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浩嵐：拜登對華班底全分析（下），面對美方新生代，中方將有實質變動嗎？

本文上篇《拜登對華班底全分析（上），山頭林立，駐華大使將是技術官僚？》已刊出。

若最終，駐華大使由伯恩斯這位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官來出任，也將打破近幾任美駐華大使均為重磅級政客、有過選舉經驗的慣例。

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派出駐華大使中雖也有不少屬於國務院系統的職業外交官（最近一次是小布什年間），但大體還是以退休的政治人物為主，近些年隨着中國地位和重要性的提升，奧巴馬和特朗普兩屆政府的四位駐華大使，均由政治地位較高的現任/前任政客來擔任。

儘管伯恩斯在外交界和華府算是一個比較有名有分量的人物，但相比於曾擔任州長的布蘭斯塔德、駱家輝、洪博培和曾擔任三十多年參議員的鮑卡斯這些，有着輝煌政壇履歷和較高地位的老牌政客，伯恩斯的「咖位」還是要低了不少。

不過，若拜登政府打破慣例安排一位技術官僚出任駐華大使，未必是要傳遞一種降格關係的信號。從美國外交系統和國安委的人員安排和側重點來看，拜登政府很明顯把中國議題擺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在聚焦中國的同時，拜登和其外交班子還要兼顧恢復美國外交形象和聲譽的重擔，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拜登急需重振外交系統內部人員的士氣。

在聚焦中國的同時，拜登和其外交班子還要兼顧恢復美國外交形象和聲譽的重擔，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拜登急需重振外交系統內部人員的士氣。

在特朗普年間，國務院的廣大技術官僚群體基本上是處於長期靠邊站的狀態，大批有經驗的職業外交官紛紛選擇了退休離開。國務院系統人員士氣的低落和專業人才的流失，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拜登要恢復美國的外交聲譽，必須要儘可能重塑這一關鍵群體的信心和動力。

與其他大部分國家不同，美國一直有30%左右的大使崗位是預留給政治人士（總統的金主和朋友）而並非職業外交官來出任的。這其中，大部分美國駐歐洲國家的大使，因為美歐傳統的盟友關係，屬於沒什麼風險又地位崇高的崗位，長期都是打發金主和總統故舊的好去處。

而拜登任命一個外交系統出身的職業外交官擔任駐華大使這樣高曝光率的重要崗位，既能夠給當前士氣低迷的國務院注入一劑強心針，同樣還可以空出手來繼續把其他駐歐洲國家的大使崗位，按照慣例空出來給拜登的故舊和金主。

鑑於拜登沉浮華府政壇半個世紀，和他沾親帶故的老牌政客和門生故舊不計其數，而內閣和政府崗位有限，因此拜登回饋的方式只剩下了外派大使這一項。這也是為何拜登在承諾要倚重外交系統的情況下，依然不願意放棄用金主和政客出任駐歐大使的傳統操作。所以拜登任命伯恩斯擔任駐華大使，應該也有把亞洲的重要崗位交給職業外交官、來平息「民怨」的考量。

80後「新生代」，代際更迭

雖然杜如松、格維茨等人依然對中國問題有着濃厚的學術興趣，但他們在看待中美關係時，更多還是從現實主義而並非理想主義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當然，如《上篇》所言，拜登對華班子中，有布林肯、坎貝爾、蘇利文這些聲名顯赫的老外交人；而像杜如松（Rush Doshi）和格維茨（Julian Gewirtz）這樣新一代的中國學者，也首次獲得了參與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的機會。另外包括拉普·胡珀（Mira Rapp-Hopper）和其他一些在拜登政府任職的青年學者在內，這一批成長於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新中國通進入決策層，意味着美國的中國研究界開始發生代際更迭。

不同於剛剛故去的傅高義和馬若德等老一輩知華學者，杜如松和格維茨這些出生在80年代的新生代中國通，沒有經歷過中國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沒有看到過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態。從冷戰背景下成長的老一輩學者，親眼目睹並參與了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過程，因此他們對中國有着一種較為特殊的感情寄託，主觀希望中國能變得更好，也希望中美之間能夠保持友好的關係。

但是作為他們後輩的杜如松等人，卻沒有類似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些成長於20世紀末的年輕一代所看到的中國，是一個經濟迅速騰飛，國力抬升明顯，並對美國亞太地區和全球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的新興大國。對於他們來說，中國扮演的是一個美國強力競爭者和現有國際秩序的「破壞者」的角色。雖然杜如松，格維茨等人依然對中國問題有着濃厚的學術興趣，但他們在看待中美關係時，更多還是從現實主義而並非理想主義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基於當前社會的中國研究，對於老一輩學者來說應該說是比較困難的，也變相反應了新一代中國學者更願意從當下中國的情況來分析中方的意圖和中美關係，而並非和過去一樣套用歷史經驗來判斷。

另一方面，杜如松這一代的中國通，中文要比他們的前輩們說的更流利，能夠直接解讀中國的官方文件，因此對現代中國的發展和社會現狀有着更深刻全面的認識。比如，出身法學世家的格維茨，從小學習中文，後來又做過《財新》的北京實習生。對中美經濟交流非常感興趣的他，2017年出版了一本專門講這方面問題的專著《不可能的夥伴》，系統性地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層、經濟學界與西方的交流，以及這種交流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產生的影響。

這種基於當前社會的中國研究，對於老一輩學者來說應該說是比較困難的，也變相反應了新一代中國學者更願意從當下中國的情況來分析中方的意圖和中美關係，而並非和過去一樣套用歷史經驗來判斷。在這一點上，曾深度紮根雲南一年多的杜如松和格維茨可以說是非常類似的。

雖然如此，但格維茨等新生代知華派，也不傾向對華採取冒進的單邊強硬主義。他們尤其反對特朗普政府在缺乏一個對華長期大戰略的情況下貿然展開和中國的激烈競爭。在格維茨、杜如松兩人看來，美國還是需要通過「多邊主義」的方式，和傳統的亞歐盟友一起打組合拳，在強化「民主陣營」自身實力的基礎下來和中國競爭對抗。

在具體的政策上，年輕一代中國通的普遍特點是，強調新興技術領域的競爭，他們認為在近些年的疏忽之後，美國應該加大對基礎設施和教育的投資，通過政府主導的重視來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和5G網絡等新興技術領域趕上和超越中國。預計這種新興技術產業領域的戰略競爭，將是這兩位在國安委任職的新生代中國學者所關注的重點。

不過，這些新生代在拜登政府中擔任的角色還都是一些比較低級別的幕僚位置。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杜如松等人想要更深度的影響中美關係，應該還需要更多的政治經驗積累和時間的沉澱。

專門政策代表

氣候特使克里

畢竟如果要有效應對氣候變遷這一全球性難題的話，就必然繞不開中方在這一方面的合作。

隨着民主黨政府的上台，氣候變遷和人權問題同樣成為了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在競選中承諾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並要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實現碳中和的拜登，對氣候變遷問題十分重視，特地挑選了自己參院的老同僚，前國務卿約翰·克里來擔任氣候特使，專門負責這方面的談判。

在傳統的經貿關係不再是中美關係壓艙石之後，氣候問題已經成為了雙方少有的共同利益點。擔任國務卿期間便屢次和中國就氣候問題進行談判的克里，此番重返內閣和國安委，也希望能通過和中國在這一問題上進一步深度合作來完成自己的使命。畢竟如果要有效應對氣候變遷這一全球性難題的話，就必然繞不開中方在這一方面的合作。

所以，克里促進中美關係緩和的意願，相對於拜登政府的其他大員來說是比較強烈的。雖然他也承認氣候問題還是要排在外交戰略和國家安全之後，但上任後早早到訪中國的他仍是拜登政府內對華少有的「友好派」。考慮到克里和拜登良好的個人關係和氣候變遷問題對於民主黨的重要性，他的存在或許會讓他與國務院和國安委中的對華鷹派發生分歧，進而考驗拜登政府在對華問題上統一戰線的能力。

貿易代表戴琦

相對缺乏和拜登共事關係的戴琦，在經貿問題暫時不是中美關係焦點的格局中，未必能有效地影響到拜登的決策和考量。

不同於特朗普政府，拜登時期中美關係的側重點暫時不在經貿領域之上。截止到五月中旬，中美雙方仍按照2019年末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所定下的基本框架來操作，美國仍未取消之前對中國施加的懲罰性關税。為此，新上任的貿易代表戴琦的解釋是，本屆政府仍在就相關的政策進行全面的審查，要走完這一過程後才會做出決策。在雙方都沒有強烈意願去進行新一輪的貿易談判的局面下，現有的中美經貿狀態應該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至於戴琦這位拜登政府內唯一的華裔內閣級別官員，在被拜登提名為貿易代表前，基本是一個非華府圈內幾乎無人聽說過的技術官僚。公開材料顯示，作為第二代華人移民的戴琦通曉中文，曾在廣州任教過兩年。國際法背景出身的她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深度參與了美國貿易政策的制定，在2007年到2014年期間是貿易代表辦公室專門負責中國事務的法律顧問，也曾在WTO代表美國就貿易爭端對華提起過訴訟。特朗普政府期間，轉為國會民主黨人工作的戴琦，在《美墨加貿易協定》的起草和通過過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不管立場如何，戴琦的專業水平是十分過硬的。從上任前後的公開發言能看出她和其他拜登政府要員在對華政策方面的看法趨同，都認為中國既可以是美國的重要對手，也可以是美國的合作伙伴。但是相對缺乏和拜登共事關係的戴琦，在經貿問題暫時不是中美關係焦點的格局中，未必能有效地影響到拜登的決策和考量。

拜登團隊總結

普遍信奉國際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的拜登團隊內部，存在大量觀點性的共識。

總的來看，與內部人員組成和決策機制較為混亂的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制定模式是比較穩定和常規的。在中美關係的認知和政策主張方面，普遍信奉國際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的拜登團隊內部，存在大量觀點性的共識。

整體上，拜登政府反對「中美脱鈎」和「全面遏制」這種冷戰思維為主導的政策路線，但也認可特朗普政府把中國列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者的做法。中美未來將不大可能重返奧巴馬時期以夥伴和合作為主的基調，未來更多的還是會在「良性競爭」的基礎上保持雙方的共存和部分合作關係。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拜登政府雖然把中國問題作為了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層面的重點，但相對美國自己的國內事務來言，對外政策（包括中美關係）仍是次要的。

拜登政府的執政路線，如同布林肯和蘇利文闡述的那樣，還是圍繞着重塑美國的經濟和科技硬實力，恢復美國的外交聲譽和傳統盟友體系等、較為偏向內政的幾大核心所展開。

中國團隊：還未有實質性變動

某種意義上來說，崔天凱超長服役也是因為在體制內經驗豐富的人才難得，很難有人能替代得了他。

比起明確已經有人員調整的美方，在中美關係天平另一側的中國，還沒有做出實質性的人員變動。自2013年以來長期擔任駐美大使，服役時間已經超過八年的崔天凱今年即將年滿69歲，遠超於副部級官員正常的63歲退休年齡。儘管近些年中國外交系統中頻繁出現副部級大使超齡服役的情況，但崔天凱這位老將歷經三任美國總統還在堅守崗位也屬於十分罕見的情況。

在擔任駐美大使的八年期間，崔天凱見證了中美關係從友好走向了對立，但這位外交經驗豐富的老將，通過建立和華府兩黨高層的關係，以及在英文媒體上的頻繁露面，還是從容地應對了複雜坎坷的中美關係。某種意義上來說，崔天凱超長服役也是因為在體制內經驗豐富的人才難得，很難有人能替代得了他。不過，近期中國方面傳出外交部副部長秦剛即將接任大使的消息，崔天凱的歷史使命可能要宣告終結了。

傳言中將接過駐美大使重擔的秦剛，是外交部當前最年輕的副部長。現年55歲的他，曾經是在任時間最長的外交部發言人，有充分應對國際媒體和對外事務的經驗。此外，秦剛在2014年到2018年期間待任了外交部的禮賓司司長，多次陪同安排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外事活動。考慮到駐美大使在中國外交系統中的重要性，如果秦剛能順利出任大使的話，未來政治前途應該是十分光明的。

作為中美關係操盤手的楊潔篪和外交部長王毅，儘管都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但起碼在明年年末黨代會召開之前，都還將是中方處理中美關係的核心人物。

只是，秦剛接替崔天凱一事仍停留在流言蜚語層面，在塵埃落定之前仍存在變數。事實上，在相關消息傳出來之前，普遍認為外交部長期從事對美外交的鄭澤光是崔天凱最合理的接班人，但現在外界普遍報導，他可能將接過劉曉明離任後的空缺出任駐英國大使，不過這一任命也還沒有被落實。除此之外，當前主管中美外交的楊潔篪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的兩位「舊部」，剛剛履新外交部副部長的謝峰和中央外事辦副主任鄧洪波也是可能的替代人選。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考慮到拜登政府仍沒有改變中美關係基調，崔天凱短期內仍將繼續留在大使任上，等到明年中共黨代會過後再交班。不過這種可能比較低。

至於作為中美關係操盤手的楊潔篪和外交部長王毅，儘管都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但起碼在明年年末黨代會召開之前，都還將是中方處理中美關係的核心人物。等到接替他們的人選到崗，拜登政府的第一任期都已經過半，所以現在思考這一問題還為時尚早。

中國對美思路的變化？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體制的特殊性，中國對美外交戰略和規劃的變動很難被系統的定義。眾所周知，自2013年以來，中國逐漸摒棄了「韜光養晦」，轉向以「奮發有為」和「大國外交」為主導的外交政策。雖然在這一期間，中國整體變得更加積極的參與全球國際事務的治理，但是也出現了對外態度強硬化，最終演變成「戰狼外交」的情況。

而作為新時代大國關係中最重要一環的中美關係，中方態度的變化和對外策略的調整很大程度上和美國內政出現的各種波瀾有關。08年金融危機打破了美國在經濟問題上的權威性，使得中方不再需要在這一領域「仰視」美國，而特朗普上台和美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崛起，又使「美式民主」失去了神聖的光環。近年來中國國力的不斷增長，更是推動中方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更加自信主動。

雖然這兩年由於貿易戰，疫情和特朗普政府的極限施壓策略，中美關係陷入冰點，但中國官方對美的外交也並非完全是強硬不變的。無論是貿易戰期間中國的表態，還是今年一月楊潔篪對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的講話，都透露出了儘管中國不會在核心問題和立場上對美讓步（主要泛指主權方面問題），但還是期望能和美國和平相處，減少對抗，加強溝通合作。

不過由於中國本身政治的迷霧特質，對於外界來說中國外交還是時不時的會出現缺乏政策連貫性的表現（比如楊本人1月講話和阿拉斯加峰會講話的差距）。有意思的是，五月底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習近平表示中國應塑造「可愛的」對外形象，在對外宣傳中要注重「謙遜謙和」的基調，或許是一個中國外交政策轉型轉調的信號。

在未來保持「良性的競爭」而避免走向新冷戰的方向，將是兩國領導層的重點。

從目前拜登班子的構成和路線，外界能明顯看出中美關係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即使是民主黨政府取代了共和黨政府執政，雙方重回奧巴馬時代的老路已經是不太現實的事情。但拜登政府在強調雙方競爭關係的同時，並不會和上屆政府一樣走較為極端非理性的道路。

而另一方面，就雙方傳聞中的大使人選來說，中美雙方都清楚意識到雙邊關係的重要性。如何能保證中美兩國都能適應新的關係框架，在未來保持「良性的競爭」而避免走向新冷戰的方向，將是兩國領導層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