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不平等的樣貌》:一本探討新加坡貧窮的民族誌,如何戳破國族論述的假象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並不以「普及」為最終目標,反而是「篩選」。
2019年,小朋友在新加坡住宅區的公園玩耍。

【編按】:本文為台灣聯經出版社為2022年新書《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所約寫的書評,端傳媒獲授權轉載,端的版本略有編修。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以美元計)達約6萬元,與美國伯仲之間,差不多是香港的1.3倍,日本的1.5倍,約臺灣跟南韓的2倍,中國的6倍。如果考慮了購買力,用人均GDP(以PPP計)來測量,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是10萬國際元,美國大約是6萬國際元,只有盧森堡、卡達等少數極端富裕的國家,排名能比新加坡靠前。

在這樣富裕的國家裡,窮人是如何生活的?不平等體現在日常生活的什麼地方?為了理解探討這些議題,張優遠(Teo You Yenn)教授自2013年到2016年,在兩個「租賃組屋(Rental Flats)」的社區展開了田野調查,這兩個社區都是由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所規劃,加上另外調查的六個社區,其研究成果便是《不平等的樣貌》,該書以民族誌的形式,平實地呈現了新加坡低收入戶的日常生活。

這本書不只是談新加坡的貧窮。這本書更是在談新加坡的不平等。既然要談不平等,書中自然不能只有「窮人」,也需要有相對富裕的「對照組」,這對照組便是張優遠教授書中的「我們」:新加坡中產階級。新加坡中產階級是怎樣的一群人呢?「他們」一路升學考試、過關斬將,畢業後找到固定工作,定時上繳公積金給政府、買了一台(或更多台車,存了幾年錢,跟一位異性對象結婚,最終兩人買了由建發局營建的公共組屋。這些人,多半相信自己乃是一套「唯才是用」的制度下,篩選出來的得勝者。

一個新加坡,兩座城市:中產階級的HDB Flats vs 低收入戶的Rental Flats

在介紹到這本書的內容前,讀者或許會有疑問:眾所皆知,新加坡實施「住者有其屋」政策,誰會去外面租房子?新加坡的住屋市場有何特點?

新加坡的住房市場,主要的供給者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中產階級,多半會動用自己長期繳納的公積金去申構政府營造的組屋,他們將這類口語上可以購入的組屋稱為HDB Flats,或Purchased Flats,有時會直接簡稱為HDB(就是建發局的英文簡稱)。買下公共組屋的中產階級取得組屋的「所有權」 ,但在年期屆滿後,新加坡政府保留了收回的權力。

至於張教授所調查的低收入戶,雖然也是住在政府興建的組屋裡,但他們必須繳納房租,並不持有房產,換句話說,他們跟政府租房子。他們所住的地方叫Rental flats。雖然Purchased Flats跟Rental Flats都可以叫組屋,但意義卻大不相同。(關於住者有其屋政策,可以參考我的舊文)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規劃組屋時,常常把Rental Flats跟一般中產階級住的組屋蓋在不同社區,在各界壓力下,近年來新加坡政府有考慮興建更多的混合社區,減少階級間的隔閡

居住的空間雖然不同,卻不代表中產階級不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新加坡的低收入戶。 因為前者終究在工作完之後,需要消費跟娛樂。在新加坡,低收入戶的工作,如書中所見,包含了打掃、收銀、在櫃台銷售化妝品等等,簡言之,這些商店的消費者就是中產階級,而窮人則付出勞力伺候這些消費者。

2019年,新加坡一個購物市集。
2019年,新加坡一個購物市集。

對於新加坡窮人的迷思

在一個普遍相信「唯才是用」的新加坡社會裡,誰會成為窮人呢?一般人多會相信是「那些不夠努力、懶散、愛亂花錢的人」、「性格不夠獨立的人」,然而張教授的這一本書,卻透過溫柔、細膩的文筆,推翻了這種常見的論述 ——事實上,這些住在租賃組屋當中的低收入戶,勤勞、獨立、打拚、從小學會照顧自己、有禮貌、不願買名貴的東西、甚至假日也不像中產階級一樣可以到處去玩 —— 這些家庭很多沒有車,也必須在假日到商場工作,不然中產階級假日到處shopping,誰來服務他們呢?

換句話說,新加坡一般中產階級對於低收入戶的理解,多半錯得離譜。

無怪乎,當這本書在2018年在新加坡出版(英文)時,立即霸榜,成為年度暢銷書,接而引爆了巨大的討論熱潮,有人批評張教授「同理心泛濫」,有人批評她太過激進,幾乎新加坡的主流媒體都以不小的篇幅報導了這本書。

在學術界,這本書也得到了許多讚譽。張教授的博士班畢業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會學系,該系社會學家Michael Burawoy稱讚這本書「…推翻廣為流傳的錯誤觀念,呼籲人們關注新加坡福利制度的缺陷,同時探討如何修復這些問題。這正是社會學的真締!」

仔細閱讀本書,會發現,張教授下筆時,比較的對像更常是自己。用書中的語句來講:「…我把我自己放在書裡,以我的階級與受訪者的階級比較…。」(頁248)。這樣的寫法在民族誌當中其實不是那麼常見,在書中其實也提到了這做法是有理由的:「我為什麼要把自己寫進來?這不是學術寫作的慣常做法。事實上,我覺得非常不自在。我加入自己的觀點,是因為隨著研究愈來愈深入,發現自己必須這麼做,才能改變我們檢視不平和貧困的角色。理解不平等與貧困最大的障礙是我自己。」(頁43)

然而新加坡人對這本書的反應是激烈的。尤其,在本書第九章「家醜外揚」中提到,好些新加坡人在研討會現場聽到她的論點後,便當場很生氣地批評張教授,要不是認為她否定了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成就,就是認為她被窮人騙了,又或是相當不滿她把「家醜外揚」。

挑戰新加坡的國族論述

新加坡讀者對於本書的激烈反應,在於本書的內容, 幾乎推翻了許多新加坡人信仰的國族論述:「新加坡是唯才是的國家經濟體制」,這論述或許可以由以下三個命題組成:
(1)新加坡政府領導有方,在新加坡的社會裡,有才能的人透過努力自然會爬升到較高的社經地位; (2)根據這唯才是用的制度,既然「我」不是低收入戶,而是中產階級,比我窮的人自然比我差 —— 我才「配得上好生活」(頁34); (3)新加坡福利完善,「有很多針對低收入人口的計劃」(頁145–146),低收入戶要知足,不要再批評政府了。當張優遠教授的書,透過民族誌的方法,呈現出與想像不一致的「低收入戶」面貌時,便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彈(跟反感)

這本書從很多面向來推翻傳統的偏見。比方說教育制度。本書的第四章指出,在新加坡教育制度下,階級差異可以輕鬆地轉換成不平等 ——中產階級的父母遠比低收入的父母,更容易的在能力分班的制度下取得優勢。這與上述「唯才是用」的論述大為不同。

除此之外,本書也認為新加坡提供公共財跟社會福利的制度,擴大了貧富差距。新加坡的社福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以「就業收入資助各種需求」(頁138),簡單來說,有工作的人才有社會福利。一個新加坡人若能畢業後找到穩定的有薪工作,便取得繳公積金的門票,也代表了有醫療保險跟退休金,與在國家的「住者有其屋」政策下買房的資格(頁140)。然而,如果畢業後,無法即時弄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便會被排除在這個福利制度之外。這跟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反,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並不以「普及」為最終目標,反而是「篩選」,將更多資源給予有能力找到穩定工作的中產階級。

因此,一般新加坡人也不把購買HDB Flats、取得醫保視作「福利」,反而認為這是他們應得的。本書便指出,這表面上是唯才者有「本事」得到更多公共財,實際上卻是國家階級分化下,社福制度進一步加劇分配不均,這便是本書中所稱的「有差異的應得」。

從理論的角度鳥瞰新加坡的不平等

張優遠教授認為新加坡本質上仍是個「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頁155)。一般來說,印象中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應當是對市場自由放任,任其貧富差距加大。新加坡政府與英、美不同,處處介入,何以稱作新自由主義?其實,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上,已有許多研究,利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Governmentality)這一概念來探討新自由主義。比方說,柏克萊大學的政治學家Wendy Brown便借鏡了傅柯的概念,認為「新自由主義」不只是一套放任的經濟政策,而是是一種政府治理方式,由政府主動加劇個體之間的競爭,使得市場邏輯貫穿到制度、社會每一個角落,在她於2005年出版的文集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中,稱其為「新自由主義政治理性」 (Brown,頁40)。

這一類「新自由主義治理」的分析,也影響了新加坡的社會學者,比如說,新加坡通常被視為主動介入經濟來達到成長的「發展型國家」,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Eugene Dili Liow卻認為新加坡是「新自由主義發展型國家(Neoliberal Developmental State)」(Liow, 2012)。

至於張優遠教授,在她的上一本書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中,便分析新加坡的福利與家庭政策,發現新加坡政府將社會福利視作一種「競爭下的酬賞」,同時在政策中「偷渡」了許多政府對於「什麼是理想的新加坡人」的規範,於是,沒有努力掙得穩定工作就沒有公積金、不是異性戀夫妻就不容易買到公共組屋,所以儘管表面上政府是大有為,但卻是以強大的國家實力,貫徹某種新加坡特色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這套治理術之下,新加坡的「社會福利」政策幾乎只有「國家-個人」的互動,社會的角色反倒消失不見。類似的分析,也見於張教授探討新加坡福利政策的文章 (Teo,2017)。

這些理論,乍看複雜,甚至有點抽象,但一旦我們明白新加坡政府並非一般人想像的「福利國家」後,再回頭看《不平等的樣貌》裡輕描淡寫的故事,潛藏在新加坡國族論述底下的不平等,便自然而然地浮上檯面了。

2019年,新加坡的商業區景觀。
2019年,新加坡的商業區景觀。

遺珠之憾

這本書之於新加坡的貧窮與不平等,有兩個遺珠之憾。第一是本書專注於新加坡的「低收入戶」,所以無以顧及新加坡龐大的移工大軍,而這些移工大軍又是外國人,自然又會牽涉到「種族」問題;第二則是新加坡最富有的一群人,比方說與李光耀家族有關的官商財團,在新加坡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本書出於田野的限制,也不可能提及。比方說,財報永遠不透明的淡馬錫控股。

一方面,之於新加坡的移工,一般人等到在新加坡Covid-19爆發後才有機會一窺移工宿舍的壅擠,疫情爆發後,大量的移工被限制移動,除了工作外,只能被封鎖在小小的宿舍裡,相關的限制維持到現在。本書並未提及新加坡移工(當然,這牽涉到另一個敏感的議題—這些移工不是新加坡公民,但他們是「新加坡人」嗎?)同時,這些移工,許多是外國人,種族亦與新加坡主要族群不同。不過張優遠教授在本書「第十章」中有提及,她小心避免濫用「種族」這一概念來分析貧窮的成因,不過當我們考慮到移工、新加坡國族論述、統治菁英的「種族優勢」時,若不深入探討「種族」議題,仍讓人有感到難以一窺不平等全貌之感。

另一方面,之於上層政商菁英的問題,本書雖然也有注意到(見頁251-252),但限於方法跟田野的場合,也未能著墨太多。本書比較的對像是中產階級,但在新加坡,中產階級與新加坡最頂層的政商菁英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比方說淡馬錫控股,新加坡政府有100%的股權,但從2004年到2021年的執行長,都是李顯龍的妻子何晶。這究竟是公產還是私產?新加坡政府向來說不清楚。透過淡馬錫控股,新加坡的政府(或更直白一點,政商菁英)控股了許多新加坡重要的跨國企業,比方說亞洲數一數二規模的房地產集團凱德(Captialand)、新加坡電信(Singtel)、新傳媒(Mediacorp)、最近才在臺灣併購了花旗消金業務的星展銀行(DBS)等,較少人注意到的是,淡馬錫控股的DBS也是媒體集團SPH的大股東—SPH最有名的業務則是新加坡最大的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這兩年來,許多與新加坡政府有關的財團,以產業重整促進國際競爭力之名,積極調整股權結構、擴張資產、大量併購其他企業,究竟這些食物鏈最頂層的政商菁英,如何以提升競爭力為名義不斷擴張自己的優勢?尚待未來研究者繼續追問下去。

臺灣的不平等研究

筆者身處臺灣學界,不免也想提及臺灣在相似方向上的研究。其實,近年來,臺灣累積了許多關於不平等與貧窮的優質研究。以社會學者為例,臺灣大學社會系黃克先教授的《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便以田野調查的方法,不只考察了臺北市艋舺公園的無家者,如何在表面失序的露宿環境下,建立起「危而豐富」的連帶,也考察了扶貧的教會、善心人士、以及主管單位的基層社工的運作,打破了臺灣中產階級對於無家者的污名和誤解。

除此之外,臺灣也有社會學者,研究向來被視作「發展型國家」的臺灣,如何受到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影響,意外地得出了類似新加坡學者對於新加坡的觀察。例如夏傳位(2019)爬梳了臺灣歷年經濟政策的演變,察覺臺灣漸漸走向了「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發展主義」。除此之外,社會學家也以量化的方法探討不平等。比方說,林宗弘利用經濟部統計、中研院《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社會變遷調查等資料,觀察到階級不平等於近年來的擴張(林宗弘, 2015)。

近年來,臺灣也有許多經濟學者研究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除了利用社會變遷調查(如Chu and Lin 2020),臺灣經濟學者主要是以「稅務資料」來分析貧富差距的議題。
首先,朱敬一教授等人利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的報稅資料,探討所得面(流量)的不均,他們發現台灣所得最高5%與最低5%家戶之間的所得差距從1998年的32倍,逐年成長至2011年的96倍(Chu, Chou, and Hu,2015)。亦有研究團隊以財稅資料估算房屋、土地、股票、存款等「財富面(存量)」上的貧富差距,發現臺灣的財富的吉尼係數高達0.79,略低於美國,接近瑞典跟南韓(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

經濟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了這一代的不平等,會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沈暉智與林明仁(2019)同樣以稅務資料來分析,發現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家戶年所得中位數高達150萬臺幣,遠高於全體樣本中位數的86萬。

同樣使用稅務資料,經濟學者進一步探討臺灣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否有減緩貧富不均。李維倫、林明仁、蘇軒立、蔡宜展四位經濟學者的最新研究,有三個重大發現,第一,他們發現臺灣的「稅前所得吉尼係數」高達0.6,大約是政府官方統計的兩倍(背後的原因很複雜)。第二,臺灣過去十五年來推升不平等的動力,來自於家戶的股利所得分配上的差距,背後的源頭,則是企業的保留盈餘自2008年以來的高速成長。第三,他們在檢視資料後,發現臺灣目前的社會福利政策,重分配的強度勝過美國跟法國,大幅度的減少了「稅後所得」的分配不均,意外的是,重分配的主要管道,竟然是旨在普及醫療服務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見Lee, Lin, Su, and Tsai, 2020)

在臺灣,全民健保的政策目的是「全民皆納保、使得全體民眾可獲得公平的醫療服務」,最終卻輾轉成為最能減緩緩不平等的制度,這研究結果,似乎也呼應了張優遠教授的說法—「沒有全民普及的社會福利制度」(頁137)是新加坡不平等的一大來源。至少以臺灣的全民健保為例,一個更普世、人人都能參予的社福制度,的確能有效地減少貧富差距。

2022年1月1日,一班學生在街頭慶祝新年。
2022年1月1日,一班學生在街頭慶祝新年。

尾聲

這本書至少帶給臺灣讀者兩個啟示。其一,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新加坡的案例告訴我們,就算臺灣人均GDP從人均30,000美元翻一倍,提升到60,000美元,仍然會存在不小、甚至更為惡化的貧富差距。不過,臺灣目前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多半仍只關心「經濟成長」,較少深入探討不平等,《不平等的樣貌》以新加坡的經驗,豐富了我們對於不平等的理解跟政策想像。

其二,臺灣在威權時代的國族論述——從美好的加工出口區到偉大的十大建設——其實掩蓋了發展過程中的階級剝削。比方說戰後維持了相當久的肥料換穀制度,榨取農民的所得,重分配到工商業跟軍公教部門。這一套論述並沒有隨著臺灣解嚴、走向民主而消失。貧富差距持續加深的今天,何以會出現「韓流」,以及許多緬懷蔣經國「黃金年代」,緬懷這些「國族論述」的人,許多對民主政治不抱信任,但對於這些現象的深入討論卻不多,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鄭紹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與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助理。研究專長是工業化、產業政策、制度研究、美援政策。學術網站請見此處

參考文獻

–社會學與政治學者

林宗弘,2015,〈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45卷第2期,頁45-68。

夏傳位,2019,〈台灣的新自由主義時刻:危機、典範競逐與新古典 經濟學者的進擊〉。《台灣社會學刊》66: 55-124。

黃克先,2021。《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臺北:春山出版社。

Brown, W. (2009). 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ow, E. D. (2012). The neoliberal-developmental state: Singapore as case study. Critical Sociology, 38(2), 241-264.

Teo, Y. (2013).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 Routledge.

Teo, Youyenn. (2017). “The Singaporean Welfare State Syste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 Housing and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Pp. 383-97 in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to Welfare State Systems, edited by C. Aspalt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經濟學者

沈暉智、林明仁(2019). “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 經濟論文叢刊, 47(3), pp 393-453.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 (2021). “臺灣財富分配2004–2014: 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 經濟論文叢刊49(1), pp.77-130.

Chu, C. Y. Cyrus, Teyu Chou, and Sheng-Cheng Hu (2015). “Top Income Share in Taiwan, 1977–2013,” Technical report,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Chu, Y. W. L., & Lin, M. J. (2020).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aiwan: 1990–2010. Empirical Economics, 59(1), 11-45.

Lee, Wei-Lun Ming-Jen Lin, Hsuan-Li Su, and Yi-Chan Tsai. (2020). “Income Inequality, Growth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 Taiwan, 2001-2015: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working paper.

讀者評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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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读完收获很多的文章,尤其是本质其实为新自由主义的探讨,对学术观点的梳理也很清晰,参考文献也很方便查看,感谢。

  2. 有點好奇新加坡的社會資本情況會是怎樣,尤其是linking social capital的呈現,社會資本與不平等是相干的。

  3. 非常有啟發性的文章!謝謝。

  4. 這篇文章是沒經過校對嗎?怎麼錯漏字連篇。光是作者的名字就有「張優遠」和「張道遠」兩種……

  5. 解开维多利亚的秘密表示:

    文章很有启发性,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那部分,政府处处介入,为何还是新自由主义。
    文章里介绍的新加坡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的对比,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和很多科幻电影里对未来世界的描述都有类似之处。人的工具化,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工具,那么你就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奖励。
    很多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对于结构性的不公平并无太多认知,大陆互联网上类似的现象也很常见。我感觉新加坡似乎是把这样的价值观作为了一种指导思想,对于发展经济也许有效,但是离一个理想社会实在是相去甚远。

  6. 總覺得新加坡人對於自己國家的認同與凝聚力是建基於普遍存在於新加坡人之間的公正世界謬誤中。

  7. 抱歉,原来不是错别字,请忽略上条评论lol

  8. 发现一错错字:”借镜了傅柯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