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6B4T？極端厭男？：韓國激進女權的進擊與政界的性別之戰

今年4月，韓國首爾蘆原區一家便利店的兼職聘用公告引起了爭議。店主在告示上毫不避諱地將「非女權主義者」列為錄用的條件。這則告示先是成為網絡熱議話題，後來更直接登上晚間檔新聞。幾天後，被推到風口浪尖的店主刪掉了告示。

很難想像在一個民主國家，「女權主義者」會成為一個如此敏感且充滿爭議的存在。但在韓國，這似乎司空見慣。幾年前，女子偶像團體Red Velvet的成員Irene因為讀了《1982年生的金智英》一書，在網上遭到男粉絲圍攻。另一個偶像團體Apink的成員娜恩在Instagram上傳了一張印有「女孩可以做任何事」（ Girls Can Do Anything）的手機殼，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很多人給她貼上了女權主義者的標籤，最終她刪除了這張照片。因參與過女權運動團體，在求職過程中被淘汰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近幾年，韓國的女權主義運動一路高歌猛進，但一個普通人想要在公共領域輕鬆地討論女權主義，並不容易。人們在社交網絡添加 #女權主義 這樣的標籤時，仍需要小心翼翼。與此同時，女權主義在韓國，也在逼仄的環境中，走出了一條「激進」的道路。

韓國昌原國立大學哲學系教授尹金智英（音譯）曾表示：「與西方國家相比，韓國的女權主義看起來有所不同，因為它是由激進的女權主義主導的。」在這個性別狀況相當糟糕的國度，女權運動是在「厭女」情緒下壯大起來的，再加上政治力量的推動，創造了激進行動既必要又可行的局面。這也不可避免地導致在韓國，「女權主義者」這個頭銜帶有某種刻板印象和污名。

韓國女權運動的激進化更迭

轉變發生在90年代。她們強烈批判社會運動中的「男性中心性」和韓國社會的「父權制度」，並以大學校園裏的各種慶典、文化節等活動作為「鬥爭」的場所。

韓國的女權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中期。朝鮮半島出現第一個女性團體——槿友會，這是以基督教為基礎展開的保守女性教育啟蒙運動。不過在短短四年後，在日本的鎮壓下，槿友會宣布解散。之後的幾十年裏，韓國的女性運動相對空白。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對抗權威體制的社會氛圍下，先驅女性運動團體相繼成立。

然而，雖然這些團體將性暴力、家庭暴力、性交易等「反省暴力運動」推上了水面，但在民主化運動盛行的當時，民間女性運動通常被更大的社會運動所淹沒。不僅如此，在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女性更被看作是男性社會運動家的輔助、後勤人員。也有一些女性運動家提出其中的性別問題，但縱觀那個時期的女性運動，並未形成強烈的「女性」身份認同。

轉變發生在90年代。韓國社會開始出現被稱之為「Young Femi」的女權主義群體。這些人主要在大學城活動，表現出不同於舊時代女性運動的價值觀和態度，在整個社會運動中大力宣傳自己的形象。她們強烈批判社會運動中的「男性中心性」和韓國社會的「父權制度」，並以大學校園裏的各種慶典、文化節等活動作為「鬥爭」的場所。這一時期的女權運動開始轉向更多與生活、日常相關的議題，實踐「個人的即是政治的」這一價值觀，逐漸展現出激進女權主義的傾向。這一部分群體已步入中年，也有一些人目前還活躍在韓國女性團體聯合等現有女性人權團體。

到了2010年代，女權運動群體再一次更迭。這一時期，韓國社會一系列線上、線下對女性的歧視、貶低、蔑視等發言和行為開始以「女性厭惡/憎惡」的概念來定義。隨着這一概念的擴散，女權主義群體依託網絡野蠻生長，成為打破這種意識的軸心。以網絡為主要陣地發表女權宣言的年輕女性被稱作「Net-Femi」，這一群體的出現也正式宣布了韓國社會女權主義的新浪潮。

2015年以前，韓國女權主義運動大多相對平和，並在許多議題上與政界攜手開展活動。而在2015年之後，隨着女性運動在網絡上的興起，話語權被交給了更多年輕女性。她們在網上挖掘女性議題，共享並延續到線下活動。女權運動與年輕女性群眾在網絡上結合後，顯示出強烈的凝聚力和爆發力。也正是以此為節點，韓國主流女權主義運動正式步入激進形態。

網絡激進女權的興起

女權主義者開始在網上反擊，以「Mirroring」（鏡像，這裏指對男性以牙還牙的方式）的手法把這種厭惡情緒直接反射給男性，「韓男蟲」等稱呼應運而生。

2015 年，女權主義網絡社區「Megalia」正式成立。而後女性主義的崛起經歷了2016年江南站殺人案，2018年的#Metoo運動，激進女權成為韓國社會不可抗拒的潮流。韓國慶熙大學研究教授孫熙正（音譯）將2015年在網絡空間引發的女權主義大眾化潮流首次命名為「女權主義復興」（Feminism Reboot）。在互聯網上，20多歲女性和男性（此後擴散到10∼30多歲）之間開始出現尖鋭的矛盾和對立。

「Megalia」是韓國女權主義中無法繞開的話題，雖然該網站已被關停，但從它分裂出的「女性時代」、「Womad」等網站依舊活躍。「Megalia」這個名字取自韓國網站DC Inside裏的「MERS Gallery」論壇，以及格爾德·布蘭滕貝格（Gerd Brantenberg）的女權主義小說《伊加利亞的女兒》（Egalia’s Daughters）。2015年春天， DC Inside開設了「MERS Gallery」，作為一個分享中東呼吸綜合徵信息的論壇。當時有謠言稱，兩名感染疾病的韓國女性前往香港購物時拒絕隔離，「MERS Gallery」裏的一些網民發起猛烈抨擊，並用「泡菜女」等稱呼來嘲諷韓國女性。隨着這種情況的持續，女性用戶開始湧入論壇，並以「泡菜男」來反擊，最終推出了自己的網站Megalia。

不過，其實早在「MERS Gallary」之前，韓國網站就有不少充斥着「厭女情緒」的網站，其中最知名的便是ilbe。這個曾經以收藏當日最佳帖子為目的論壇，後來逐漸轉變為極右、反社會、歧視女性、性少數者的網站。2015年之前，「地獄朝鮮」是韓國年輕人的關鍵詞，用來指稱他們面臨的低收入、低就業率的社會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韓國社會開始出現對「搶飯碗的逃票者」的厭惡情緒，這其中便包括了女性。「不納税的外國勞動者離開吧」、「女性也應該服兵役」這類論調層出不窮。同時，政府針對性別平等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被不少韓國男性解讀為逆向歧視。

而在「Megalia」出現後，女權主義者開始在網上反擊，以「Mirroring」（鏡像，這裏指對男性以牙還牙的方式）的手法把這種厭惡情緒直接反射給男性，「韓男蟲」等稱呼應運而生。也有不少人批評說，「Megalia」以女權運動為名，做出近乎性騷擾和犯罪的行為，以憎惡對待憎惡的方式值得商榷。因多次出現爭議內容、被舉報，「Megalia」最終在2017年正式關停。

如果說「Megalia」以「男女平等」的名義進行活動，那麼「Womad」則從一開始就表明自己的傾向是極端憎惡男性、絕對的女性至上。

不過，從「Megalia」分裂出的「Womad」（Women+Nomad的合成詞）依舊活躍。相較於「Megalia」，「Womad」更加極端和激進，這一點從它「自立門戶」的原因中便能瞥見一二。2016年，「Megalia」上開始出現對「形婚男」（與女性結婚的男同性戀）的指責，後上升到對整個LGBT群體的抨擊和敵意。對此，「Megalia」管理員頒布禁令，禁止在論壇內對同性戀者使用歧視言論，並認為同性戀群體是婦女運動的重要盟友。不過，部分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其他性少數者實際上是在剝奪女性權利，並一再強調「女性權益才是最優先的」，於是這一部分會員離開「Megalia」，成立了新的論壇及網站——「Womad」。

如果說「Megalia」以「男女平等」的名義進行活動，那麼「Womad」則從一開始就表明自己的傾向是極端憎惡男性、絕對的女性至上。2018年5月，一名女性在弘益大學繪畫課上偷偷拍下了男性模特的裸體照片，並上傳到「Womad」網站，得到大規模傳播。幾天後，首爾麻浦警察署以《關於性暴力犯罪處罰的特例法》，正式逮捕了這名女性。但偷拍風波並沒有就此終結。在那之後，「Womad」上又接連出現了漢陽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西江大學、慶熙大學等地的偷拍事件。同時，在資深會員才能看到的非公開公告欄上，也出現了男性洗手間偷拍等事件。

不僅如此，「Womad」會員還開設了一個叫做「泡菜食譜」（Kimchi Recipe）的網站，隨意公開男性的個人資料。只要是讓「Womad」會員不爽的男性，他們的姓名、年齡、聯繫方式、照片等個人信息就都會被掛到網上。網站經營者主張：「被公開身份的男性有厭女傾向，因此應該將這些人的信息繼續留在網上，對他們進行批判。」除了對普通男性的攻擊之外，「Womad」上還出現過貶低朝鮮戰爭參戰士兵的文章，更有會員將矛頭對準朝鮮獨立鬥士安重根、尹奉吉，稱他們為「韓男蟲」。

同時，「Womad」要求必須是「生物學上的女性」才能加入該網站，對性少數群體一如既往地展現出了敵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淑明女大跨性別者入學事件。2020年，韓國淑明女子大學首次錄取了一名跨性別者。這名學生在泰國接受性別手術，通過法院變更了性別信息。但在法律和大學都認可的背景下，她最終仍迫於輿論壓力，放棄入學。其中，以「Womad」為主的激進女權群體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意見，她們認為這是在「侵害女性空間」。

從網絡到生活，6B4T的出現

不少女性表示，不想結婚生子源於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韓國社會本身對性別缺少正確的認知。在韓國，女性被視為「生育機器」，生下孩子後，還會被嘲諷為「Mom蟲」，被視為對社會沒有任何實際貢獻的存在。

除了在網絡上的高調外，在線下，不少女性也選擇了以稍顯「激進」的生活方式來實踐女權主義。首先是前兩年的4B倡議——不結婚、不生育、不戀愛、不性交。調研機構「大學明天 20代研究所」2019年發表的《關於戀愛和結婚的實際情況及認知調查》中，千禧一代及Z世代女性中，每10人中有4人認為「沒有必要為戀愛而努力」。人口保健福利協會在同年發表的調查中，認為「一定要結婚」的20多歲女性僅佔十分之一。

不少女性表示，不想結婚生子源於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韓國社會本身對性別缺少正確的認知。在韓國，女性被視為「生育機器」，生下孩子後，還會被嘲諷為「Mom蟲」，被視為對社會沒有任何實際貢獻的存在。這種性別認知的缺失根本原因在於「家父長制」，而決心要實踐4B主張的女性認為，性愛、戀愛、結婚、生育行為會鞏固現有的父權制，因此她們希望以這種「極端」方式來表達對這種制度的不滿。同時，許多女性也認為與異性戀愛存在眾多安全隱患，如「Stealthing」（男性在伴侶不知情的情況下摘下安全套的行為）、約會暴力、非法拍攝等都成為了女性必須承受的危險。

首爾女子大學基礎教育院教授閔佳英分析說：「年輕女性看到在親密關係中也發生非法攝影、暴力等問題後，不再覺得親密關係是安全的。同時也認識到此前女性身上的社會性作用會成為阻礙個人成長的絆腳石。」而這兩年，4B倡議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成為6B，增加了不購買厭女企業的產品和單身女性互助。同時也出現了4T倡議——即，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其中，脱束身衣（corset – free movement）這一詞最初出現於2016年的「Womad」論壇，寓意為脱掉社會強加於女性的種種束縛。在網絡上，這一話題不斷髮酵，不少女性在社交網絡上傳了毀損化粧品、高跟鞋的照片和視頻。越來越多的韓國女性開始背離「男性主導的韓國社會」的傳統期望，更主張女性從男性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影響中脱離自立。

韓國女權的政治影響力

雖然在反女權、非女權陣營中，女權主義受到很多批評，但卻得到了政治圈和媒體的強烈擁護。

近兩年也可以看到，不少年輕的女權運動家參與政界選舉。首先是在2020年，韓國首個女性政黨「女性議黨」正式成立，不到一個月已有8200人加入，引發社會關注。「女性議黨」建黨準備委員會委員長金恩珠（音譯）表示，女性議題被大部分政黨邊緣化，希望將其置於前沿。而在今年4月的首爾市長補缺選舉中，12名候選人中有5人全面提出性別平等公約，而這5人中，有4人是公開的女權主義活動家。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自殺身亡的首爾前市長樸元淳死前曾被指控性騷擾他的秘書。

雖然在反女權、非女權陣營中，女權主義受到很多批評，但卻得到了政治圈和媒體的強烈擁護。韓國女性作家李英姬（音譯）在最近的採訪中表示，在韓國，這種激進女權運動與進步左派理念相結合，再加上初代女性運動家在政界或社會有一定影響力，也為這種趨勢提供了土壤。

時任總統文在寅在選舉時，曾許諾要成為一名女權總統。2017年大選時，文在寅招入多名女性運動家出身的政治家及學者，當時這些決策也招致了一些網民撤回支持等爭議。

事實證明，韓國的年輕女性群體的確是執政黨最穩定的票倉。但反之，共同民主黨也正因其在性別平權上的態度，失去了部分年輕男性的支持。2017年大選時，20-29歲男女對文在寅的支持率都達到了80%以上，然而在四年後的今天，18-29歲的男性選民卻成為了民主黨的「重磅炸彈」。在首爾市長補缺選舉中，該年齡段72.5%的人投給了保守在野黨候選人吳世勛（音譯），成為吳世勛最強有力的支持陣營。

自文在寅執政以來，這一群體一直是民主黨最薄弱的環節。分析認為，青年男女的這種「温差」是從2018年的#Metoo運動起逐漸顯現的，此後政府的一系列表態及政策得到年輕女性的肯定，但也激起了年輕男性的不滿。

文在寅上任後，將內閣中女性比重提高到33%。其中的人事任命也遭受不少爭議，前國土交通部長官金賢美在控制房地產價格方面失敗後，仍創下了國土交通部長官最長記錄；前外交部長官康京和的工作能力也屢受質疑。同時，在韓國2010年首次引入性別認知預算制度以來，文在寅政府在這一領域的預算分配也達到了新的高峰。性別認知預算制度是根據《兩性平等基本法》以及《國家財政法》，通過分析政府預算對兩性的影響，改變預算分配結構和規則，以更加性別平等的方式使用的財源分配過程。今年國際婦女節，他曾在社交媒體發文稱，韓國性別問題令他羞愧，並表示將打造一個女性可獲得平等待遇和積極發揮領導力的世界。

而在2018年底，韓國民調機構Realmeter的民調顯示，20-29歲男性成為對文在寅政府負面評價最高的人群。以男性為主的一些網絡社區中，經常可以看到「女權總統」、「女權政府」來諷刺文在寅及共同民主黨，以及一些嘲笑女性安心住宅或地鐵孕婦照顧席的文章。許多年輕男性認為，#Metoo運動的罪魁禍首是老一輩男性，年輕人卻成為「背鍋俠」，認為討論性別問題對他們不公平。

不難看出，在韓國，性別議題已然成為劃分政治傾向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一點在年輕群體中尤為突出。不誇張地說，年輕男女在社會議題上的對立、訴求上的鴻溝，也許會成為韓國政壇動盪的最危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