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浩岚：拜登对华班底全分析（下），面对美方新生代，中方将有实质变动吗？

本文上篇《拜登对华班底全分析（上），山头林立，驻华大使将是技术官僚？》已刊出。

若最终，驻华大使由伯恩斯这位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来出任，也将打破近几任美驻华大使均为重磅级政客、有过选举经验的惯例。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派出驻华大使中虽也有不少属于国务院系统的职业外交官（最近一次是小布什年间），但大体还是以退休的政治人物为主，近些年随着中国地位和重要性的提升，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的四位驻华大使，均由政治地位较高的现任/前任政客来担任。

尽管伯恩斯在外交界和华府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有分量的人物，但相比于曾担任州长的布兰斯塔德、骆家辉、洪博培和曾担任三十多年参议员的鲍卡斯这些，有着辉煌政坛履历和较高地位的老牌政客，伯恩斯的“咖位”还是要低了不少。

不过，若拜登政府打破惯例安排一位技术官僚出任驻华大使，未必是要传递一种降格关系的信号。从美国外交系统和国安委的人员安排和侧重点来看，拜登政府很明显把中国议题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在聚焦中国的同时，拜登和其外交班子还要兼顾恢复美国外交形象和声誉的重担，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急需重振外交系统内部人员的士气。

在聚焦中国的同时，拜登和其外交班子还要兼顾恢复美国外交形象和声誉的重担，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急需重振外交系统内部人员的士气。

在特朗普年间，国务院的广大技术官僚群体基本上是处于长期靠边站的状态，大批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官纷纷选择了退休离开。国务院系统人员士气的低落和专业人才的流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拜登要恢复美国的外交声誉，必须要尽可能重塑这一关键群体的信心和动力。

与其他大部分国家不同，美国一直有30%左右的大使岗位是预留给政治人士（总统的金主和朋友）而并非职业外交官来出任的。这其中，大部分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因为美欧传统的盟友关系，属于没什么风险又地位崇高的岗位，长期都是打发金主和总统故旧的好去处。

而拜登任命一个外交系统出身的职业外交官担任驻华大使这样高曝光率的重要岗位，既能够给当前士气低迷的国务院注入一剂强心针，同样还可以空出手来继续把其他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岗位，按照惯例空出来给拜登的故旧和金主。

鉴于拜登沉浮华府政坛半个世纪，和他沾亲带故的老牌政客和门生故旧不计其数，而内阁和政府岗位有限，因此拜登回馈的方式只剩下了外派大使这一项。这也是为何拜登在承诺要倚重外交系统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意放弃用金主和政客出任驻欧大使的传统操作。所以拜登任命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应该也有把亚洲的重要岗位交给职业外交官、来平息“民怨”的考量。

80后“新生代”，代际更迭

虽然杜如松、格维茨等人依然对中国问题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他们在看待中美关系时，更多还是从现实主义而并非理想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当然，如《上篇》所言，拜登对华班子中，有布林肯、坎贝尔、苏利文这些声名显赫的老外交人；而像杜如松（Rush Doshi）和格维茨（Julian Gewirtz）这样新一代的中国学者，也首次获得了参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机会。另外包括拉普·胡珀（Mira Rapp-Hopper）和其他一些在拜登政府任职的青年学者在内，这一批成长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新中国通进入决策层，意味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开始发生代际更迭。

不同于刚刚故去的傅高义和马若德等老一辈知华学者，杜如松和格维茨这些出生在80年代的新生代中国通，没有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没有看到过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从冷战背景下成长的老一辈学者，亲眼目睹并参与了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过程，因此他们对中国有着一种较为特殊的感情寄托，主观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也希望中美之间能够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作为他们后辈的杜如松等人，却没有类似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些成长于20世纪末的年轻一代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腾飞，国力抬升明显，并对美国亚太地区和全球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新兴大国。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扮演的是一个美国强力竞争者和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的角色。虽然杜如松，格维茨等人依然对中国问题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他们在看待中美关系时，更多还是从现实主义而并非理想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基于当前社会的中国研究，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也变相反应了新一代中国学者更愿意从当下中国的情况来分析中方的意图和中美关系，而并非和过去一样套用历史经验来判断。

另一方面，杜如松这一代的中国通，中文要比他们的前辈们说的更流利，能够直接解读中国的官方文件，因此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现状有着更深刻全面的认识。比如，出身法学世家的格维茨，从小学习中文，后来又做过《财新》的北京实习生。对中美经济交流非常感兴趣的他，2017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讲这方面问题的专著《不可能的伙伴》，系统性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经济学界与西方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产生的影响。

这种基于当前社会的中国研究，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也变相反应了新一代中国学者更愿意从当下中国的情况来分析中方的意图和中美关系，而并非和过去一样套用历史经验来判断。在这一点上，曾深度扎根云南一年多的杜如松和格维茨可以说是非常类似的。

虽然如此，但格维茨等新生代知华派，也不倾向对华采取冒进的单边强硬主义。他们尤其反对特朗普政府在缺乏一个对华长期大战略的情况下贸然展开和中国的激烈竞争。在格维茨、杜如松两人看来，美国还是需要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和传统的亚欧盟友一起打组合拳，在强化“民主阵营”自身实力的基础下来和中国竞争对抗。

在具体的政策上，年轻一代中国通的普遍特点是，强调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他们认为在近些年的疏忽之后，美国应该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通过政府主导的重视来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和5G网络等新兴技术领域赶上和超越中国。预计这种新兴技术产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是这两位在国安委任职的新生代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重点。

不过，这些新生代在拜登政府中担任的角色还都是一些比较低级别的幕僚位置。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杜如松等人想要更深度的影响中美关系，应该还需要更多的政治经验积累和时间的沉淀。

专门政策代表

气候特使克里

毕竟如果要有效应对气候变迁这一全球性难题的话，就必然绕不开中方在这一方面的合作。

随着民主党政府的上台，气候变迁和人权问题同样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竞选中承诺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实现碳中和的拜登，对气候变迁问题十分重视，特地挑选了自己参院的老同僚，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来担任气候特使，专门负责这方面的谈判。

在传统的经贸关系不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之后，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了双方少有的共同利益点。担任国务卿期间便屡次和中国就气候问题进行谈判的克里，此番重返内阁和国安委，也希望能通过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深度合作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毕竟如果要有效应对气候变迁这一全球性难题的话，就必然绕不开中方在这一方面的合作。

所以，克里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意愿，相对于拜登政府的其他大员来说是比较强烈的。虽然他也承认气候问题还是要排在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之后，但上任后早早到访中国的他仍是拜登政府内对华少有的“友好派”。考虑到克里和拜登良好的个人关系和气候变迁问题对于民主党的重要性，他的存在或许会让他与国务院和国安委中的对华鹰派发生分歧，进而考验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统一战线的能力。

贸易代表戴琦

相对缺乏和拜登共事关系的戴琦，在经贸问题暂时不是中美关系焦点的格局中，未必能有效地影响到拜登的决策和考量。

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时期中美关系的侧重点暂时不在经贸领域之上。截止到五月中旬，中美双方仍按照2019年末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所定下的基本框架来操作，美国仍未取消之前对中国施加的惩罚性关税。为此，新上任的贸易代表戴琦的解释是，本届政府仍在就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要走完这一过程后才会做出决策。在双方都没有强烈意愿去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的局面下，现有的中美经贸状态应该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至于戴琦这位拜登政府内唯一的华裔内阁级别官员，在被拜登提名为贸易代表前，基本是一个非华府圈内几乎无人听说过的技术官僚。公开材料显示，作为第二代华人移民的戴琦通晓中文，曾在广州任教过两年。国际法背景出身的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深度参与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在2007年到2014年期间是贸易代表办公室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法律顾问，也曾在WTO代表美国就贸易争端对华提起过诉讼。特朗普政府期间，转为国会民主党人工作的戴琦，在《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起草和通过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不管立场如何，戴琦的专业水平是十分过硬的。从上任前后的公开发言能看出她和其他拜登政府要员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看法趋同，都认为中国既可以是美国的重要对手，也可以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但是相对缺乏和拜登共事关系的戴琦，在经贸问题暂时不是中美关系焦点的格局中，未必能有效地影响到拜登的决策和考量。

拜登团队总结

普遍信奉国际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拜登团队内部，存在大量观点性的共识。

总的来看，与内部人员组成和决策机制较为混乱的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模式是比较稳定和常规的。在中美关系的认知和政策主张方面，普遍信奉国际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拜登团队内部，存在大量观点性的共识。

整体上，拜登政府反对“中美脱钩”和“全面遏制”这种冷战思维为主导的政策路线，但也认可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列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做法。中美未来将不大可能重返奥巴马时期以伙伴和合作为主的基调，未来更多的还是会在“良性竞争”的基础上保持双方的共存和部分合作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拜登政府虽然把中国问题作为了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层面的重点，但相对美国自己的国内事务来言，对外政策（包括中美关系）仍是次要的。

拜登政府的执政路线，如同布林肯和苏利文阐述的那样，还是围绕着重塑美国的经济和科技硬实力，恢复美国的外交声誉和传统盟友体系等、较为偏向内政的几大核心所展开。

中国团队：还未有实质性变动

某种意义上来说，崔天凯超长服役也是因为在体制内经验丰富的人才难得，很难有人能替代得了他。

比起明确已经有人员调整的美方，在中美关系天平另一侧的中国，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人员变动。自2013年以来长期担任驻美大使，服役时间已经超过八年的崔天凯今年即将年满69岁，远超于副部级官员正常的63岁退休年龄。尽管近些年中国外交系统中频繁出现副部级大使超龄服役的情况，但崔天凯这位老将历经三任美国总统还在坚守岗位也属于十分罕见的情况。

在担任驻美大使的八年期间，崔天凯见证了中美关系从友好走向了对立，但这位外交经验丰富的老将，通过建立和华府两党高层的关系，以及在英文媒体上的频繁露面，还是从容地应对了复杂坎坷的中美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崔天凯超长服役也是因为在体制内经验丰富的人才难得，很难有人能替代得了他。不过，近期中国方面传出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即将接任大使的消息，崔天凯的历史使命可能要宣告终结了。

传言中将接过驻美大使重担的秦刚，是外交部当前最年轻的副部长。现年55岁的他，曾经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外交部发言人，有充分应对国际媒体和对外事务的经验。此外，秦刚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待任了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多次陪同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事活动。考虑到驻美大使在中国外交系统中的重要性，如果秦刚能顺利出任大使的话，未来政治前途应该是十分光明的。

作为中美关系操盘手的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尽管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起码在明年年末党代会召开之前，都还将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人物。

只是，秦刚接替崔天凯一事仍停留在流言蜚语层面，在尘埃落定之前仍存在变数。事实上，在相关消息传出来之前，普遍认为外交部长期从事对美外交的郑泽光是崔天凯最合理的接班人，但现在外界普遍报导，他可能将接过刘晓明离任后的空缺出任驻英国大使，不过这一任命也还没有被落实。除此之外，当前主管中美外交的杨洁篪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两位“旧部”，刚刚履新外交部副部长的谢峰和中央外事办副主任邓洪波也是可能的替代人选。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考虑到拜登政府仍没有改变中美关系基调，崔天凯短期内仍将继续留在大使任上，等到明年中共党代会过后再交班。不过这种可能比较低。

至于作为中美关系操盘手的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尽管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起码在明年年末党代会召开之前，都还将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人物。等到接替他们的人选到岗，拜登政府的第一任期都已经过半，所以现在思考这一问题还为时尚早。

中国对美思路的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中国对美外交战略和规划的变动很难被系统的定义。众所周知，自2013年以来，中国逐渐摒弃了“韬光养晦”，转向以“奋发有为”和“大国外交”为主导的外交政策。虽然在这一期间，中国整体变得更加积极的参与全球国际事务的治理，但是也出现了对外态度强硬化，最终演变成“战狼外交”的情况。

而作为新时代大国关系中最重要一环的中美关系，中方态度的变化和对外策略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内政出现的各种波澜有关。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在经济问题上的权威性，使得中方不再需要在这一领域“仰视”美国，而特朗普上台和美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又使“美式民主”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近年来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更是推动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加自信主动。

虽然这两年由于贸易战，疫情和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策略，中美关系陷入冰点，但中国官方对美的外交也并非完全是强硬不变的。无论是贸易战期间中国的表态，还是今年一月杨洁篪对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都透露出了尽管中国不会在核心问题和立场上对美让步（主要泛指主权方面问题），但还是期望能和美国和平相处，减少对抗，加强沟通合作。

不过由于中国本身政治的迷雾特质，对于外界来说中国外交还是时不时的会出现缺乏政策连贯性的表现（比如杨本人1月讲话和阿拉斯加峰会讲话的差距）。有意思的是，五月底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近平表示中国应塑造“可爱的”对外形象，在对外宣传中要注重“谦逊谦和”的基调，或许是一个中国外交政策转型转调的信号。

在未来保持“良性的竞争”而避免走向新冷战的方向，将是两国领导层的重点。

从目前拜登班子的构成和路线，外界能明显看出中美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是民主党政府取代了共和党政府执政，双方重回奥巴马时代的老路已经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拜登政府在强调双方竞争关系的同时，并不会和上届政府一样走较为极端非理性的道路。

而另一方面，就双方传闻中的大使人选来说，中美双方都清楚意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如何能保证中美两国都能适应新的关系框架，在未来保持“良性的竞争”而避免走向新冷战的方向，将是两国领导层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