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法國十月：流血，與面目不清的伊斯蘭聖戰主義

10月16日，在巴黎郊區的 Conflans-Sainte-Honorine，國中歷史老師 Samuel Paty因在課堂上展示穆罕默德裸體的諷刺漫畫，而被一位18歲的車臣青年砍頭殺害，一石激起千浪。隨後，29日，尼斯聖母大教堂發生恐襲，一位突尼斯裔的非法移民殺害三人，其中一位老人被割喉，還有多人受傷。舊傷未平，4年前在法國國慶日發生恐襲慘案的尼斯，又新添一道傷口。

這一連串恐襲事件發生在穆斯林問題被高度討論的特殊時刻：9月，查理週刊事件5週年之際，14名嫌犯在巴黎重罪法庭受審；10月2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郊外的 Les Mureaux （萊姆羅）發表講話，誓與伊斯蘭極端主義鬥爭，並宣布，反「分裂主義」（séparatisme）新法將於12月2日呈交部長委員會討論。Paty事件後，法國政府採取了更激烈的懲罰手段，包括關閉位於 Pantin （龐坦）的大清真寺、解散多個伊斯蘭組織、遣返200多位非法移民等。

馬克龍在紀念 Paty 的演講中支持散播宗教諷刺漫畫，引發穆斯林世界的不滿。多國呼籲抵制法國商品，發動反法遊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Erdogan）甚至多次辱罵馬克龍，宣稱他精神有問題。隨着疫情的加重和第二次全國禁足的到來，內憂外患的法國迎來了一個風雨飄搖的冬季。

對於法國聖戰主義的肇因，學界長期爭執不休：一方主張「伊斯蘭的極端化」，將矛頭對準薩拉菲主義，強調穆斯林世界對法國的外來影響，認為聖戰者是伊斯蘭主義在法國製造的一個個飛地的產物；另一方則主張「極端派的伊斯蘭化」，將聖戰主義視為一種虛無主義，一種內在於法國當代社會的產物，並着重於分析法國自身的社會-經濟因素。向前一派觀點傾斜的馬克龍力推的反分裂主義法，能否對症下藥？抑或只是加劇法國社會的割裂？

法國的聖戰主義飛地

一方主張「伊斯蘭的極端化」，將矛頭對準薩拉菲主義，強調穆斯林世界對法國的外來影響，認為聖戰者是伊斯蘭主義在法國製造的一個個飛地的產物。

巴黎第三大學教授 Bernard Rougier 認為，殺害 Paty 的兇手 Abdoullakh Anzorov 並不依附於任何聖戰組織，而是在近一兩年頻繁與伊斯蘭主義群體接觸，被極端意識形態洗腦。Rougier 又指，Paty 被兇手選為目標，和他被一位女學生的父親指責仇恨穆斯林的視頻，在網路上大面積傳播有很大關係。Pantin 的清真寺、法國反伊斯蘭恐懼症團體（CCIF）和一位穆斯林兄弟會（Frères musulmans）教士等都牽扯其中。因此，他將這一恐襲事件稱為「社群主義恐怖主義」（terrorisme communautariste），與先前諸多由伊斯蘭國等組織發起的恐襲有着本質的不同。

在法國的中東學界中，Rougier 隸屬巴黎高師政治學教授 Gilles Kepel 一派，他們並不同意學界對伊斯蘭群體「去極端化」的主流趨勢，也不認定如今的恐怖分子是個體極端化的「獨狼」模式，而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法國建立的各個「飛地」（enclaves）「孵化」而出的產物。他們在穆斯林世界自身的意識形態、宗教和地理動力學中尋找極端主義的根源，傾向於在北非和中東的伊斯蘭意識形態變革，與歐洲穆斯林移民宗教意識再起之間、在薩拉菲主義對西方民主價值的否定與聖戰主義的極端暴力之間，尋找延續性。

他們認為，早在2010年代的恐襲潮之前，「薩拉菲-聖戰地理」已經在歐洲生根。9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內戰中，受誕生於80年代阿富汗戰爭的聖戰主義影響，伊斯蘭武裝組織（GIA）誕生，他們的一部分成員在2000年代初來到法國，對薩拉菲-聖戰主義在法國的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要麼在鄉村建立封閉的飛地，要麼在 Toulouse, Strasbourg 和 Roubaix 等大城市選擇其他伊斯蘭流派已經存在的街區駐紮，挨家挨戶宣傳，在街區巡迴宣講。

Kepel 的學生 Hugo Micheron 於今年年初出版《法國聖戰主義》（Le Jihadisme français）一書，史無前例地直接訪問到了在各地關押的80多名聖戰主義者，由此總結出2000年後法國聖戰運動的三個標誌性事件：首先是911事件，許多穆兄會和伊斯蘭傳道會（Tabligh）的成員深受震動，從而投靠他們原本拒斥的基地組織；其次，2012年3月 Toulouse 與 Montauban 發生的連環槍擊案，標誌着法國聖戰主義找到了一種新的行動模式；最後，2015-16年的一系列恐襲事件，將聖戰運動的規模和致命性都推上了一個新的層次。

而 Kepel 本人則將2005年視作聖戰主義在法國發展的轉折點。是年，本拉登的盟友、一位生活在西班牙的敘利亞工程師 Abou Moussab Al-Souri 在網上發表《全球伊斯蘭抵抗號召》（Appel à la résistance islamique globale），號召穆斯林回中東受訓，再返回歐洲進行破壞。一種新時代的全球聖戰主義由此誕生，而年末巴黎郊區爆發的大騷亂使得不少伊斯蘭二代移民與之合流。

Rougier 主編的《被伊斯蘭主義佔領的領土》（Les Territoires conquis de l』islamisme）同樣於今年年初面世，引發了媒體熱潮。他召集他的學生在穆斯林街區做了幾年的暗訪，最後得出結論：伊斯蘭主義已經在法國某些地方形成由清真寺、學校、運動俱樂部、人道主義社團、市場、商店、書店等配件組合成的「生態系統」，其終極目的，是以一種與法國共和國價值觀割裂的意識形態，對法國和歐洲的社會現實進行宗教再編碼，讓法國的社會契約和融入模式徹底失效。

因此，薩拉菲主義很容易發展出一套關於純潔/不純、公正/不公的極端二元論。它壟斷式的傳播力又讓原本多元的伊斯蘭文化同質化。

清真寺佔據着這一生態系統的核心：某些清真寺受伊斯蘭傳道會（Tabligh）控制，很容易被薩拉菲主義者影響，開展一些由來往於中東北非和歐洲之間的教士們傳授的非正式宗教課程。穆斯林協會的管理者們通常都讓這些巡迴的教士們自行安排課程，內容經常與法國社會不兼容。同時，伊斯蘭主義者，以社運的方式，在清真寺周圍的社交場所設立錨點：眾人祈禱後常去的清真三明治店、販賣伊斯蘭服飾、香水、書籍的市場和書店、年輕人常去的體育館或足球場——更衣室成了外人不受歡迎的集體祈禱場所——自然，還有網絡世界。

監獄亦是如此。2016年起，法國監獄開始實施「預防極端化單位」（UPRA），即把極端分子隔離在一起，以防他們影響別的犯人。然而，此舉卻讓監獄變成了Micheron 口中的「聖戰主義的國家行政學院（ENA）」。極端分子們建立了一個個嚴格執行薩拉菲主義律令的小型組織。他採訪的絕大多數人將於2022年後出獄。對他們而言，伊斯蘭國的覆滅不是問題，因為伊斯蘭國只是哈里發國（califat）的實驗版本，他們的道路遠未走完。「10年的牢獄之災？這是上帝之路。我會學習可蘭經，出獄後我會變得更強」。其中一人這麼說道。

Rougier 概括了主導這一生態系統的四種伊斯蘭主義變體：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傳道會、薩拉菲主義與聖戰主義。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穆兄會，旨在舉國實行伊斯蘭律法（charia）。自80年代起，穆兄會就透過各色社會組織和協會發聲，並積極介入公共世俗事務——比如圍繞 burkini 面紗的爭論——參加市政選舉。1927年在印度成立的伊斯蘭傳道會，在70年代以「信仰與實踐」組織的名義傳入法國，將目標鎖定底層人群，讓他們在日常遵守嚴格的伊斯蘭教義。

薩拉菲主義在上世紀80年代掃蕩了整個穆斯林世界。它講求回到聖訓（hadiths），效法穆罕穆德和他最早期的追隨者。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被歸為不尋求世俗權力的「寂靜主義者」（quiétistes），且譴責暴力，但他們的原教旨主義仍為恐怖行動提供了底基。比如，他們的原則之一是 「忠誠與反對」（al wala’wa-l bara’a），即只愛阿拉所愛，排斥社會中他們認為的一切異教因素。因此，薩拉菲主義很容易發展出一套關於純潔/不純、公正/不公的極端二元論。它壟斷式的傳播力又讓原本多元的伊斯蘭文化同質化。這四種變種彼此自然有不少衝突，但在面對外部世界時，又彼此聯合，一齊反對法國的世俗化政策，將之看成對伊斯蘭世界的攻擊。

伊斯蘭的極端化，還是極端派的伊斯蘭化？

另一方則主張「極端派的伊斯蘭化」，將聖戰主義視為一種虛無主義，一種內在於法國當代社會的產物，並着重於分析法國自身的社會-經濟因素。

Kepel 與 Rougier 的觀點在法國學界引來了強力的反對聲。事實上，自2015年恐襲後，Kepel 與另一位中東專家 Olivier Roy 一直在媒體上就聖戰主義的起源問題爭執不休。以 Roy 的一句名言來概括，Kepel 主張「伊斯蘭的極端化」，而他則主張「極端派的伊斯蘭化」，即，聖戰主義更多為一種虛無主義，聖戰者們出於絕望和信仰的缺失，只是投身到了意識形態市場上最極端的那種意識形態中，而聖戰主義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迷人的末世論觀念。也許換作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地點，他們的選擇會有所不同。

在對 Rougier 新書的反駁中，Roy 依舊堅持恐怖分子的「獨狼」理論，撇清他們與薩拉菲主義的關係。至少在歐洲，恐怖分子不是宗教極端化的直接後果：他們大部分是二代移民，極端化只有很短的時間，並沒有長期的信仰經驗。如果追蹤他們的生活軌跡，有些人確實和某些組織有關聯，但他們很快就脱離了，因為這些組織太過温和；而其他人與任何伊斯蘭組織都毫無關聯，他們從不參與伊斯蘭主義的社會化。很多聖戰分子並不過着清真的生活，他們喝酒、販賣毒品。（就這一點，Rougier 曾反駁說，薩拉菲主義允許他們這麼做，且很多時候這是基於一種「隱藏」策略）。

至於薩拉菲主義，目標始終是個人救贖，他們不尋求權力，也不尋求建立一個反社會。事實上，薩拉菲主義有可能成為限制暴力的社會結構，比如馬賽被認為是薩拉菲派的根據地，卻很少出現聖戰分子的身影。而穆兄會也並非分裂主義者，如果把他們對 burkini 面紗問題的介入視為政教分離的威脅，那麼是否要禁止同樣反女權、反同、反墮胎的「眾人遊行」（manif pour tous）天主教極右翼組織？何況，很多曾經的積極分子已經很好地融入了法國社會。

許多學者批評 Kepel 等人的文化主義傾向，他們把「薩拉菲-聖戰主義」塑造成了一種規範所有人行為和思想的霸權範式，彷彿聖戰主義成了貧民街區穆斯林宗教化的精華成分，彷彿穆斯林信仰與不同的語境、社會環境、個人經歷無關。過於強調阿拉伯世界和歐洲之間的延續性，便會忽略中間間離、重塑甚至斷裂的過程，忽略各地不同的雜交和本土化現象，容易把伊斯蘭主義看作無關語境的非時間性存在，從而滑入本質主義。

巴黎第十大學教授 Laurent Bonelli 與 Fabien Carrié 認為， Rougier 高估了伊斯蘭主義積極分子對街區的影響，忽略了法國伊斯蘭社會內部的多元和角力。法國共有2600座清真寺，只有130座被視為極端主義。不同的清真寺裏不會只有一種教派的伊瑪目，而很多伊瑪目是由地方信徒團體自己決定的。80%的伊瑪目是志願者，他們的權威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回應日常生活問題（家庭、感情、職業）的能力，而不是教義。通常，他們可以依據不同狀況，對經文進行靈活的重新詮釋。

Rougier 新書最刺眼的缺陷，是很少討論法國社會更廣層面的社會-經濟因素。不少學者已經提供了不同層面的詮釋，將恐怖主義視為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的歧視和排斥的反作用力。法國郊區穆斯林社區的「隔離區化」（ghettoïsation）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貧困、高失業率、高失學率、高犯罪率、劣化的公共服務、不健全的家庭環境等等。惡劣的封閉環境容易讓年輕人造成仇恨和恥辱心理，將社會的排斥和歧視內化成一種集體身份認同，這種受害者心理又會加劇他們對社會的隔閡。

Farhad Khosrokhavar 和 François Burgat 等人認為，不應該將因果顛倒，聖戰主義是一種「烏托邦危機」，即在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中，沒有出路的人們的政治反叛。社會不平等同時造成了如今的兩個極端化：民粹主義和聖戰主義。伊斯蘭宗教只是為了正當化暴力而假借的名義對宗教思想，恐怖分子們只停留在想像層面，它只是神聖化社會仇恨的一種工具。他們同時指出，1905年的政教分離法的精神，並不是把宗教趕出公共空間，而是把宗教視作個人的自由選擇，公共場所應當是彰顯個人宗教自由的空間，在其中，真正應該保持中立的應是政府。而近幾十年愈發保守嚴厲的世俗化進程正把伊斯蘭宗教有罪化，並把它徹底逐出公共領域。這樣的壓力無疑助長了極端主義。

聖戰主義也會在中產階級中找到土壤，這與年輕人感受到的「社會降等」（déclassement social）和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等因素相關。Laurent Bonelli 與 Fabien Carrié 曾對一種他們成為「烏托邦極端主義」的未成年聖戰者類型。他們並不如人們所想的那樣，都是些來自底層家庭的小混混。他們的父母很多是穩定的平民階層，賦予他們的下一代非常高的期望。這些小孩曾經都是好學生，但從郊區來到市區高中，接觸到不同階層後，因為失去家庭依靠、成績下降、老師和學生的排斥和羞辱等原因，他們深受挫折，從而在網上或身邊同病相憐的朋友那裏接觸到聖戰主義。聖戰意識形態可以提供一種幻想，同時攻擊家長制（他們認為父母已被法國社會同化），以及學校代表的共和國模式。

這樣的爭論也很容易落入僵化的意識形態之爭。可以說 Kepel 與 Roy 的對立，某種程度上是強調法國共和國價值觀的右翼共和主義，和貼近英美的左翼自由主義的對立。

無論如何，爭辯的雙方的分歧或許不如媒體渲染地如此之大，畢竟，Kepel 一方並不否認社會-經濟因素，而 Roy 也不會否認法國有極端主義的宣傳存在，他們的分歧，更多的是哪個因素孰輕孰重的問題。不過，這樣的爭論也很容易落入僵化的意識形態之爭。可以說 Kepel 與 Roy 的對立，某種程度上是強調法國共和國價值觀的右翼共和主義，和貼近英美的左翼自由主義的對立。

近日，一封由 Pierre Nora 和 Marcel Gauchet 等著名學者聯署的譴責學院內部「伊斯蘭-左翼主義」的公開信就是最好的例證。在法國，針對聖戰主義的研究依然嚴重不足，這不僅是因為伊斯蘭學職位甚少、很難接觸到聖戰分子、語言隔閡等等現實因素，也因為聖戰主義是一種分布甚廣的、時刻在變化的、多形態多層次的混合物，定量研究有着相當大的難度。

馬克龍的「分裂主義」敵人

他在一次講話中，將以往慣用「社群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換成了「分裂主義」。

在這對立的兩個派別中，馬克龍顯然與 Kepel 走得更近。他不僅是2017年馬克龍當選慶功宴的賓客之一，更曾隨他出訪多國，成為他在伊斯蘭議題上的重要參謀。

一方面，馬克龍對穆斯林和政教分離問題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2017年的競選綱領中，他就已經提出了不觸及1905年法律的前提下改革宗教場所管理方式的意願，包括培養法國的伊瑪目，成立「法國伊斯蘭國家聯合會」等等；另一方面，這一兩年來，馬克龍的態度又激進了不少。總統任期以來，他曾多次做出無疾而終的改革嘗試，甚至在2019年初，他力圖修改1905年的政教分離法，目標直指穆斯林，但最後也胎死腹中。

而在2019年10月，他在一次講話中，將以往慣用「社群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換成了「分裂主義」：「在共和國的某些地方，分裂主義正在紮根，即以伊斯蘭宗教的名義，不願共同生活，不願成為共和國一份子的意願」。到了今年2月，他重申「伊斯蘭主義分裂主義」（séparatisme islamiste）是要打倒的敵人。7月，法國民眾聲援 Georges Floyd 和幾年前在警局窒息而死的 Adama Traoré ，舉行聲討警察暴力的遊行，馬克龍卻指責民眾對種族歧視的憤怒中的「分裂主義」傾向。於是，「分裂主義」一詞的引進，讓原本社會文化範疇的概念徹底政治化。

今年10月2日，雖未公布細節，但馬克龍已經披露了反分裂主義的新法的大綱領。教育領域，2021年9月起，為避免非法學校，所有3歲以上的健康兒童都要強制送學；為避免外國干涉，決定取消70年代創立的「原文化與語言教育機構」，阿拉伯語的課程將交由學校教授。針對清真寺和社團的管理，新法中將出現強力的反暴動機制（anti-putsch），阻止極端分子佔據宗教場所；為了加強對宗教場所的財政資助的管理，現歸於1901年社團法管轄的協會，將進入到擁有更多限制的1905年文化社團法的管制下；所有社團必須簽署一份遵守共和國價值的契約，如果違規將被罰款；政府將接管伊瑪目的培訓，將在未來四年內終結土耳其、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家往法國清真寺派送伊瑪目的制度。

面對穆斯林問題，馬克龍又一次凸顯行政權力的強勢，以及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邏輯。

10月2日的演講中，馬克龍的態度相對均衡，承認「我們也在街區製造了我們自身的分裂主義」，譴責法國郊區的「封閉」和「貧困和困難的集中」；但在Paty事件後，他的態度極其嚴厲，聲稱要讓「讓恐懼換到對方的陣營」，右翼出身的內政部長 Darmanin 直接說這是一場「戰爭」。早在7月18號，Darmanin 便將新法說成是防止「內戰」的屏障。在之後的費加羅報的採訪中，他補充道，政府「必須阻止一部分社會的野蠻化」。我們從中看到了從對抗疫情到現在的一連串的軍事修辭。而 「野蠻化」（ensauvagement）一詞也不禁讓人想到殖民時代，這本為歷史學家形容20世紀歐洲史的術語，自2010年後便被極右挪用。而馬克龍曾發想的對穆斯林宗教團體的集中管理，也讓人想到殖民時代拿破崙三世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

法國大眾對反分裂主義法的各項措施反應不一。根據民調，89%的民眾支持社團簽署遵守共和國價值的契約，但69%的人反對在學校教授阿拉伯語。而對一半的人而言，這一新法首先是為了賺取右翼的選票。無可否認的是，恐襲過後，法國的社會隔閡在進一步加深，Paty 遇害過後沒幾天，兩名穆斯林女子便在埃菲爾鐵塔附近遇襲，身重數刀。穆斯林團體自然表達了他們的擔憂，對於新法，他們覺得諸如「遵守共和國價值的契約」等措施過於模糊，實際執行中很難把控；對於政府打擊恐怖主義的嚴厲措施，他們擔心激化矛盾，只讓最脆弱的群體進一步落入意圖不軌的人手中。

面對穆斯林問題，馬克龍又一次凸顯行政權力的強勢，以及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邏輯。但在社會中間組織愈發衰落、國家和社會愈發脱節的現在，這些沒有配以社會-經濟層面的補助措施的「規訓與懲罰」又將成效如何？或許最佳的方法應該是重塑郊區穆斯林社區的社會化方式，建立良好的公民社會，但這必將是一個緩慢且困難的過程。

（李怡萱，旅法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