國持續進行斷卡行動、反詐宣傳等政策，使得網絡博彩公司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利潤受限，通過銀行卡轉移詐騙所得收益也變得愈發困難。

他們開始將目光轉向國際，如印度、美國、歐洲等地，也因此產生了國內盤、國際盤的分類。

2020年，隨著Covid疫情的爆發，中國政府收緊出入境政策，不僅限制中國公民申辦新護照，還在部分網詐重災區進行「剪護照」的行動，如福建安溪。在機場裏面，更是有當地警方提前審核出境人員簽證並勸阻他們「非必要不出境」。從事網絡博彩和詐騙行業的人主要以華人群體為主，如馬來西亞華人、台灣、中國大陸等地，其中中國對於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措施使得他們失去了大部分的勞動力來源。加上國際盤的興起，待疫情趨緩後，他們便開始尋找其他國家的勞動力，並以同樣的高薪誘騙方式吸引海外勞工。

同時，網絡詐騙行業也從「中國人騙中國人」逐漸轉變成全球性的詐騙活動。

整體而言，中國採取的斷卡行動和勸返活動，只是試圖將網絡詐騙阻隔在國門之外，減少對中國社會的危害；並通過取消戶籍威懾海外公民，將「有害」的公民排除在國家之外。

但在打擊國際犯罪上，中國卻沒有主動的作為。中國與柬埔寨當局合作的中柬聯合執法，也多以遣返及抓捕在中國境內有犯罪記錄的人員為主。中國警方會事先敲定一份抓捕的名單，然後由柬埔寨警方提供入境記錄和過海關時的照片，實行定向抓捕。但吊詭的是，這份名單會以一定的標價從柬埔寨警方流傳到中國罪犯手上，然後通緝名單上的部分人員會事先躲藏起來。

818禁賭後，政策變化如何加劇詐騙趨勢

818禁賭令不僅使得網絡博彩公司集體出走，也帶來了另一個嚴重的惡果：圍繞這一產業而發展起來的房地產投資、賭場、會所、超市和餐廳等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818禁賭令不僅使得網絡博彩公司集體出走，也帶來了另一個嚴重的惡果：圍繞這一產業而發展起來的房地產投資、賭場、會所、超市和餐廳等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讓無數投資者血本無歸，許多在西港工作的人亦因此丟失了生計。

2021年1月18日，柬埔寨華人報紙《柬華日報》發佈了一則新聞：2017年至2020年，西哈努克省共批准了1514個投資項目……2020年，該省發生多起土地糾紛案，目前仍處於調查、解決、協調的案件有886起，這些土地糾紛案包括：城市土地糾紛案、非法侵佔林地和國有土地…

此外，根據《今日柬聞》2022年7月3日的報道，西港目前有1155個未建成的爛尾樓項目，約佔西港所有建築的70%至80%。

從2017年底開始，許多投資者在房產中介的鼓勵下租地蓋樓，他們聲稱自己認識網絡博彩公司的老闆，大樓蓋好後可以出租給這些公司作為辦公地點，不到兩年的時間便可以回本。但傳說的「30萬網絡博彩從業人員」實際上有多少，並沒有人知道，這些房產投資也在網絡博彩公司大出逃之後變得無用武之地，並因為拖欠租金而大量遭到地主的驅逐。

根據柬埔寨土地規劃和建設部2020年發佈的數據，西港的平均地價在過去三年內翻了10倍，在818之後均價仍維持在1500美元左右。據一位在當地租地蓋樓的投資者說，西港的地價和硬卡產權（即永久產權）的房屋，高峰時曾炒到了15000-20000美元/平方米。

當時，柬埔寨的利鑫集團和薛蠻子、歐成效等人通過分割國有的經濟特許用地賣給中國的散戶來炒高地價。炒地天王薛蠻子更是對外聲稱在西港投資了上萬畝土地，並以其公知的流量吸引國內的投資客來炒地炒房，但818之後便不見蹤影。

網絡博彩人員出逃、投資者失利、商家倒閉、賭場裁員……西港的經濟在一夜之間陷入停滯。這也是西港開始走向瘋狂和失控的開端。

如前文所述，西港有許多依靠賭客為生的疊碼仔，他們有著專業的綁架技術和作案工具。818之後，西港大部分的賭場開始裁員、減薪，甚至是倒閉。於是疊碼仔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專業的綁架團夥，他們從幫賭場追債的保安變成了無差別綁架的罪犯。2020年，西港還曾經出現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河南幫綁架團夥，他們不僅綁架勒索，甚至在家屬支付贖金之後，仍然不放人直接撕票。最後是在中柬聯合執法的合作下，這個團伙才最終覆滅。

疊碼仔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專業的綁架團夥，他們從幫賭場追債的保安變成了無差別綁架的罪犯。

在疫情大封鎖、各國嚴控邊境的背景下，網絡博彩公司越來越難通過偷渡的方式把員工帶到柬埔寨，偷渡的成本也變高，一個人的偷渡費用可能便高達一兩萬美金。據一位認識蛇頭並幫忙聯繫偷渡的中國人講述，如果偷渡失敗被遣返，蛇頭也不提供退費。於是，相比起從海外招攬員工，一些綁架團夥也開始在柬埔寨境內綁架華人，然後賣到網絡詐騙公司。賣人的費用也隨著偷渡費用上升而水漲船高，近期已增長到2.5萬美金左右。甚至出現了柬埔寨嘟嘟車司機直接把乘客運到中國城園區的亂象。

部分在房地產投資热中血本無歸的投資者，亦開始做起了網絡詐騙行業。筆者認識的一位中國投資者，在其資金被房地產市場套牢之後，便開始做起了網絡詐騙公司的代理線。這些代理人由成熟的公司提供所謂的「技術支持」和公司管理、自己僱人運作的方式來進行合作，但這些僱員也相當於變相被賣給了網絡詐騙公司，他們依然需要按照公司的霸王條款進行賠付，才能夠獲得人身自由。

從事詐騙的人：「自願勞動」的生存困境

在自願與強迫之間，存有許多的模糊空間，這樣的空間裏容易滋生出隨波逐流的平庸之惡。

除了近期備受大家關注的「人口販運」、「強迫勞動」的熱點事件，更多的網絡博彩公司員工介於自願/強迫勞動的狀態，但這些「自願勞動」的人亦同樣身陷囹圄。如上述代理線的員工，代理人原本答應他們可以隨時離職，但卻以壓工資、人情綁架等方式勸說他們，使得他們無法離開公司。

一位在園區工作的女生告訴筆者，因代理線老闆拖欠她工資，她只好假裝配合工作。考慮到自己只有小學文憑，在中國工作一個月的工資才三四千人民幣，但在園區工作還能領到一萬人民幣的工資，所以她也希望攢點錢回家買房過普通生活。

在「自願勞動」者身上，我同時看到了無知、無奈、恐懼與個人慾望的交替存在，這些因素共同組成了西港大部分人的生活狀態。在自願與強迫之間，存有許多的模糊空間，這樣的空間裏容易滋生出隨波逐流的平庸之惡。

因為在中國虧空公款而欠下債務的小劉告訴筆者，在疫情期間，他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所以轉念把自己賣給了網絡詐騙公司，試圖渡過失業的日子。進去之前，他以為自己渾水摸魚地做半年，過了賠付期之後便可以離開公司。但當他被主管電擊、並告知他賠付金額高達三萬美金的那一刻，他才徹底絕望。

「我在這裏要麼做出好的業績，要麼就是死路一條了。」

西港作為「賭徒的最後一站」，意味著這裏聚集了大量的賭徒，不少人都因為賭博而身無分文，轉頭便把自己賣進網絡詐騙公司。筆者認識幾位因網絡賭博而陷入債務危機的人，他們在無力償還高利貸的情況下進入了網絡詐騙公司工作。

我經常會問「自願勞動者」一個問題，為什麼明知道是詐騙還會願意在裏面工作。雖然他們是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以及高額賠付的壓力下從事這份工作，但筆者仍聽到各種責任轉移的敘述。

其中一種常見的論述是將個人的道德責任模糊處理，如：「他們不被我騙，也會被其他人騙；我不做，也會有其他人做。」另一種論述則是直接將責任轉移到受害者身上，「被騙的人真的是豬，那麼簡單的騙局都會相信」、「說到底都是因為貪心」。

對於一些原本受到過網絡博彩傷害而傾家蕩產的人而言，騙人的邏輯更為簡單，因為自己被別人騙過損失了錢財，所以要用這樣的方式把屬於自己的東西拿回來。

部分自願勞動者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了他們想要的財富自由，擺脫債務回到家鄉，在西港的一切就好像沒發生過。但他們早已無法尋回在這個過程中所失去的同理心和倫理界線。

網絡詐騙為何生生不息

隨著疫情對柬埔寨旅遊業的打擊和禁賭令帶來的連鎖反應，導致大量的柬籍員工失業，如金界賭場裁員引發的抗議從年初持續到現在仍未解決。柬埔寨當局亦開始默許網絡博彩園區招募柬籍員工。

網絡博彩公司聚集的國家和地區，如菲律賓、柬埔寨等，都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也都因其腐敗、權力濫用等政治生態而吸引鋌而走險的投機者。作為後發展國家，他們迫切地想要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因此以榨取國內資源的方式積累國家財富。杜特爾特便曾以人民需要吃飯的問題拒絕中國政府對於取消網絡博彩牌照的要求。柬埔寨雖然在2019年頒布了禁賭令來換取中國的無償援助，並一直對外宣稱柬埔寨沒有網絡博彩公司，但這些公司只是以更為隱蔽的方式運作，仍然遍佈於柬埔寨全境。

隨著疫情對柬埔寨旅遊業的打擊和禁賭令帶來的連鎖反應，導致大量的柬籍員工失業，如金界賭場裁員引發的抗議從年初持續到現在仍未解決。柬埔寨當局亦開始默許網絡博彩園區招募柬籍員工，筆者認識的一位做中英柬教育機構的校長在微信上公開做起了人力資源中介，介紹柬籍員工去園區上班，每一條招聘信息都會特別備註：願意/不願意到園區工作。

由於柬埔寨官方否認柬埔寨境內有網絡博彩園區的存在，這些詐騙公司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人口販運和虐待公司員工。自從中國血奴案被柬埔寨認定為造謠，並將中柬義工隊隊長陳寶榮抓捕入獄後，西港的部分官員開始與網絡詐騙園區達成秘密協議，當他們接到有園區的員工報警尋求救援時，會將求助的消息轉賣給當事人的公司，然後他們又將受害者快速地轉賣給下一家公司，使得救援變得更加困難。

網絡詐騙公司為何生生不息？除了濫用權力的發展中國家為其提供保護，其產業本身也如同一個怪物，吸納各色人群和產業為其服務。跨國的洗錢組織為他們轉移資金；倒賣信息的人不斷為他們提供世界各地的個人信息和隱私；世界各地的蛇頭組織亦秘密地為他們輸送不同國籍的員工；旅遊中介公司為他們提供簽證和訂票服務…甚至是一個普通的超市和餐廳都可能成為其中的一個環節。

網絡詐騙公司為何生生不息？除了濫用權力的發展中國家為其提供保護，其產業本身也如同一個怪物，吸納各色人群和產業為其服務。

他們善於利用人性的脆弱和貪婪，每個身處在這道網絡裏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其中的一員，在一念之間變成犯罪網絡的一個節點。

曾是一名建築包工頭的阿金，在西港建築業蓬勃發展的時期承包了不少工程，在禁賭令之後，由於建築商撤資而陷入困境。2020年時，他自掏腰包為手下的建築工人提供食宿，不到半年的時間，便因財務困境而遣散了這些員工。「我就是太善良了」，阿金跟我說他只要動點歪念，就可以把這些人賣了。

儘管他跟我抱怨自己的遭遇，但我並不覺得他後悔沒有賣掉自己的員工來換取回國享受生活的機會，而是慶幸在這樣的環境中仍然能堅持自己內心的善意和底線。

但一年多後，我看到他因為綁架殺人而被柬埔寨警方逮捕的新聞。

經過詢問知情的朋友，筆者得知在2020年底，他因在某賭場欠下30多萬美金的賭債，跟幾位朋友一起進入了網絡詐騙公司上班。但因為業績平平，便跟幾個有過綁架經驗的人一起綁架西港的會所小姐，希望通過勒索贖金來償還自己的債務。

這件事一直令我心有餘悸，人類的善意和惡意在生存環境改變的情況下竟可以撕裂地如此極端。也许人性的複雜如同黑洞一般無法窺視，當你凝望深淵時，可能就成為深淵的一部分。

但在網絡詐騙不斷擴大範圍的過程中，不是貧窮、落後和追求發展應該受到譴責，也不是道德不完美的個體應該受到譴責，而是發展的結構暴力、普遍的權力濫用和犯罪不受制約應該受到譴責。他們利用這些踐踏人類尊嚴、不斷挑戰人權底線的產業變得腰纏萬貫，越來越多的人因此失去家園、失去生活的尊嚴，甚至是生命。

近期，又有傳聞說網絡詐騙公司正在向非洲轉移，更多貧窮、貪腐嚴重、法制不完善的地方成為了他們轉移的目的地，並招募非洲員工為他們發展國際詐騙業務。網絡詐騙公司正肆無忌憚地將產業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逐漸變成一個不分族群、不分國別的國際犯罪集團……

網絡詐騙會走到它的最後一站嗎？

註1：Acemoglu與Robinson等人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提出廣納式制度與榨取式制度的不同的國家發展類型，他們認為這是區分富裕和貧窮國家的制度差別。富裕國家如英國採取廣納政治制度和廣納經濟制度，因此能在政治和經濟關係上實現良性循環，並使得利益和福利能夠廣泛分配到各個社會群體之間。但是亞、非、拉等國家多採取「榨取政治制度」與「榨取/廣納經濟制度」的組合，使得權力和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