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5月24日，位于德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的罗伯小学发生了一起连续枪击事件，闯入学校的凶手无差别射击，造成了包括19名儿童和2名成人在内的21人死亡，17人重伤。这场极其恶劣血腥的惨案，不仅是德州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校园枪击事件，也是继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来、又一次在小学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十年前无辜小学生惨死的悲剧再度在美国上演，对美国社会上下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然而和十年前事件发生后、出现铺天盖要求控枪的声音和诉求相比，这一次，美国社会整体对悲剧的回应要平淡许多。实际上，过去十年枪击案频发，社会上控枪呼声反复高涨，但美国国会无动于衷。在这之后，即便是希望加强控枪举措的美国民众，也更多是对大规模枪击事件感到麻木。
更不用说，当下美国还大量存在反对限制合法持枪权利的拥枪派。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深谙民怨无法引领任何实质性改变这一既定事实的美国人民，很难期待这次悲剧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换言之，美国当前高度“极化”，“党派对立分裂严重，政治衰败”问题凸显的政治格局，杜绝了美国效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国家在重大枪击案发生后，通过严格控枪措施从而基本遏制类似恶性事件重演的可能。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民间拥有庞大数量的枪支和相当一批笃信“持枪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拥枪人群，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短期只能是几近无解的。
2022年频发的枪击案与分裂的民意
即便是有将近半数以上的美国人从不同程度上认可当前的控枪措施不够严苛，也还有相当一部分顽固的少数派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也提出枪支管控措施除了伤害到合法持枪者权利外，根本无法阻止大规模枪击案的出现。
根据报道，此次尤尔瓦迪枪击案的凶手，年仅18岁的萨尔瓦多·拉莫斯，因为高中毕业问题和外婆发生争吵，在事发当天，先是于家中开枪重伤外婆头部后，再手持AR-15步枪驾车前往罗伯小学。拉莫斯在没有受到任何武装抵抗的情况下通过一扇侧门进入了学校内部，随后将自己反锁在一间教室中并开枪行凶。
令人费解的是，早早抵达现场的警察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直到78分钟后，来自德州边境巡逻部队的战术小组（SWAT）增援，才进入教室将凶手拉莫斯击毙。在此期间，不仅警察拒绝进入学校解救学生，还阻止了试图自行进入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有两位学生母亲被短暂铐起。警察的这种徘徊不作为的做法引起了外界强烈的不满，特别是早期德州相关官员还特地宣传了执法机关英勇牺牲的精神，现实和宣称的巨大反差，令部分社区中本就处于紧张状态的警民关系再创新低。
尽管尤瓦尔迪案是自2012年桑迪胡克悲剧发生以来、第一次在小学出现的大规模枪击案，但若把这一悲剧放到整个美国过去十年中所发生的各类枪击案和枪支暴力事件的大背景下去，就会发现类似的事件几乎每年都在重演。仅仅在案发十天前，纽约州的巴法罗市就发生了一起造成10人死亡的恶性枪击事件，而在尤瓦尔迪事件之后这半个月内，又在俄克拉荷马州、俄亥俄州和费城出现了造成多人死亡的枪击案。而这一切，又只是今年已经发生200多起有四人以上死亡/受伤的大规模枪击案和27起学校枪击案中的冰山一隅。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已经出现泛滥的态势。美国CDC的数据统计表明，2020年美国总共有45222人死于枪伤，这一数字比一年前增加了14%。这其中，刨去近一半的自杀行为外，总计有19384人死于有意枪击的谋杀之下（创下自196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而过去一年半不完整的数据显示，枪支暴力事件的频率伴随着犯罪率的高涨仍在持续上升。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美国近些年枪击案频发？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是两党和自由派/保守派中存在着意见分歧，就连学界也缺乏共识。简单来说，2020年以来的枪支暴力事件泛滥，一般认为和Covid疫情爆发以来激化的种族矛盾和心理健康问题存在一定的联系。自2020年开始，美国与种族仇恨相关的犯罪和冲突性事件激增，特朗普和部分政客在疫情起源上的过火言论、和弗洛伊德被警察虐杀等恶性社会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加剧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社群矛盾。而疫情带来的封闭和经济震荡，使得许多本就心理状态不佳的人群可能会更倾向于铤而走险，推动了犯罪率的抬升。
部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美国近年枪支暴力恶化原因的观点，则会把这一现象和美国社会政治中的极化和民粹主义思潮联系起来，认为正是由于极端思想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在美国基层扩散开来，导致今天美国出现了大量持极端思想的潜在枪手。然而，类似的现象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却没有一个和美国有同等程度的问题。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其他国家并不像美国这样不仅民间拥有庞大数量的枪支（至少有超过3亿支枪，比美国人口总数还要多），还可以允许平民合法获取尤尔瓦迪案中凶手使用的AR-15这种类别的突击步枪。正是因为这种威力巨大的半自动步枪连刚满18岁的年轻人（尤尔瓦迪案的凶手）都能够轻松获取，才导致了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始终无法得到遏制。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美国社会中并没有对枪支暴力泛滥问题的根源形成统一思想。根据皮尤相关民调显示，自由派和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大多认为当前美国应该推动更严格的控枪措施，与此对应的是有30-40%的美国人反对进一步控枪，甚至还有少数人希望放松现有的购枪标准。换言之，即便是有将近半数以上的美国人从不同程度上认可当前的控枪措施不够严苛，也还有相当一部分顽固的少数派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也提出枪支管控措施除了伤害到合法持枪者权利外，根本无法阻止大规模枪击案的出现，比如1994年通过针对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就没能在有效期间阻止1999年科伦拜中学的惨案。
宪法第二修正案，拥枪从民兵权利到个人权利的演变
最高法院在经过多年保守派经营后，于2008年正式由斯卡利亚大法官牵头，通过海勒案判决，将官方叙事更改为“第二修正案与民兵无关，保护的是个人持枪权”。自此之后，最高法院多次通过类似的理由废止了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于枪支买卖和携带的限制。
实际情况是，就连现在正在国会山试图推动控枪举措的民主党籍议员，也不看好控枪法案能通过国会。控枪法案之所以前景如此悲观，显然和过去十年中无数次枪击案后控枪法案在国会屡屡石沉大海有着直接的关系。
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案后，倍受刺激的时任总统奥巴马和的国会曾尝试通过由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和共和党参议员图米牵头的《扩大枪支购买背景调查》，然而多方努力后仍无法拿到足以打破参院冗长辩论的60票支持。2017年拉斯维加斯酒店、2018年弗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等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国会内外也有类似的控枪呼声，但最终也没有转化成任何实际性的行动。这么多悲剧之后，国会连最基本的背景调查都没能通过。
正因如此，即便是再度发生尤尔瓦迪这样儿童遭难的人间惨剧，无论是在国会牵头谈判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还是在公开讲话中呼吁国会采取行动的拜登，都对控枪措施通过国会抱着极低的预期。就算最终国会能通过一份控枪法案，经过谈判层层盘剥后，估计也只剩下象征意义。
枪支管控法案在国会难产，主要是被两个因素掣肘。一方面，是美国宪政政体制运行二百年后所积累的制度性问题，促使反控枪派在国会特别是参议院中，掌握了不对称的话语权和实际上的否决权，这直接导致了控枪法案在屡次通过众院后却因无法通过参院而折戟沉沙。另一方面，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和以全（美）国步枪协会（NRA）为首的枪支游说组织，成功将“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而不是集体持枪权”这一观念灌输给广大保守派基层选民，使得持枪权成为了许多选民心中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政府染指的特权。正是这两者的互相结合，使得共和党议员始终在大方向上保持一个坚决反对控枪的高姿态，进而阻挡一次次悲剧后美国国会中推动控枪的声浪。
在美国立国大部分的时间里，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读，基本是围绕着民兵和集体持枪权所展开，近些年个人持枪权被捧上神坛，实际上是人为造势所造成。第二修正案的原文，明确提到“人民存留与佩用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 是要放在“管理良好的民兵”这前半句的语境下所理解的（A well-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
2008年海勒案前，最高法院在唯一一次审理有关联邦政府枪支管控政策的案件“合众国诉米勒案”中，以8-0的一致意见支持了第二修正案只保护与民兵挂钩的集体持枪权的意见，判定联邦政府有权限制散弹枪的销售。也就是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出于公共安全考虑对枪支的买卖和使用进行管控被认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连保守派大法官和如今作为拥枪派代表的NRA也都认同这一事实。
然而，自二十世纪下叶开始，民权运动和美国社会的大环境变迁，催生了一批坚决反对政府一切禁枪举措的极端拥枪群体（具体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可参见林垚2017年的文章《枪枝管理的社会演化》）。这一批原本是在基层的草根势力，先是通过渗透本来专注培养用枪安全意识和打猎等泛休闲活动的NRA，将其改组为反对控枪的急先锋游说组织，随后通过野蛮生长的保守派电台、电视，和本世纪兴起的社交媒体等多个平台，将“持枪权神圣不可侵犯”、“枪支越多社会越安全”这几个本来是美国社会中较为边缘极端的理念，带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当中。虽然广大自由派没有被这一套说辞所折服，但相当一部分保守派选民，经过几十年NRA和其他拥枪组织的宣传渲染之后，对于“个人拥枪乃是立国传统、限制枪权就是政府暴政”的论述是笃信不疑。
随后，最高法院在经过多年保守派经营后，于2008年正式由斯卡利亚大法官牵头，通过海勒案判决，将官方叙事更改为“第二修正案与民兵无关，保护的是个人持枪权”。自此之后，最高法院多次通过类似的理由废止了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于枪支买卖和携带的限制。鉴于目前最高法院比十几年前又更加保守，对于持枪权的宪法解读，只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倾向“持枪权神圣不可侵犯”。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政党在新政联盟崩溃后进入重组、逐渐步入政治极化时代之后，控枪问题也就随着两党阵营内部意识形态自我靠拢，而成为了一个党派分歧的关键认知点。愈发保守，南方化的共和党，在拥枪问题上一路右转，支持控枪的共和党选民人数逐年下滑。新世纪以来，美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和文化差距进一步拉大，也让原本大部分位于富裕城郊选区，大体上支持控枪措施的共和党温和派，和位于铁锈带和南方农村的保守派民主党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使得两党在枪支管控上问题也基本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格局。
体制设计弊病，民意过半也无法反馈
参院超级多数标准的存在（冗长议事规则要求需要有五分之三/60票来终结辩论），更是让原先可以就已经是“反民主”的参议院，变成了实际上的“少数人暴政”。
当然，仅仅共和党和保守派在控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这一个变量，并不足以彻底堵死美国国会通过控枪措施的渠道。美国当前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政治体制，才是真正让广泛控枪民意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罪魁祸首。
众所周知，美国宪政自开国两百年以来，总体上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健康的运行状态。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内战和大萧条等危机性事件，最后都依赖着美国宪政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和修正性平安度过。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的这套三权分立制度因为美国社会的变动，少数族裔权利的兴起，和政党重组文化战争等问题引起的政治极化，开始让这辆老爷车暴露出种种不足。经过几十年的恶化之后，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政治当下已经陷入了一个泥潭和怪圈，社会上的种种问题，无论是堕胎、气候变迁、移民改革、还是控枪，不是没有民意推动，但因为立法机关的衰败和参议院天然的反民主特质而根本无从下手。
有关参议院的问题，相关讨论有很多，这里只简单论述参议院作为一个州与州之间平等地位的代表，从本质上限制了多数美国人的意见在国会得到贯彻。特别是在民主党因为在农村地区严重失去民心，而导致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结构性优势的情况下，参院反民主的特质则被进一步放大。而参院超级多数标准的存在（冗长议事规则要求需要有五分之三/60票来终结辩论），更是让原先可以就已经是“反民主”的参议院，变成了实际上的“少数人暴政”。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2013年参院在桑迪胡克案后推动的曼钦·图米法案，获得了55位参议员的支持，远多于大部分议会政治中通过法案所要求的简单多数，却因为无法吸引到更多共和党人的支持迈过60票终结辩论的标准最终功亏一篑。曼钦图米法案的失败，只能说美国原先这套用来避免多数人暴政的系统，运行到今天，反而起到了阻止社会应对尖锐矛盾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负面作用。长久以来，这种民主政体无法反馈民意的状况，已经在美国社会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无论是美国的左翼还是右翼，反建制、反对现行美国民主体制的民粹主义思潮都在野蛮生长。特朗普上台，桑德斯和进步派崛起，反应的就是美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导致底层选民对现实状况失望转向选择极端道路的现实。
美国相对弱势的政党体制和只有少数选民参与的初选制度，更加放大了像持“持枪权神圣不可侵犯”这类极端意识形态在政党生活和政客心目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美国相对弱势的政党体制和只有少数选民参与的初选制度，更加放大了像持“持枪权神圣不可侵犯”这类极端意识形态在政党生活和政客心目中的重要性。近年来，支持控枪的自由派群体的宣传把NRA塑造成了一个通过黑金政治收买打压共和党政客的幕后黑手形象，其实是曲解了NRA和拥枪游说组织在塑造“枪权神圣”中所扮演的角色。NRA并非是一个多么全能的组织，他所提供的政治献金和游说资金，在如今遍地都是金钱的美国政治中堪称微不足道。
NRA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它通过多年的政治组织和宣传，培养了一大批反对一切控枪措施，对神圣的拥枪权抱有狂热信念，并把枪支问题作为最重要投票考量因素的基层选民。这批高度动员的拥枪选民，刚好能在本就参加人数不多的共和党初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具体选举结果的走向。考虑到大部分议员本身处于安稳选区，初选才是实际上的选举，拥枪派在共和党初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自然而然的迫使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在枪支管控的政策立场上和基层拥枪派选民靠拢。一来二往，惧怕初选落败，希望保住乌纱帽的共和党议员，自然是不会迎合社会上拥枪的声音。这一现实，再经参议院和冗长议事双层滤镜的放大之后，更是让本不站民意多数的拥枪派，掌握了对控枪改革法案的一票否决权，只要这个情况一天不变，美国就不存在通过全面改善枪支管控法案的可能。
美国国家治理出现问题？
美式三权分立，经政治极化和族群矛盾所腐蚀之后，在今日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极度僵化，极度低效，无法有效反馈民意，改革门槛过高，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和宪政体制失去信心的死亡循环。
归根结底，控枪问题和近期同样大热的堕胎话题一样，都反映了美国当下处于一个类似帝国末期的政治衰败周期。曾写下历史终结一文的弗朗西斯·福山，在他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书中就多次强调了美国所面临的严重“政治衰败”问题。美国这套老旧的宪政体制，有着和旧大陆天然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也因此缺乏了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体制和官僚体系。美式三权分立，经政治极化和族群矛盾所腐蚀之后，在今日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极度僵化，极度低效，无法有效反馈民意，改革门槛过高，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和宪政体制失去信心的死亡循环。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和过去五年美国的乱象，印证了福山教授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尽管特朗普四年没有彻底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是在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发生之后，又有谁敢打包票说未来不会有更糟糕的局面出现呢？
或许有人会觉得，政府不作为，甚至是无法作为，并不是一件坏事，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力的保障。然而这一说法，仔细思考很难站得住脚。国家治理能力的缺失，不管对于小政府还是大政府模式都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以斯拉·克莱因（Ezra·Klein）前日在《纽约时报》所刊登的文章，很好地阐述了高效执行政策的国家能力对于保障美国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必要性。在克莱因看来，近代美国“律师治国”造成的程序迷恋和无处不在的法庭质疑和诉讼辩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高效应对泛社会性问题和推动政策执行的能力。人为造成低效的政府，只会进一步加深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加大美国政体出现震荡的可能。而杜绝这一死亡循环的方法，就是加强美国的国家政策执行能力，然而在美国现有的宪政体制和政治现状之下，很难在可预期的未来看到解决的可能。
鉴于当下美国政治衰败已成既定事实，社会两极分裂对立又深入骨髓，想要看到枪支暴力问题得到解决，恐怕并不现实。也许在经过谈判之后，未来几个月共和党会放行一个极度有限扩大背景调查要求的法案来展示行动的诚意，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小动作，又谈何能缓解美国当前猖獗的枪支犯罪？
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个问题已经深入骨髓的时代，缝缝补补已经很难起到效果，也许美国当今这一些极难解决的问题，只能等到“大破大立”之后才能有消解的曙光。在此之前，还会有更多的成人和儿童，为此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