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法国十月：流血，与面目不清的伊斯兰圣战主义

10月16日，在巴黎郊区的 Conflans-Sainte-Honorine，国中历史老师 Samuel Paty因在课堂上展示穆罕默德裸体的讽刺漫画，而被一位18岁的车臣青年砍头杀害，一石激起千浪。随后，29日，尼斯圣母大教堂发生恐袭，一位突尼斯裔的非法移民杀害三人，其中一位老人被割喉，还有多人受伤。旧伤未平，4年前在法国国庆日发生恐袭惨案的尼斯，又新添一道伤口。

这一连串恐袭事件发生在穆斯林问题被高度讨论的特殊时刻：9月，查理周刊事件5周年之际，14名嫌犯在巴黎重罪法庭受审；10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郊外的 Les Mureaux （莱姆罗）发表讲话，誓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斗争，并宣布，反“分裂主义”（séparatisme）新法将于12月2日呈交部长委员会讨论。Paty事件后，法国政府采取了更激烈的惩罚手段，包括关闭位于 Pantin （庞坦）的大清真寺、解散多个伊斯兰组织、遣返200多位非法移民等。

马克龙在纪念 Paty 的演讲中支持散播宗教讽刺漫画，引发穆斯林世界的不满。多国呼吁抵制法国商品，发动反法游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甚至多次辱骂马克龙，宣称他精神有问题。随着疫情的加重和第二次全国禁足的到来，内忧外患的法国迎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冬季。

对于法国圣战主义的肇因，学界长期争执不休：一方主张“伊斯兰的极端化”，将矛头对准萨拉菲主义，强调穆斯林世界对法国的外来影响，认为圣战者是伊斯兰主义在法国制造的一个个飞地的产物；另一方则主张“极端派的伊斯兰化”，将圣战主义视为一种虚无主义，一种内在于法国当代社会的产物，并着重于分析法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向前一派观点倾斜的马克龙力推的反分裂主义法，能否对症下药？抑或只是加剧法国社会的割裂？

法国的圣战主义飞地

一方主张“伊斯兰的极端化”，将矛头对准萨拉菲主义，强调穆斯林世界对法国的外来影响，认为圣战者是伊斯兰主义在法国制造的一个个飞地的产物。

巴黎第三大学教授 Bernard Rougier 认为，杀害 Paty 的凶手 Abdoullakh Anzorov 并不依附于任何圣战组织，而是在近一两年频繁与伊斯兰主义群体接触，被极端意识形态洗脑。Rougier 又指，Paty 被凶手选为目标，和他被一位女学生的父亲指责仇恨穆斯林的视频，在网路上大面积传播有很大关系。Pantin 的清真寺、法国反伊斯兰恐惧症团体（CCIF）和一位穆斯林兄弟会（Frères musulmans）教士等都牵扯其中。因此，他将这一恐袭事件称为“社群主义恐怖主义”（terrorisme communautariste），与先前诸多由伊斯兰国等组织发起的恐袭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法国的中东学界中，Rougier 隶属巴黎高师政治学教授 Gilles Kepel 一派，他们并不同意学界对伊斯兰群体“去极端化”的主流趋势，也不认定如今的恐怖分子是个体极端化的“独狼”模式，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法国建立的各个“飞地”（enclaves）“孵化”而出的产物。他们在穆斯林世界自身的意识形态、宗教和地理动力学中寻找极端主义的根源，倾向于在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变革，与欧洲穆斯林移民宗教意识再起之间、在萨拉菲主义对西方民主价值的否定与圣战主义的极端暴力之间，寻找延续性。

他们认为，早在2010年代的恐袭潮之前，“萨拉菲-圣战地理”已经在欧洲生根。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内战中，受诞生于80年代阿富汗战争的圣战主义影响，伊斯兰武装组织（GIA）诞生，他们的一部分成员在2000年代初来到法国，对萨拉菲-圣战主义在法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要么在乡村建立封闭的飞地，要么在 Toulouse, Strasbourg 和 Roubaix 等大城市选择其他伊斯兰流派已经存在的街区驻扎，挨家挨户宣传，在街区巡回宣讲。

Kepel 的学生 Hugo Micheron 于今年年初出版《法国圣战主义》（Le Jihadisme français）一书，史无前例地直接访问到了在各地关押的80多名圣战主义者，由此总结出2000年后法国圣战运动的三个标志性事件：首先是911事件，许多穆兄会和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的成员深受震动，从而投靠他们原本拒斥的基地组织；其次，2012年3月 Toulouse 与 Montauban 发生的连环枪击案，标志着法国圣战主义找到了一种新的行动模式；最后，2015-16年的一系列恐袭事件，将圣战运动的规模和致命性都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而 Kepel 本人则将2005年视作圣战主义在法国发展的转折点。是年，本拉登的盟友、一位生活在西班牙的叙利亚工程师 Abou Moussab Al-Souri 在网上发表《全球伊斯兰抵抗号召》（Appel à la résistance islamique globale），号召穆斯林回中东受训，再返回欧洲进行破坏。一种新时代的全球圣战主义由此诞生，而年末巴黎郊区爆发的大骚乱使得不少伊斯兰二代移民与之合流。

Rougier 主编的《被伊斯兰主义占领的领土》（Les Territoires conquis de l’islamisme）同样于今年年初面世，引发了媒体热潮。他召集他的学生在穆斯林街区做了几年的暗访，最后得出结论：伊斯兰主义已经在法国某些地方形成由清真寺、学校、运动俱乐部、人道主义社团、市场、商店、书店等配件组合成的“生态系统”，其终极目的，是以一种与法国共和国价值观割裂的意识形态，对法国和欧洲的社会现实进行宗教再编码，让法国的社会契约和融入模式彻底失效。

因此，萨拉菲主义很容易发展出一套关于纯洁/不纯、公正/不公的极端二元论。它垄断式的传播力又让原本多元的伊斯兰文化同质化。

清真寺占据着这一生态系统的核心：某些清真寺受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控制，很容易被萨拉菲主义者影响，开展一些由来往于中东北非和欧洲之间的教士们传授的非正式宗教课程。穆斯林协会的管理者们通常都让这些巡回的教士们自行安排课程，内容经常与法国社会不兼容。同时，伊斯兰主义者，以社运的方式，在清真寺周围的社交场所设立锚点：众人祈祷后常去的清真三明治店、贩卖伊斯兰服饰、香水、书籍的市场和书店、年轻人常去的体育馆或足球场——更衣室成了外人不受欢迎的集体祈祷场所——自然，还有网络世界。

监狱亦是如此。2016年起，法国监狱开始实施“预防极端化单位”（UPRA），即把极端分子隔离在一起，以防他们影响别的犯人。然而，此举却让监狱变成了Micheron 口中的“圣战主义的国家行政学院（ENA）”。极端分子们建立了一个个严格执行萨拉菲主义律令的小型组织。他采访的绝大多数人将于2022年后出狱。对他们而言，伊斯兰国的覆灭不是问题，因为伊斯兰国只是哈里发国（califat）的实验版本，他们的道路远未走完。“10年的牢狱之灾？这是上帝之路。我会学习可兰经，出狱后我会变得更强”。其中一人这么说道。

Rougier 概括了主导这一生态系统的四种伊斯兰主义变体：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传道会、萨拉菲主义与圣战主义。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穆兄会，旨在举国实行伊斯兰律法（charia）。自80年代起，穆兄会就透过各色社会组织和协会发声，并积极介入公共世俗事务——比如围绕 burkini 面纱的争论——参加市政选举。1927年在印度成立的伊斯兰传道会，在70年代以“信仰与实践”组织的名义传入法国，将目标锁定底层人群，让他们在日常遵守严格的伊斯兰教义。

萨拉菲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扫荡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它讲求回到圣训（hadiths），效法穆罕穆德和他最早期的追随者。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归为不寻求世俗权力的“寂静主义者”（quiétistes），且谴责暴力，但他们的原教旨主义仍为恐怖行动提供了底基。比如，他们的原则之一是 “忠诚与反对”（al wala’wa-l bara’a），即只爱阿拉所爱，排斥社会中他们认为的一切异教因素。因此，萨拉菲主义很容易发展出一套关于纯洁/不纯、公正/不公的极端二元论。它垄断式的传播力又让原本多元的伊斯兰文化同质化。这四种变种彼此自然有不少冲突，但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又彼此联合，一齐反对法国的世俗化政策，将之看成对伊斯兰世界的攻击。

伊斯兰的极端化，还是极端派的伊斯兰化？

另一方则主张“极端派的伊斯兰化”，将圣战主义视为一种虚无主义，一种内在于法国当代社会的产物，并着重于分析法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

Kepel 与 Rougier 的观点在法国学界引来了强力的反对声。事实上，自2015年恐袭后，Kepel 与另一位中东专家 Olivier Roy 一直在媒体上就圣战主义的起源问题争执不休。以 Roy 的一句名言来概括，Kepel 主张“伊斯兰的极端化”，而他则主张“极端派的伊斯兰化”，即，圣战主义更多为一种虚无主义，圣战者们出于绝望和信仰的缺失，只是投身到了意识形态市场上最极端的那种意识形态中，而圣战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迷人的末世论观念。也许换作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他们的选择会有所不同。

在对 Rougier 新书的反驳中，Roy 依旧坚持恐怖分子的“独狼”理论，撇清他们与萨拉菲主义的关系。至少在欧洲，恐怖分子不是宗教极端化的直接后果：他们大部分是二代移民，极端化只有很短的时间，并没有长期的信仰经验。如果追踪他们的生活轨迹，有些人确实和某些组织有关联，但他们很快就脱离了，因为这些组织太过温和；而其他人与任何伊斯兰组织都毫无关联，他们从不参与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化。很多圣战分子并不过着清真的生活，他们喝酒、贩卖毒品。（就这一点，Rougier 曾反驳说，萨拉菲主义允许他们这么做，且很多时候这是基于一种“隐藏”策略）。

至于萨拉菲主义，目标始终是个人救赎，他们不寻求权力，也不寻求建立一个反社会。事实上，萨拉菲主义有可能成为限制暴力的社会结构，比如马赛被认为是萨拉菲派的根据地，却很少出现圣战分子的身影。而穆兄会也并非分裂主义者，如果把他们对 burkini 面纱问题的介入视为政教分离的威胁，那么是否要禁止同样反女权、反同、反堕胎的“众人游行”（manif pour tous）天主教极右翼组织？何况，很多曾经的积极分子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法国社会。

许多学者批评 Kepel 等人的文化主义倾向，他们把“萨拉菲-圣战主义”塑造成了一种规范所有人行为和思想的霸权范式，仿佛圣战主义成了贫民街区穆斯林宗教化的精华成分，仿佛穆斯林信仰与不同的语境、社会环境、个人经历无关。过于强调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之间的延续性，便会忽略中间间离、重塑甚至断裂的过程，忽略各地不同的杂交和本土化现象，容易把伊斯兰主义看作无关语境的非时间性存在，从而滑入本质主义。

巴黎第十大学教授 Laurent Bonelli 与 Fabien Carrié 认为， Rougier 高估了伊斯兰主义积极分子对街区的影响，忽略了法国伊斯兰社会内部的多元和角力。法国共有2600座清真寺，只有130座被视为极端主义。不同的清真寺里不会只有一种教派的伊玛目，而很多伊玛目是由地方信徒团体自己决定的。80%的伊玛目是志愿者，他们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回应日常生活问题（家庭、感情、职业）的能力，而不是教义。通常，他们可以依据不同状况，对经文进行灵活的重新诠释。

Rougier 新书最刺眼的缺陷，是很少讨论法国社会更广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不少学者已经提供了不同层面的诠释，将恐怖主义视为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排斥的反作用力。法国郊区穆斯林社区的“隔离区化”（ghettoïsation）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贫困、高失业率、高失学率、高犯罪率、劣化的公共服务、不健全的家庭环境等等。恶劣的封闭环境容易让年轻人造成仇恨和耻辱心理，将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内化成一种集体身份认同，这种受害者心理又会加剧他们对社会的隔阂。

Farhad Khosrokhavar 和 François Burgat 等人认为，不应该将因果颠倒，圣战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危机”，即在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中，没有出路的人们的政治反叛。社会不平等同时造成了如今的两个极端化：民粹主义和圣战主义。伊斯兰宗教只是为了正当化暴力而假借的名义对宗教思想，恐怖分子们只停留在想像层面，它只是神圣化社会仇恨的一种工具。他们同时指出，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的精神，并不是把宗教赶出公共空间，而是把宗教视作个人的自由选择，公共场所应当是彰显个人宗教自由的空间，在其中，真正应该保持中立的应是政府。而近几十年愈发保守严厉的世俗化进程正把伊斯兰宗教有罪化，并把它彻底逐出公共领域。这样的压力无疑助长了极端主义。

圣战主义也会在中产阶级中找到土壤，这与年轻人感受到的“社会降等”（déclassement social）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等因素相关。Laurent Bonelli 与 Fabien Carrié 曾对一种他们成为“乌托邦极端主义”的未成年圣战者类型。他们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都是些来自底层家庭的小混混。他们的父母很多是稳定的平民阶层，赋予他们的下一代非常高的期望。这些小孩曾经都是好学生，但从郊区来到市区高中，接触到不同阶层后，因为失去家庭依靠、成绩下降、老师和学生的排斥和羞辱等原因，他们深受挫折，从而在网上或身边同病相怜的朋友那里接触到圣战主义。圣战意识形态可以提供一种幻想，同时攻击家长制（他们认为父母已被法国社会同化），以及学校代表的共和国模式。

这样的争论也很容易落入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争。可以说 Kepel 与 Roy 的对立，某种程度上是强调法国共和国价值观的右翼共和主义，和贴近英美的左翼自由主义的对立。

无论如何，争辩的双方的分歧或许不如媒体渲染地如此之大，毕竟，Kepel 一方并不否认社会-经济因素，而 Roy 也不会否认法国有极端主义的宣传存在，他们的分歧，更多的是哪个因素孰轻孰重的问题。不过，这样的争论也很容易落入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争。可以说 Kepel 与 Roy 的对立，某种程度上是强调法国共和国价值观的右翼共和主义，和贴近英美的左翼自由主义的对立。

近日，一封由 Pierre Nora 和 Marcel Gauchet 等著名学者联署的谴责学院内部“伊斯兰-左翼主义”的公开信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法国，针对圣战主义的研究依然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因为伊斯兰学职位甚少、很难接触到圣战分子、语言隔阂等等现实因素，也因为圣战主义是一种分布甚广的、时刻在变化的、多形态多层次的混合物，定量研究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马克龙的“分裂主义”敌人

他在一次讲话中，将以往惯用“社群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换成了“分裂主义”。

在这对立的两个派别中，马克龙显然与 Kepel 走得更近。他不仅是2017年马克龙当选庆功宴的宾客之一，更曾随他出访多国，成为他在伊斯兰议题上的重要参谋。

一方面，马克龙对穆斯林和政教分离问题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2017年的竞选纲领中，他就已经提出了不触及1905年法律的前提下改革宗教场所管理方式的意愿，包括培养法国的伊玛目，成立“法国伊斯兰国家联合会”等等；另一方面，这一两年来，马克龙的态度又激进了不少。总统任期以来，他曾多次做出无疾而终的改革尝试，甚至在2019年初，他力图修改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目标直指穆斯林，但最后也胎死腹中。

而在2019年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将以往惯用“社群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换成了“分裂主义”：“在共和国的某些地方，分裂主义正在扎根，即以伊斯兰宗教的名义，不愿共同生活，不愿成为共和国一份子的意愿”。到了今年2月，他重申“伊斯兰主义分裂主义”（séparatisme islamiste）是要打倒的敌人。7月，法国民众声援 Georges Floyd 和几年前在警局窒息而死的 Adama Traoré ，举行声讨警察暴力的游行，马克龙却指责民众对种族歧视的愤怒中的“分裂主义”倾向。于是，“分裂主义”一词的引进，让原本社会文化范畴的概念彻底政治化。

今年10月2日，虽未公布细节，但马克龙已经披露了反分裂主义的新法的大纲领。教育领域，2021年9月起，为避免非法学校，所有3岁以上的健康儿童都要强制送学；为避免外国干涉，决定取消70年代创立的“原文化与语言教育机构”，阿拉伯语的课程将交由学校教授。针对清真寺和社团的管理，新法中将出现强力的反暴动机制（anti-putsch），阻止极端分子占据宗教场所；为了加强对宗教场所的财政资助的管理，现归于1901年社团法管辖的协会，将进入到拥有更多限制的1905年文化社团法的管制下；所有社团必须签署一份遵守共和国价值的契约，如果违规将被罚款；政府将接管伊玛目的培训，将在未来四年内终结土耳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往法国清真寺派送伊玛目的制度。

面对穆斯林问题，马克龙又一次凸显行政权力的强势，以及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逻辑。

10月2日的演讲中，马克龙的态度相对均衡，承认“我们也在街区制造了我们自身的分裂主义”，谴责法国郊区的“封闭”和“贫困和困难的集中”；但在Paty事件后，他的态度极其严厉，声称要让“让恐惧换到对方的阵营”，右翼出身的内政部长 Darmanin 直接说这是一场“战争”。早在7月18号，Darmanin 便将新法说成是防止“内战”的屏障。在之后的费加罗报的采访中，他补充道，政府“必须阻止一部分社会的野蛮化”。我们从中看到了从对抗疫情到现在的一连串的军事修辞。而 “野蛮化”（ensauvagement）一词也不禁让人想到殖民时代，这本为历史学家形容20世纪欧洲史的术语，自2010年后便被极右挪用。而马克龙曾发想的对穆斯林宗教团体的集中管理，也让人想到殖民时代拿破仑三世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法国大众对反分裂主义法的各项措施反应不一。根据民调，89%的民众支持社团签署遵守共和国价值的契约，但69%的人反对在学校教授阿拉伯语。而对一半的人而言，这一新法首先是为了赚取右翼的选票。无可否认的是，恐袭过后，法国的社会隔阂在进一步加深，Paty 遇害过后没几天，两名穆斯林女子便在埃菲尔铁塔附近遇袭，身重数刀。穆斯林团体自然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对于新法，他们觉得诸如“遵守共和国价值的契约”等措施过于模糊，实际执行中很难把控；对于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严厉措施，他们担心激化矛盾，只让最脆弱的群体进一步落入意图不轨的人手中。

面对穆斯林问题，马克龙又一次凸显行政权力的强势，以及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逻辑。但在社会中间组织愈发衰落、国家和社会愈发脱节的现在，这些没有配以社会-经济层面的补助措施的“规训与惩罚”又将成效如何？或许最佳的方法应该是重塑郊区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化方式，建立良好的公民社会，但这必将是一个缓慢且困难的过程。

（李怡萱，旅法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