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不解釋的特權：吳亦凡風波中的性別失衡

從6月開始，中國大陸流量明星吳亦凡就陷入性侵風波，並在7月達到一個小高潮。與以往的情感花邊新聞不同，這次風波的主軸是19歲女性都美竹對吳亦凡層層升級的控訴。都美竹首先指控吳戀愛冷暴力，後來又爆料稱吳借工作名義「選妃」、酒後與她發生性關係並涉嫌性侵。隨後，也有幾位年輕女性在微博出面旁證自己收到過吳亦凡工作室工作人員類似套路的邀約。吳亦凡方面對這些指控表示否認。但很快的，多家由吳代言的合作品牌宣布與吳解約，多家境外媒體也發布報導，其中，《衞報》措辭最為嚴厲，指吳亦凡被指控「約會性侵（date rape）」。

事態最終發展到北京警方介入。

警方公布的第一階段調查結果，讓短暫沉寂了數日的輿論再起波瀾。警方認定，吳借工作之名將對方約至酒局聚會、聚會期間收走手機、酒後發生關係等，推翻或削弱了吳亦凡方面曾經給出的「我和她只見過一次」的回應；但另一方面，警方指二人聯繫頻繁、吳幫都「清空購物車」作為生日禮物，還有寫手徐某代筆指控吳等新資訊，也讓都美竹面臨新的指責。更讓案情發展超乎所有人預料的，是警方通報中出現的另一位劉姓男子，他聲稱自己假裝雙方「代理人」，以虛假協商的方式在二人間騙取錢財，最後還成功從都美竹處騙取18萬元。

雙方似乎被各打五十大板。但是，看似一碗水端平的輿論風向背後，有哪些問題被一帶而過、悄悄隱藏？

這些由警方確認與新增的信息，為公眾理解整個事件提供了新線索，也意味着吳亦凡在此次風波中再難翻身。即使有司尚未給出最後定論，他這位流量藝人所倚靠的「優質偶像」人設也終於在這一次風波中坍塌殆盡。

代言與商務往往不會分析爭議人物背後的前因後果與是非黑白，但卻會盡力追隨多數公眾對藝人的態度和觀感：若干品牌早在警方通報之前就解約吳亦凡，而具有官方背景的協會與自媒體也「蓋章」吳作為藝人的「失德」，並發文批評資本捧紅流量的狂妄。後者或許是吳將從公眾視野消失的明確徵兆，他若想在法律邊緣操作翻盤，機會恐怕微乎其微。

與此前的 #Metoo 事件相比，都美竹等人的發聲過程始終沒有「主義」貫穿，發聲方式也包含諸多「野路子」，總體來說依賴更為樸素的「女孩幫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的理念。而都美竹的支持者之外，一些人接受官方通報蓋章認定的「想紅說」，認為一個別有用心者扳倒了一個道德敗壞者；一些人認定二人皆是流量玩家，各憑公關手段博弈公眾的同情與關注，普通人只需冷眼旁觀。 至此，雙方似乎被各打五十大板。「吳亦凡當然有問題，但都美竹也有問題」，成為了當下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看似一碗水端平的輿論風向背後，有哪些問題被一帶而過、悄悄隱藏？

目光的失衡

「想紅說」與「一女三吃說」，輿論的變化並非一波壓倒性地替代另一波，而是在不斷出現的新信息中形成漩渦。但是漩渦的中心並非吳亦凡，在潮水拍打中沉沉浮浮的始終都是都美竹。

似乎是因為吳亦凡的問題已經無需贅言，公眾輿論的第一個焦點，是警方通報中對都美竹「提升網絡知名度」這一動機的認定。「想紅」被視作原罪，而由作為網紅的都美竹來背負這一罪狀，似乎並不需要額外的證據。警方給出的認定僅僅是「水到渠成」地印證了普通人對網紅的刻板印象，並契合了近些年來人們對娛樂圈與自媒體追求流量風氣的普遍反感。

批評「想紅說」的人立刻指出官方雙重標準的存在：相比於對都美竹方濃墨重彩的分析，通告中關於吳亦凡的部分僅是客觀陳述與事實羅列，並未推測他與他的團隊以工作名義邀請女性聚會喝酒是出於何種動機、聚會中收走手機是何動機、嘗試與都美竹簽和解協議是何動機，以及團隊公關在回應中說謊是何動機。一個維權者到了需要借力輿論不可的境地，公眾的關注幾乎是唯一推進案件進入司法視野的希望，爭取公眾關注的努力被指只為提升網絡知名度，並被圍觀者進一步解讀為「想紅」，這是否準確，又是否公平？

關於「想紅」是否是流量經濟時代發聲者原罪的爭議尚未結束，為都美竹代筆的徐姓寫手接受了記者採訪，並發布微博解釋為何要為都美竹代筆、二人溝通交流的內容與合作模式。徐某的主動發聲再一次讓輿論發生微妙的轉向。

在徐某的自述中，他稱出面幫助都美竹完全是出於公義之心、是基於他對曾經接觸的女性受害者的同情、是男性幫助女性維護權益。值得注意的是，在自述中，他難掩自得，認為都美竹的文筆和表達太差，缺乏公關才能，無法抓中引爆輿論的重點，而正是從自己操刀代筆開始，都美竹才不斷積聚公眾關注，獲得大眾同情和支持。

徐某的自述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警方通報將都美竹動機認定為提升知名度——二人確有關於微博粉絲增長的對話，徐某還表示想成為都美竹的經紀人。但話鋒一轉，徐某又控訴都美竹提供的信息有不準確之處、都美竹沒有完全和他說實話。輿論似乎朝着更不利於都美竹的方向變化。

遺憾的是，徐某或曾短暫成功地扮演了都美竹，沒有讓網友看出都美竹背後有一位代筆，但這次成功也讓他過於自信，以至於沒能扮演好一個僅僅是熱心正義、對女性境遇能夠共情的「俠士」。互聯網的記憶再次被讀檔，徐某被指認是一個借心理諮詢為名接近、欺騙、敲詐女性受害者的慣犯，因行為惡劣、污名化心理諮詢行業，而最終被知乎等平台銷號。

於是，整個風波的另一條線索浮出水面：不同於惡女心機深沉、借污衊流量明星求走紅，也不同於勇者步步為營、有策略地反擊，都美竹是一個被動者，是一樁「一女三吃」案的受害者，她所遭遇的三個男性，都以不同方式想從她身上分得一杯羹。

從最開始被以 MV 選角和戀愛的名義被欺騙情感與性，到被一人分飾三角的劉某騙財，最終被徐某以幫助為名騙名聲，她所討要的公道還沒看到確切的希望，就已經數次置身懸崖邊上。如果她不願再耗費心力而是選擇與吳亦凡方面和解，拿到賠償的她將被坐實敲詐勒索；如果不是金融機構有每日轉賬限額設定，她被騙走的也不止18萬；如果她對寫手徐某有更多的信任，不知道是否會復踏徐某其他受害者被敲詐的命運。

這場風波幾經反轉，不同的故事線索各有各的篤信者。輿論的變化並非一波壓倒性地替代另一波，而是在不斷出現的新信息中形成漩渦。但是漩渦的中心並非吳亦凡，在潮水拍打中沉沉浮浮的始終都是都美竹。無論旁觀者選擇相信哪一條線索，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這位十九歲女性的身上，焦灼於對她的道德判定。

都美竹的支持者，也在不斷為都美竹提供解釋和辯護。而吳亦凡身處聚光燈之外，無需多加評判，也就自然少被評判。

解釋的失衡

為何都美竹在輿論的中心，而吳亦凡則在焦點之外？解釋與自證是一種繁重的勞動，意味着巨量的精力和情感的消耗。

這場風波讓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男性統治》一書意外走紅。@視知TV 在微博發布的一段引言讓這條微博獲得近十萬次轉發，《男性統治》也一度在豆瓣登上「實時熱門書影音」榜單。這段引言這樣說道：

「男性秩序的力量體現在它無須為自己辯解這一事實上：男性中心觀念被當成中性的東西讓大家接受，無須訴諸話語使自己合法化。」

這段引言直觀解釋了為何都美竹在輿論的中心，而吳亦凡則在焦點之外。一種常見的託辭是，吳亦凡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自然無須多說；但都美竹和其他站出來的女性要被檢驗所言是否為真、動機是否純粹、背後是否有其他推手等等，難道不是一種必要的公平？

顯然，這種托辭忽略了解釋與自證是一種繁重的勞動，意味着巨量的精力和情感的消耗。一句言簡意賅的「吳亦凡肯定有問題」其實也免去了吳亦凡承擔這種費時費力的勞動的需要。

這是另一個版本的「剖腹取粉」，潛在受害者指出賣粉的商販出售質量有問題的米粉，圍觀者附和商販賣的粉確實有問題，但指控者也要剖腹取粉來讓眾人見證吃下去的粉真有問題，而不是指控者另有圖謀或者身體健康狀況本就有問題，這種荒謬的「公平」要求不到指控者付出高昂的代價絕不停止，被要求解釋的事實也不限於問題的關鍵細節。

這是另一個版本的「剖腹取粉」。

在都美竹和其他女性的發聲中，重要的事實細節是，吳亦凡團隊是否借工作為名誘騙年輕女性、是否在聚會中存在灌酒行為、發生關係時女方是否神志清醒且處境安全，可以表達接受或拒絕。然而，眾多拋給都美竹的質疑不僅與這些關鍵問題相去甚遠，甚至與蕩婦羞辱合流，轉向關注她是否真的在接觸吳亦凡時沒有任何性經驗以及對待性的態度是否足夠謹慎。

被免去解釋義務的男性彷彿被視作一件不能進行自主選擇的物品，但這不同於「物化」。被物化是被視作工具去滿足他者的審美、需求和目的，但在侵害事件中男性被視為一種給定的、難以改變行為模式的危險來源，則是將男性的犯錯劃歸為類似自然災害的存在，不必問責，也不須費心改變，只能靠自身避險防災。如果沒能成功躲避，那只能怪自己運氣不佳、不懂自保、太過疏忽愚蠢，甚至應當去反省自己不夠自尊自愛。男性的選擇被災害化、去道德化，而女性的遭遇卻被貼上恥辱的標籤。

解釋不僅僅是一項個體的負擔，也是一種群體的負擔。眾多女性選擇相信、支持都美竹的原因，絕不僅僅是希望在個案中幫助她討回公道，更是因為她們在生活經驗上找到了共鳴。在絕大多數利用權勢地位進行性侵犯或性騷擾的案件網絡曝光後，總會有更多女性分享類似的自身經歷。

自然，這些經歷五花八門，有人遭到傷害，有人僥倖逃脱，也有人後知後覺。這種分享的意義是什麼？它們當然沒有辦法直接證明當事人所講的每一個細節都是準確無誤，但是這種分享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旁證，它證明了在現有的社會權力結構之下，掌握權勢的人可以如何從容地獲得獵物、如何體面地全身而退、如何有效地讓女性沉默。

從學術界到日常生活，採取「no means no（不就是不）」還是「only yes means yes（只有好的才是好）」標準看似是爭議的熱點和難點，然而，當人們在現實中理解這個概念、在具體的案件中做判斷時，卻因為女性承擔了不均衡的解釋負擔，導致了一種可說荒誕的結局。

當每一個發聲者遭遇反詰和污名，處於權力下游的其他女性也總是要做好解釋的準備。這不是說所有女性必須鐵板一塊地去踐行團結的義務——事實上也顯然沒有——而是說詰問和污名的對象總是不單單包括發聲者一個個體的。當都美竹遭遇蕩婦羞辱時，這種羞辱也同時在傷害其他的女性。

不解釋的特權也塑造了我們如何理解「性同意」（consent）。在抽象的討論中——無論是關於道德的還是關於法律的——絕大多數人都贊成這一概念是判斷性侵害是否成立的關鍵。從學術界到日常生活，採取「no means no（不就是不）」還是「only yes means yes（只有好的才是好）」標準看似是爭議的熱點和難點，然而，當人們在現實中理解這個概念、在具體的案件中做判斷時，卻因為女性承擔了不均衡的解釋負擔，導致了一種可說荒誕的結局——無論更審慎保守的「no means no」，還是更為激進的「only yes means yes」都無用武之地，女性必須窮盡手段證明自己沒有給出任何可以被解讀為同意的信號。

為什麼同意聚會？為什麼沒有注意到天黑？為什麼去到對方家中？為什麼同意喝酒？為什麼同意談戀愛？為什麼有後續的交往？為什麼收取錢財或者禮物？……這些難以窮盡的無關發問和解釋的要求，塑造出一種現實中幾乎不會存在的受害者形象：她必須在權勢面前保有從頭到尾的堅定，擁有完整的抵抗和拒絕的證據，不能一時糊塗或一時軟弱，迂迴自保的策略也有讓她功虧一簣的風險。

不過，諷刺的是，「性同意」似乎成為了一種流傳於女性內部的知識，某種程度上，這樣的知識減輕了女性本不該有的自責，讓她們意識到在性侵害發生時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而是已經表明了拒絕或者身處無法回應的環境。但是，當男性的行為不需要解釋，當男性對異性的需求被視作一種無法阻撓的天性時，深入理解「性同意」也變得多餘了。科普性同意、強調「性同意」重要性的，總是女性居多。

流量時代，我們是否都是風中蘆葦？

一種新的取態也出現了：或許避免成為隨風而倒、終被收割的蘆葦的最佳策略，是從一開始就把流量經濟下的輿論場，看成各方勢力的收割流量的遊藝場。

當吳亦凡事件剛剛發酵成全網風波時，有人說，沒想到中國的韋恩因斯坦竟然是吳亦凡。但是，相比於那場起源於好萊塢的 #Metoo 運動，相關各方的名氣咖位雖有不及，但故事的戲劇性與波折程度卻遠遠超過。

隨著警方展開調查，以及鄭州暴雨、奧運會等熱點接連攫取網民的注意力，吳亦凡事件的網絡熱度略略降温。但這場風波留下諸多唏噓之處：比如，在幕後寫手徐某的關鍵代寫博文中，他抓住了輿論關注的要害——性與民族主義——他要求「加拿大人（吳亦凡是加拿大籍）滾出中國」，這一度讓網民「熱血」。如徐某的自誇所說，沒有他的協助操作，都美竹的控訴不會掀起足夠的水花。

「輿論」一詞的所指，既是一個個具體的有情感、有思維的人的觀點的集合，也是一個可以被測量的、被操縱的、被引導的對象。我們都希望，即使泯然於眾人，自己也還是有情感、有思維的個體。幕後寫手的出現和寫作策略的坦白，難免讓圍觀者有被欺騙之感。即使是都美竹的支持者，也並不認為徐某的代寫給都美竹帶來了實質的幫助和支持。沒有人不在意被欺騙和操縱，也沒有人不在意被利用和收割。

一種新的取態也出現了：或許避免成為隨風而倒、終被收割的蘆葦的最佳策略，是從一開始就把流量經濟下的輿論場，看成各方勢力的收割流量的遊藝場。

於是輿論中又出現俯視各種當事人的姿態：最早對都美竹的質疑之一，即是她的引流潛力被人看中，因此被作為工具推向前台；人們對吳亦凡的抨擊也頻頻訴諸於「資本之惡」，無論吳亦凡僅僅是私生活混亂還是真的觸犯法律，皆可歸結為「資本的力量」；至於方向不定的輿論走向，不過是「烏合之眾」的又一「有力證據」——群眾只能被情感衝動驅動，左衝右撞，最終成為他人利益的墊腳石。

流量經濟時代，網絡方便人設的打造，也同樣方便人設的坍塌。在人設的建立與被挑戰中，圍觀者難免左右搖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需要因此去維持冷漠的憐憫，維持不出錯的體面？

這種清醒透露出一種冷漠的憐憫。憐憫無論吳亦凡還是都美竹，都成了資本的棄子；憐憫普通大眾衝動易怒、反覆無常的特質被利用。這種憐憫之所以冷漠，是因為它抹平了一切人的能動性，而能動性的消失意味着責任和權利一併消失。

誰會向工具問責，誰會給工具賦權？輿論場完全被當作了那個可以被測量和塑造的對象，而其中的人已經完全消失。在這種理解下，如果誰放棄了冷漠的圍觀，下場參與言說，便是不智，一定會被「反轉」「打臉」，而批判「庸眾」則無疑是一種難以出錯的策略。

流量經濟時代，網絡方便人設的打造，也同樣方便人設的坍塌。在人設的建立與被挑戰中，圍觀者難免左右搖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需要因此去維持冷漠的憐憫，維持不出錯的體面？當性別問題真實存在於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是否會因為輿論空間問題重重，就無視性別問題背後的目光失衡與不解釋的特權的存在，就放棄相信潛在的受害者？

至少這一次，眾多女性告訴大家，「我們不會選擇體面地沉默」。

（金雲深，領域是性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