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間5月24日，位於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的羅伯小學發生了一起連續槍擊事件，闖入學校的兇手無差別射擊，造成了包括19名兒童和2名成人在內的21人死亡，17人重傷。這場極其惡劣血腥的慘案，不僅是德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校園槍擊事件，也是繼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來、又一次在小學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十年前無辜小學生慘死的悲劇再度在美國上演，對美國社會上下都造成了極大的震動。然而和十年前事件發生後、出現鋪天蓋要求控槍的聲音和訴求相比，這一次，美國社會整體對悲劇的回應要平淡許多。實際上，過去十年槍擊案頻發，社會上控槍呼聲反覆高漲，但美國國會無動於衷。在這之後，即便是希望加強控槍舉措的美國民衆，也更多是對大規模槍擊事件感到麻木。
更不用說，當下美國還大量存在反對限制合法持槍權利的擁槍派。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深諳民怨無法引領任何實質性改變這一既定事實的美國人民，很難期待這次悲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換言之，美國當前高度「極化」，「黨派對立分裂嚴重，政治衰敗」問題凸顯的政治格局，杜絕了美國效仿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英國等國家在重大槍擊案發生後，通過嚴格控槍措施從而基本遏制類似惡性事件重演的可能。尤其是考慮到美國民間擁有龐大數量的槍支和相當一批篤信「持槍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擁槍人群，美國的槍支暴力問題短期只能是幾近無解的。
2022年頻發的槍擊案與分裂的民意
即便是有將近半數以上的美國人從不同程度上認可當前的控槍措施不夠嚴苛，也還有相當一部分頑固的少數派並不贊同這一觀點，他們也提出槍支管控措施除了傷害到合法持槍者權利外，根本無法阻止大規模槍擊案的出現。
根據報道，此次尤爾瓦迪槍擊案的兇手，年僅18歲的薩爾瓦多·拉莫斯，因爲高中畢業問題和外婆發生爭吵，在事發當天，先是於家中開槍重傷外婆頭部後，再手持AR-15步槍駕車前往羅伯小學。拉莫斯在沒有受到任何武裝抵抗的情況下通過一扇側門進入了學校內部，隨後將自己反鎖在一間教室中並開槍行兇。
令人費解的是，早早抵達現場的警察卻遲遲沒有采取行動，直到78分鐘後，來自德州邊境巡邏部隊的戰術小組（SWAT）增援，才進入教室將兇手拉莫斯擊斃。在此期間，不僅警察拒絕進入學校解救學生，還阻止了試圖自行進入學校的學生家長，甚至有兩位學生母親被短暫銬起。警察的這種徘徊不作爲的做法引起了外界強烈的不滿，特別是早期德州相關官員還特地宣傳了執法機關英勇犧牲的精神，現實和宣稱的巨大反差，令部分社區中本就處於緊張狀態的警民關係再創新低。
儘管尤瓦爾迪案是自2012年桑迪胡克悲劇發生以來、第一次在小學出現的大規模槍擊案，但若把這一悲劇放到整個美國過去十年中所發生的各類槍擊案和槍支暴力事件的大背景下去，就會發現類似的事件幾乎每年都在重演。僅僅在案發十天前，紐約州的巴法羅市就發生了一起造成10人死亡的惡性槍擊事件，而在尤瓦爾迪事件之後這半個月內，又在俄克拉荷馬州、俄亥俄州和費城出現了造成多人死亡的槍擊案。而這一切，又只是今年已經發生200多起有四人以上死亡/受傷的大規模槍擊案和27起學校槍擊案中的冰山一隅。
事實上，近年來美國的槍支暴力事件已經出現氾濫的態勢。美國CDC的數據統計表明，2020年美國總共有45222人死於槍傷，這一數字比一年前增加了14%。這其中，刨去近一半的自殺行爲外，總計有19384人死於有意槍擊的謀殺之下（創下自1968年以來的歷史新高）。而過去一年半不完整的數據顯示，槍支暴力事件的頻率伴隨着犯罪率的高漲仍在持續上升。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美國近些年槍擊案頻發？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是兩黨和自由派/保守派中存在着意見分歧，就連學界也缺乏共識。簡單來說，2020年以來的槍支暴力事件氾濫，一般認爲和Covid疫情爆發以來激化的種族矛盾和心理健康問題存在一定的聯繫。自2020年開始，美國與種族仇恨相關的犯罪和衝突性事件激增，特朗普和部分政客在疫情起源上的過火言論、和弗洛伊德被警察虐殺等惡性社會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加劇了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和社群矛盾。而疫情帶來的封閉和經濟震盪，使得許多本就心理狀態不佳的人群可能會更傾向於鋌而走險，推動了犯罪率的抬升。
部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美國近年槍支暴力惡化原因的觀點，則會把這一現象和美國社會政治中的極化和民粹主義思潮聯繫起來，認爲正是由於極端思想通過社交媒體和其他平台在美國基層擴散開來，導致今天美國出現了大量持極端思想的潛在槍手。然而，類似的現象在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卻沒有一個和美國有同等程度的問題。因此，更合理的解釋，或許是因爲其他國家並不像美國這樣不僅民間擁有龐大數量的槍支（至少有超過3億支槍，比美國人口總數還要多），還可以允許平民合法獲取尤爾瓦迪案中兇手使用的AR-15這種類別的突擊步槍。正是因爲這種威力巨大的半自動步槍連剛滿18歲的年輕人（尤爾瓦迪案的兇手）都能夠輕鬆獲取，才導致了美國的槍支暴力事件始終無法得到遏制。
但是，正如前文所說的那樣，美國社會中並沒有對槍支暴力氾濫問題的根源形成統一思想。根據皮尤相關民調顯示，自由派和超過半數的美國人大多認爲當前美國應該推動更嚴格的控槍措施，與此對應的是有30-40%的美國人反對進一步控槍，甚至還有少數人希望放鬆現有的購槍標準。換言之，即便是有將近半數以上的美國人從不同程度上認可當前的控槍措施不夠嚴苛，也還有相當一部分頑固的少數派並不贊同這一觀點，他們也提出槍支管控措施除了傷害到合法持槍者權利外，根本無法阻止大規模槍擊案的出現，比如1994年通過針對殺傷性武器的禁令就沒能在有效期間阻止1999年科倫拜中學的慘案。
憲法第二修正案，擁槍從民兵權利到個人權利的演變
最高法院在經過多年保守派經營後，於2008年正式由斯卡利亞大法官牽頭，通過海勒案判決，將官方敘事更改爲「第二修正案與民兵無關，保護的是個人持槍權」。自此之後，最高法院多次通過類似的理由廢止了各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對於槍支買賣和攜帶的限制。
實際情況是，就連現在正在國會山試圖推動控槍舉措的民主黨籍議員，也不看好控槍法案能通過國會。控槍法案之所以前景如此悲觀，顯然和過去十年中無數次槍擊案後控槍法案在國會屢屢石沉大海有着直接的關係。
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的槍擊案後，倍受刺激的時任總統奧巴馬和的國會曾嘗試通過由民主黨參議員曼欽和共和黨參議員圖米牽頭的《擴大槍支購買背景調查》，然而多方努力後仍無法拿到足以打破參院冗長辯論的60票支持。2017年拉斯維加斯酒店、2018年弗羅裏達州帕克蘭高中等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國會內外也有類似的控槍呼聲，但最終也沒有轉化成任何實際性的行動。這麼多悲劇之後，國會連最基本的背景調查都沒能通過。
正因如此，即便是再度發生尤爾瓦迪這樣兒童遭難的人間慘劇，無論是在國會牽頭談判的康涅狄格州民主黨籍參議員克里斯·墨菲，還是在公開講話中呼籲國會採取行動的拜登，都對控槍措施通過國會抱着極低的預期。就算最終國會能通過一份控槍法案，經過談判層層盤剝後，估計也只剩下象徵意義。
槍支管控法案在國會難產，主要是被兩個因素掣肘。一方面，是美國憲政政體制運行二百年後所積累的制度性問題，促使反控槍派在國會特別是參議院中，掌握了不對稱的話語權和實際上的否決權，這直接導致了控槍法案在屢次通過衆院後卻因無法通過參院而折戟沉沙。另一方面，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現代保守主義運動和以全（美）國步槍協會（NRA）爲首的槍支遊說組織，成功將「第二修正案保護個人而不是集體持槍權」這一觀念灌輸給廣大保守派基層選民，使得持槍權成爲了許多選民心中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不容政府染指的特權。正是這兩者的互相結合，使得共和黨議員始終在大方向上保持一個堅決反對控槍的高姿態，進而阻擋一次次悲劇後美國國會中推動控槍的聲浪。
在美國立國大部分的時間裏，對憲法第二修正案的解讀，基本是圍繞着民兵和集體持槍權所展開，近些年個人持槍權被捧上神壇，實際上是人爲造勢所造成。第二修正案的原文，明確提到「人民存留與佩用武器的權利不得受到侵犯」 是要放在「管理良好的民兵」這前半句的語境下所理解的（A well-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
2008年海勒案前，最高法院在唯一一次審理有關聯邦政府槍支管控政策的案件「合衆國訴米勒案」中，以8-0的一致意見支持了第二修正案只保護與民兵掛鉤的集體持槍權的意見，判定聯邦政府有權限制散彈槍的銷售。也就是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政府出於公共安全考慮對槍支的買賣和使用進行管控被認爲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就連保守派大法官和如今作爲擁槍派代表的NRA也都認同這一事實。
然而，自二十世紀下葉開始，民權運動和美國社會的大環境變遷，催生了一批堅決反對政府一切禁槍舉措的極端擁槍群體（具體形成的原因和過程，可參見林垚2017年的文章《槍枝管理的社會演化》）。這一批原本是在基層的草根勢力，先是通過滲透本來專注培養用槍安全意識和打獵等泛休閒活動的NRA，將其改組爲反對控槍的急先鋒遊說組織，隨後通過野蠻生長的保守派電台、電視，和本世紀興起的社交媒體等多個平台，將「持槍權神聖不可侵犯」、「槍支越多社會越安全」這幾個本來是美國社會中較爲邊緣極端的理念，帶入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當中。雖然廣大自由派沒有被這一套說辭所折服，但相當一部分保守派選民，經過幾十年NRA和其他擁槍組織的宣傳渲染之後，對於「個人擁槍乃是立國傳統、限制槍權就是政府暴政」的論述是篤信不疑。
隨後，最高法院在經過多年保守派經營後，於2008年正式由斯卡利亞大法官牽頭，通過海勒案判決，將官方敘事更改爲「第二修正案與民兵無關，保護的是個人持槍權」。自此之後，最高法院多次通過類似的理由廢止了各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對於槍支買賣和攜帶的限制。鑑於目前最高法院比十幾年前又更加保守，對於持槍權的憲法解讀，只會變得越來越寬鬆，越來越傾向「持槍權神聖不可侵犯」。
與此同時，隨着美國政黨在新政聯盟崩潰後進入重組、逐漸步入政治極化時代之後，控槍問題也就隨着兩黨陣營內部意識形態自我靠攏，而成爲了一個黨派分歧的關鍵認知點。愈發保守，南方化的共和黨，在擁槍問題上一路右轉，支持控槍的共和黨選民人數逐年下滑。新世紀以來，美國城鄉之間經濟發展和文化差距進一步拉大，也讓原本大部分位於富裕城郊選區，大體上支持控槍措施的共和黨溫和派，和位於鐵鏽帶和南方農村的保守派民主黨人，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使得兩黨在槍支管控上問題也基本形成了兩極對立的格局。
體制設計弊病，民意過半也無法反饋
參院超級多數標準的存在（冗長議事規則要求需要有五分之三/60票來終結辯論），更是讓原先可以就已經是「反民主」的參議院，變成了實際上的「少數人暴政」。
當然，僅僅共和黨和保守派在控槍問題上的態度變化這一個變量，並不足以徹底堵死美國國會通過控槍措施的渠道。美國當前已經出現嚴重問題的政治體制，才是真正讓廣泛控槍民意無法轉化爲實際行動的罪魁禍首。
衆所周知，美國憲政自開國兩百年以來，總體上保持了一個比較穩定健康的運行狀態。在這期間所發生的內戰和大蕭條等危機性事件，最後都依賴着美國憲政自身頑強的生命力和修正性平安度過。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的這套三權分立制度因爲美國社會的變動，少數族裔權利的興起，和政黨重組文化戰爭等問題引起的政治極化，開始讓這輛老爺車暴露出種種不足。經過幾十年的惡化之後，到了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政治當下已經陷入了一個泥潭和怪圈，社會上的種種問題，無論是墮胎、氣候變遷、移民改革、還是控槍，不是沒有民意推動，但因爲立法機關的衰敗和參議院天然的反民主特質而根本無從下手。
有關參議院的問題，相關討論有很多，這裏只簡單論述參議院作爲一個州與州之間平等地位的代表，從本質上限制了多數美國人的意見在國會得到貫徹。特別是在民主黨因爲在農村地區嚴重失去民心，而導致共和黨在參議院擁有結構性優勢的情況下，參院反民主的特質則被進一步放大。而參院超級多數標準的存在（冗長議事規則要求需要有五分之三/60票來終結辯論），更是讓原先可以就已經是「反民主」的參議院，變成了實際上的「少數人暴政」。
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2013年參院在桑迪胡克案後推動的曼欽·圖米法案，獲得了55位參議員的支持，遠多於大部分議會政治中通過法案所要求的簡單多數，卻因爲無法吸引到更多共和黨人的支持邁過60票終結辯論的標準最終功虧一簣。曼欽圖米法案的失敗，只能說美國原先這套用來避免多數人暴政的系統，運行到今天，反而起到了阻止社會應對尖銳矛盾並解決實際問題的負面作用。長久以來，這種民主政體無法反饋民意的狀況，已經在美國社會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無論是美國的左翼還是右翼，反建制、反對現行美國民主體制的民粹主義思潮都在野蠻生長。特朗普上台，桑德斯和進步派崛起，反應的就是美國國家能力的衰敗，導致底層選民對現實狀況失望轉向選擇極端道路的現實。
美國相對弱勢的政黨體制和只有少數選民參與的初選制度，更加放大了像持「持槍權神聖不可侵犯」這類極端意識形態在政黨生活和政客心目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美國相對弱勢的政黨體制和只有少數選民參與的初選制度，更加放大了像持「持槍權神聖不可侵犯」這類極端意識形態在政黨生活和政客心目中的重要性。近年來，支持控槍的自由派群體的宣傳把NRA塑造成了一個通過黑金政治收買打壓共和黨政客的幕後黑手形象，其實是曲解了NRA和擁槍遊說組織在塑造「槍權神聖」中所扮演的角色。NRA並非是一個多麼全能的組織，他所提供的政治獻金和遊說資金，在如今遍地都是金錢的美國政治中堪稱微不足道。
NRA真正高明的地方，在於它通過多年的政治組織和宣傳，培養了一大批反對一切控槍措施，對神聖的擁槍權抱有狂熱信念，並把槍支問題作爲最重要投票考量因素的基層選民。這批高度動員的擁槍選民，剛好能在本就參加人數不多的共和黨初選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具體選舉結果的走向。考慮到大部分議員本身處於安穩選區，初選才是實際上的選舉，擁槍派在共和黨初選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自然而然的迫使大部分共和黨議員在槍支管控的政策立場上和基層擁槍派選民靠攏。一來二往，懼怕初選落敗，希望保住烏紗帽的共和黨議員，自然是不會迎合社會上擁槍的聲音。這一現實，再經參議院和冗長議事雙層濾鏡的放大之後，更是讓本不站民意多數的擁槍派，掌握了對控槍改革法案的一票否決權，只要這個情況一天不變，美國就不存在通過全面改善槍支管控法案的可能。
美國國家治理出現問題？
美式三權分立，經政治極化和族群矛盾所腐蝕之後，在今日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極度僵化，極度低效，無法有效反饋民意，改革門檻過高，最終導致民衆對政府和憲政體制失去信心的死亡循環。
歸根結底，控槍問題和近期同樣大熱的墮胎話題一樣，都反映了美國當下處於一個類似帝國末期的政治衰敗週期。曾寫下歷史終結一文的弗朗西斯·福山，在他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書中就多次強調了美國所面臨的嚴重「政治衰敗」問題。美國這套老舊的憲政體制，有着和舊大陸天然不同的歷史演變過程，也因此缺乏了一個強有力的行政體制和官僚體系。美式三權分立，經政治極化和族群矛盾所腐蝕之後，在今日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極度僵化，極度低效，無法有效反饋民意，改革門檻過高，最終導致民衆對政府和憲政體制失去信心的死亡循環。特朗普主義的崛起和過去五年美國的亂象，印證了福山教授並不是在危言聳聽。儘管特朗普四年沒有徹底摧毀美國的民主制度，但是在1月6日衝擊國會事件發生之後，又有誰敢打包票說未來不會有更糟糕的局面出現呢？
或許有人會覺得，政府不作爲，甚至是無法作爲，並不是一件壞事，從長遠來看有利於經濟發展和公民權力的保障。然而這一說法，仔細思考很難站得住腳。國家治理能力的缺失，不管對於小政府還是大政府模式都是一個致命的威脅。以斯拉·克萊因（Ezra·Klein）前日在《紐約時報》所刊登的文章，很好地闡述了高效執行政策的國家能力對於保障美國國力和長期競爭力的必要性。在克萊因看來，近代美國「律師治國」造成的程序迷戀和無處不在的法庭質疑和訴訟辯論，極大地削弱了美國高效應對泛社會性問題和推動政策執行的能力。人爲造成低效的政府，只會進一步加深福山所說的政治衰敗，加大美國政體出現震盪的可能。而杜絕這一死亡循環的方法，就是加強美國的國家政策執行能力，然而在美國現有的憲政體制和政治現狀之下，很難在可預期的未來看到解決的可能。
鑑於當下美國政治衰敗已成既定事實，社會兩極分裂對立又深入骨髓，想要看到槍支暴力問題得到解決，恐怕並不現實。也許在經過談判之後，未來幾個月共和黨會放行一個極度有限擴大背景調查要求的法案來展示行動的誠意，但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小動作，又談何能緩解美國當前猖獗的槍支犯罪？
正如前文所述，在這個問題已經深入骨髓的時代，縫縫補補已經很難起到效果，也許美國當今這一些極難解決的問題，只能等到「大破大立」之後才能有消解的曙光。在此之前，還會有更多的成人和兒童，爲此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