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官方長期「平靜無事」的應對之下，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突然大規模感染爆發。以鑽石公主號遊輪為線索，厚生勞動省後續荒腔走板的應對，例如讓23名旅客沒有檢驗病毒就下船、下船的旅客不隔離觀察就地解散、指控船上防疫措施不佳的岩田教授疑遭施壓等，都讓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直直下落。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鑽石公主號在日本停靠兩週，若是在台灣和香港，媒體會對此進行緊密追訪，民意甚至會形成對政府決策的壓力，但在日本，民怨似乎並無累積，民間也未有形成跟政府叫板的社會壓力。
在野黨和媒體都做什麼去了？日本政黨政治當中雖然有光譜較為進步、立場較為左傾的政黨，但多半時候都仍是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狀況，而在野黨一直處於分裂、敗選後改黨名、卻缺乏實際的政治能量的處境。至於日本的媒體，除了朝日新聞與 TBS 立場較為偏左（但親中），其餘多半是保守立場的媒體或者國家媒體，而且媒體對於政府與社會氛圍也存在著「忖度」的慣習，對於爭議議題的報導總是保持距離、對社會議題的報導總是含糊其詞，也較少有政治或社會評論的文章。以媒體所謂監督政府、關心社會、針砭時政的角色來說，日本媒體若不是遲緩，就是猶豫再三。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忖度」在內的「無責任體系」的文化氛圍，不僅存在於在野黨和媒體這樣的社會批判力量之中，也存在於日本社會、民眾的日常生活裏，其形成的政治文化，與日本政治組織的行為模式相輔相成，同時也是社會反抗力量弱勢的體現之一。為什麼在日本，社會無法撬動國家？本文希望解釋其來有自。
空氣支配、共同承擔、忖度
這使得人們即便在突發事件中，也較少出現集體反彈，而一時性的反應也很少影響政治結構與決策。
根據媒體和輿論的分析，本次安倍政府之所以不對中國旅客進行嚴格的禁止入境以及嚴格的防疫措施，很有可能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要作為「國賓」訪問日本，這也會是新任天皇第一次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隨後還有7月的東京奧運；另外則是日本在高齡少子化、經濟衰退的處境下，對不能割捨的中國市場的考慮。
首相缺乏決斷，除了內外政治考慮外，在政治文化上，日本一直欠缺實質做出決策的人，因為一旦這個人出現，就要為決策負責。人們基於某種集體的意識行事——在大日本帝國時期，這種集體意識表現為「天壤無窮」的向外擴張主義；在現在的日本，其體現為「保住經濟發展、國賓與奧運」——沒有決斷者而靠集體意識「決斷」，這被稱為「空氣的支配」。
日本政府可能因為以上種種忌憚，採取不作為、得過且過的措施；但又不能積極而明確地將這個動機公諸於眾，因為把動機、過程說明白了，就意味著要承擔責任；反倒是放任事態發展，就能夠以「共同承擔」的說詞——萬一出錯，錯誤是默許這個集體意識中的所有人要一起承擔的——來求得原諒、不被嚴格追究。
這麼說也許更能凸顯這種文化的特點——你可曾看過安倍出來為發展和防疫兩難的狀況發表過意見？政府確實在「不作為」中採取了某種意見進行決策，如果有人問當今這樣的局面該由誰負責時，多半都會把矛頭指向日本政府。但沒有人能具體地說，在哪個環節上的疏忽該由誰負責——這麼做可以保證任何人不因為做出決定而被咎責。
神戶大學感染學教授岩田健太郎的經歷則折射了「忖度」的特點。岩田2月18號以災害派遣醫療小組（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DMAT）成員身分登上鑽石公主號，不過當天就被厚生勞動省官員趕下船，隨後自拍影片揭露管理疏忽導致感染的擴散，但經過厚勞省橋本岳的烏龍反駁後，約莫兩天就將影片刪除，並為「造成部分人士的困擾」致上歉意。
這顯示，在專家與政府在協調、制定政策時，出現了「空氣的支配」——這是指在一個集團當中，若不得不「揣摩」（忖度）前述說不清楚也不打算說清楚的「上意」（空氣），就會尋找各種自保的方式，甚至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忖度是在下位者（媒體、基層官僚）基於空氣進行揣摩上意的動作，例如下級官僚知道感染擴散得很嚴重，但大勢是要保住奧運，因此隱而不發，或發了以後撤回並道歉。
「讀不懂」空氣（空気を読めない）的人將會被排擠，組織的指揮權繼而被黨派背景突出的政務官，而非專家掌控，並導致「偏重人際網絡（而非基於專業）的組織結構」。這種文化不僅存在官僚體系，只要是日本式的組織模式，就會有這樣「有上下位階」、「集團利益大於個人」的狀態。
這使得人們即便在突發事件中，也較少出現集體反彈，而一時性的反應也很少影響政治結構與決策。日本早期並沒有爆發社區感染，即便國民心裏不安，但除非有更嚴重的問題產生，在網路上民眾的牢騷，對日本政情是不會產生實際影響。
從明治維新到戰後，日本儘管在物質、制度上都大幅地現代化了，但是運作這些現代器物、制度的觀念與方式，換言之策略、組織方法上，卻仍舊承襲著古老的、集體主義的傳統觀念。或許在一般的情況下，這樣重視集體的組織方式可以因為內部穩固的共識與默契而運作得宜，但在發生預料以外的緊急事態時（或者用日本人的說法，想定外）的時候，卻會成為惡化整體局面的絆腳石。
家族國家、無責任體系
欲振乏力的、保守的價值觀，無論在政府組織或施政風格上，都是顛撲不破的主流。
這套體系根植於日本文化內核的「村社會」，更確切來說，「家族國家」的概念。這是日本人無論在公私領域中皆不敢「獨排眾議」、獨立思考並行動的根源。
不誇張地說，在明治時期民法草創時，就遭到這種文化的抨擊。民法重視個人權利，意味著脫離封建時期附屬於家族或藩主的狀態，能夠成為自由支配財產的公民，是現代國家出現「市民」的象徵。然而民法創設之初，主流的意識形態就懷疑其是「偷渡基督宗教的個人主義」而大為批評，指責「民法出，忠孝亡」（民法出デテ忠孝亡ブ，穗積八束語），是日本人對於集體「不忠不孝」的恐懼。
日本民族主義走向擴張、侵略而非穩定邊界的民族國家的歧路之頂點——大日本帝國——就是以這種「家族國家」觀，對臣民實行精神上（不僅止於秩序上）的統治。在「皇祖皇宗」之下，不僅僅強調的是「萬世一系」天皇制的優越性（相較於其他國家朝代更迭、政黨輪替的任意性），更提示了「子孫臣民」要為皇國負起「無限責任」。在大日本帝國時期，細微至經商盈利、男歡女愛，都不得不跟「為皇國盡忠」扯上關係，甚至在某些極端事態（虎之門事件、御真影）（注1）時，表面上不相瓜葛的臣民都得悉盡負責。
然而在天皇身邊名為「輔弼」，實為集體「決策」的大臣們，在戰後審判時卻因為集體決策而不覺得要為戰敗、不人道的戰爭罪行負起什麼責任。天皇制的家族國家觀所帶來的精神統治，不僅為臣民帶來無限責任、為在位者帶來無責任，更促成了在下位者「揣摩上意」（閱讀空氣）、在位者欺壓更下位者（壓迫轉移）的「無責任體系」，這便是日本極端國家主義的奧秘。
這些論斷是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分別在《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1946）《日本的思想》（1961）所痛陳的，他認為日本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革命」。他企盼戰敗後的日本人能憑藉著「大日本帝國精神統治的瓦解」的契機，成為「自由主體」的國民。
在1946年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宣稱自己是人而非「現人神」的神）後，儘管天皇變成事實上的虛位元首，所謂的天皇制變成象徵天皇制，但日本社會依舊沒有擺脫家族國家、無責任體系的支配。民主制度、企業、官僚體制仍存有強烈的「家父長」上對下的指導關係。
比如幾年前日劇「半澤直樹」中上司霸佔功勞、責任往下推拖的情節；日本官僚近年來的醜聞爭議使「忖度」（揣摩上意）成為流行語彙⋯⋯都是無責任體系仍然存在、政治改革難以推行的明證。
這種戰前的觀念，為何在日本現代化之後仍被保存下來？
這種文化之所以長期存在，是因為日本並沒有真正歷經過政治啟蒙的過程；在「舶來」的民主制度下，日本依然運作著一套舊的「無責任體系」。
不可否認，日本曾有過種種推動社會、政治改革的努力。自明治時期西洋思想大量傳來、大正時期民主化的發展，日本聚集了各式各樣的思想，其中不乏重視科學、理性與進步價值的啟蒙思想。按道理說總會促使日本人反思自身所處的社會與傳統，近一步誘發思想、政治上的改革。然而當時的大正民主更像是以民主思想（民本主義）作為在野者奪回藩閥壟斷的政治的手段，社會當中並未出現取臣民意識而代之的公民意識。
所幸私領域中的文化（男歡女愛、經營盈利）擺脫了家族國家的精神統治，在世界上大放異彩，因為現在的日本不像帝國主義時期，進行言論與思想的審查、凡事必須力求報效國家的極權主義。思想、言論、表現的自由只要不事涉參與政治行動，都能被允許。
然而只要一參與政治行動，日本社會的輿論與社會規範（就職不被採用等）就會施壓下來——對於跳槽、挖角並非選項的日本社會（年功序列制）而言，這是社會性的死亡（只能過兼職生活的敗者），也是參與政治行動的直接代價。
因此，欲振乏力的、保守的價值觀，無論在政府組織或施政風格上，都是顛撲不破的主流。與蓬勃發展的消費文化、風靡全球的文化軟實力極不相稱的，是日本社會對參與政治的興趣的低靡。相對於5ch上熱烈的政治討論（雖然都集中於右翼、保守的言論），日本人實際上忌憚參與政治。
沉默無聲？
「自由主體的國民」，本身是對日本人寄與多大冀望的宏願，而這宏願的背後又承載多少不可承受的重量？
明治維新到敗戰前，日本由於舉國與西洋較勁的意識濃厚，並且討厭抽象理論、習於順應現實（現實就是天皇制），時常把外來的西洋思想拿來比附為自己固有的思想（家族國家觀），換言之，外來的思想只是自己固有思想的「譬喻」，外來思想的傳來產生不了任何對於自身文化思想的教訓或反思。除了能夠回應現實（有適應日本土壤的可能）、串連理性、良心與傳統西方思想，並有廣大讀者的馬克思主義之外，日本的外來思想基本上並不對日本固有的家族國家觀產生任何反饋。
然而到了1925年，大日本帝國為了防堵共產革命而實施的《治安維持法》，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鋃鐺入獄，就是被迫在思想上轉向，支持天皇制。在軍國主義的狂飆當中，日本改變固有保守價值觀、集體主義思想的契機亦被扼殺於搖籃當中。
「那麼，戰後呢？日本戰後風起雲湧的左翼學生運動不也捲起千堆雪嗎？」對於這個可能的提問，我們必須回到戰敗的日本。
當時美國為了去除軍國主義的影響，在日本各校所設置了「學生自治會」。因為忌憚軍國主義時期的思想、言論管制，馬克思主義成功滲透到青年學生與各大學的學生自治會當中。1955年日本結束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佔領初期多黨林立的局面，由保守的自民黨長期掌握政權，所謂「55年體制」形成。
與此同時，蘇聯赫魯雪夫（赫魯曉夫）批判史達林（斯大林）的路線開伊始，日本學生自治會成為與既有日本共產黨、日本社會黨決裂的新左翼，並在1960年代展開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激烈鬥爭。反安保鬥爭因為岸信介以安保條約自然生效而失敗收場。1960年代岸信介下台後，池田勇人提出長期經濟計畫「所得倍增計畫」，隨後的全共鬥就為了與這樣的高度經濟成長鬥爭，將學生運動推向另一個極端。
因為日本快速的經濟增長產生大量的利潤分配給國民，導致國民不想革命，在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學生運動只能走向武裝、恐怖主義的極端路線，直到「淺間山莊事件」以及1980年代經濟的安定成長期，將學生運動的時代，也是日本改革理想的狂飆時代畫下休止符。儘管在這之後有許多零星的社會運動，卻都沒能達到學生運動時期與改革僅有一步之遙的距離。
至此，以本次新冠病毒爆發，在日本引發種種連鎖的失誤，及缺失的社會力量，都反應出日本政府組織固有的弊病，以及弊病背後深厚、複雜而環環相扣的文化成因。以筆者看來，這或許是日本在撇開各種外來事物的繼受後，真正本質性的東西。從此或可了解，從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所謂的「一身之獨立、一國之獨立」，到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謂「自由主體的國民」，本身是對日本人寄與多大冀望的宏願，而這宏願的背後又承載多少不可承受的重量。
暢通的政治參與、改革，將促使個人權益的增進，而個人權益的增進也會改善政治參與的品質，整體而言就是社會的進步。或許這是藉由日本慢下的半拍，所能有的一次深沉的思考。
（陳信仲，誤入學術歧途的原法律人，現在不上不下又已來不及脫身；關心日本、德國，那些能喚起民謠與傳說的種種。）
注1：「虎之門事件」是難波大助要暗殺昭和天皇的事件，結果不僅僅當場負責維安的警察要負責，連難波大助的學校老師、校長都要為這樣不受教的學生辭職以示負責，難波大助的父親貴為帝國議員因為兒子做出這種事而在家絕食而死。
「御真影」指的是當時日本的學校會掛上天皇肖像的照片，形同天皇本人，當時某間學校因為失火，該照片被焚毀，學校校長切腹自殺以示負責…
虚拟的自由吗？
感謝作者，文章作為幫助理解日本在此次疫情的反應提供了底色。若以「新聞自由指數」來看，日本表現長期不佳，世界排名大約在尼日與馬拉威之間，面對此次疫情，媒體沒能發揮功能，確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很有趣的是，從評論可以看出評論者所處的環境對比文中日本的政治社會論述。例如在民主地區生活的民眾覺得日本的民眾意識不強，反之在較極權地區生活的人民則覺得日本已經有依定程度的改革。
不看評論還好，一看讓人啞口無言，首先一口咬定作者是「文化認定論」，然後再把文章批鬥到一文不值，看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至上論確實遺毒不淺（笑）。
首先，作者指的「文化」顯然不是指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通篇都沒有提及甚麼戰國時代、幕府統治，更沒有提及武士道精神，不存在「東方主義」的弊病。反而，作者的論述方向相當明確地指向明治以來，日本的「社教化」方式造成的一些結果，比如家族國家、無責任體系等。福澤先生本人也是教育家，引用他的名言意思也很明顯。
此外，一地的文化會對當地的政治環境產生一定影響，這可以說是毋庸置疑。從愛爾蘭到埃及，從黎巴嫩到阿根廷，文化都是政治人物與公民如何互動、有何作為的重要因素。沒有哪個民族不配有民主，但民主在不同族群實行起來都不一樣。只看重政治過程，拒絕承認族群文化對政治的影響，就是本末倒置。
這篇文章可以說大約是論文的Abstract級別，想看更多乾貨的，自己去JSTOR上搜索一下，將日本文化跟政治做關聯研究的不勝枚舉，比如三島浩的The Failure of Japan’s Political Reform，還有Peak Japan一書裏面的幾個Chapter都有論述。批評媒體深度文章內容虛無，卻又不審視自己飯來張口的閱讀態度，未免讓人側目。
一說到“集體主義”的反思，有些人就激動跳腳，還要指揮審稿哈哈哈哈哈。
看到这个切入点还以为挺有意思，结果结论就是政治问题全都来源于现代化（西化）不完全，传统文化（东方劣根）残留，满头问号……至少评论区说的都不错
下次登这种文章前能不能好好审一审先
作為對日本社會氛圍略有所知的人，大致同意作者對無責任體系以及其在當今社會影響力的觀察，然而，無責任體系以及空氣揣度仍難以作為社會力量難以形成的原因，畢竟社會力量的本質即非為了顧全當局的大勢。社會壓力薄弱的原因，我猜想和文中亦有提及的長期政治意識不健全有更大的關係。
我比较想知道参与政治活动而无法就职的实例。
日本大学依然还有很多政论社团，不乏左翼思想的组织，但似乎每台听说过因为参与政治运动而无法就职的人。
“从明治维新到战后，日本尽管在物质、制度上都大幅地现代化了，但是运作这些现代器物、制度的观念与方式，换言之策略、组织方法上，却仍旧承袭著古老的、集体主义的传统观念。”。这个是因为日本当初的现代化是对外的，是应对外部变化而做出的，不是在面对内部问题满足自我需求而定的。
感谢作者和评论区前辈们的讨论，后生受教，万分感谢
所以日本社會 仍然隱藏住某種 將百姓係意識形態上同政府既分隔
评论里的deadone说的很好，近代日本人的劲头，比如坂上之云里描写的明治时期不屈向上的精神气是很感人的，并不能说自古以来日本就是改不了的集体主义。现代对个人的压制是很好的可以再思考的点。中国的极权主义对人的异化作用也同样值得研究。
本文陈述了很多“历史”，但读下来感觉上还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总结。希望可以结合更多现代社会的调查数据，增加可读性。比如说提到读空气和无责任制的文化现象，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对此持什么态度？日本社会最近十年的改变不可谓不多，对比以往的年功制，更多的年轻人情愿选择フリーター的生活。再说到社会无法对政府形成压力，近的例子就有这次撤侨本来第一批归国的时候是打算把所有无症状的乘客直接在机场解散，结果消息出来当天就上了热搜，才更改成归国的所有人送去隔离观察。个人看法尝试聚焦当下会更有阅读价值吧，现在感觉就是内容过度附和立题。
寫的很好 唯一稍有缺失的是戰後Ghq 因為朝鮮局勢問題將前期大量逮捕的特高警察等還有各個戰前舊官僚軍人等重新釋放使得他們快速重新掌權在日本各個新機關部門這也是一個側面因素
作为对日本当代政治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非常认同作者所关注的政治文化（实质上可以说是不成文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唯一不认同的在于这种压倒性的保守政治文化的来源。作者似乎认为这是“未经充分改革的传统日本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实际上，历史上的日本群众从来不缺乏反抗性，离今天最近的武士政权——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缺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即使是步入近代以后，群众争取权利的斗争也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姑且有一定民主成分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是在由群众支撑的自由民权斗争的成果。
与其说日本当代死气沉沉、不参与政治实践的社会氛围是自古以来流传的“日本文化本性”、是某种“非现代”的“传统，不如说这正是”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产物。正是建立了近代的中央集权国家，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还有全民的义务教育体系等等，这些完完全全的近代机构和体制，才实际做到用无孔不入的权力将国民彻底驯化。
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人动辄说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氛围是两千年的奴性，却不知实际上传统中国政权从来没有能力把触角伸到基层，传统中国基层确实是会组织乡里制等体制，但是其领导职位是交到当地豪族手里，并非中央派遣的官僚。如今的极权国家，恰恰是中国政治“高度现代化”的表现。
总之，在解释当代的政治现象的时候，动辄归因于某地“自古以来的文化”这种“文明本质主义”的做法是极为危险的。一方面，这常常会导致我们看不到实际造成这个现象的近代、当代成因，另一方面，还会造成一种“这个社会本质就是如此，改不了了”的错觉，两者都会阻碍变革。
采用肤浅的、预设的、抽象的所谓文化论代替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实证调查和实证分析，就会生产出这样用来忽悠大众的廉价扯淡。
沙青青的是好文章，但兩篇角度不同，不覺得要像樓下那樣比較。這篇其實也不僅僅是講了政治文化現象，還包括左翼思想及運動在戰後沒能繼續發展起來，還有學生運動一度走到恐怖主義路線留下的陰影，導致如今日本人依然對社會抗議和抗爭存有「戒心」。社會批判力量薄弱，既有文化心理原因，也有歷史原因。作者並沒有把問題歸結為文化本質論啊。
同意楼上上，沙青青的文章更现实一些。民间对于此次疫情关注度很高，对安倍这届的不满怨气也比较大，参与度不低。可惜，民间无法撼动官僚体制，这点上跟国内算是殊途同归了
岩田教授是在遭到带他上船的高山医师的长文反驳后，以不愿意与高山在公开场合辩驳及视频已达到目的为由删除视频的。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圈总是忽略掉这一段事实把岩田删视频强行脑补成受到政府压力。
日本现处于安倍超长稳定政权之中。虽然自民党和安倍也有各种丑闻，但良好的经济以及之前民主党统治时期的噩梦回忆让安倍政权始终稳固。与其说日本的政治文化导致社会无法对政府形成压力，不如说这届政权相比过往政权异常抗压。
感谢分享，不过诚如楼上评论所说，将问题归因于“文化论”是既万能，又无用的做法。相较而言，另一篇沙青青的文章倒是对日本具体的政治过程做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更值得一读。
什麼事情都怪往「古老的」集體主義上面一推，是挺方便的。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