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獲列文森獎「特別榮譽獎」：今天更需要讀高華

編註：2月14日，美國「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將2020年度的「特別榮譽獎」授予高華教授代表作《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How the Red Sun rose）的英文版。這次是列文森獎首次頒發給一部已出版二十年的中文舊著的英譯本，去世八年的高華教授是首位獲獎的中國本土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也成為首次獲此殊榮的亞洲出版社。本文為英譯本的序言，講述了這本中文著作被翻譯成英文版後，對英文世界及中國研究造成了什麼影響。端傳媒獲作者和出版社授權轉載，與讀者共同回顧本書精髓。

2011年12月26日，高華離開了人世，年僅57歲。短暫的一生中，他花了很長時間研究毛澤東。他去世的日子，正好是毛澤東的誕辰日，這是一個多麼諷刺的巧合！中國各地不少同行都對他極盡讚美，大部分評論今天還可以在百度的「高華」條目上讀到，多家媒體也作過報道。這些媒體沒有報道的，是他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即《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自2000年出版以來，本書累積印刷19次（譯註：至2020年2月，中文版共印刷31次，其中繁體版22次，簡體版9次），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最暢銷的圖書。然而，要是有人攜帶此書進入中國大陸被查到，書將被沒收，人會有麻煩。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毛澤東如何在黨內獲得絕對權力的著作：廣為人知、廣受好評，卻被官方列為禁書。

高華1954年出生於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幼年時，父親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他成了「右派」子女，長期受牽累。同班同學參加政治慶典或歡迎外賓的群眾大會時，高華會被帶到一間專門的教室。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也同樣被剝奪了參與的資格。他借機專心閱讀，從一個封存的中學圖書館借到很多書，因為看管圖書的是一位好心的老兵。毛澤東死後，中國恢復了高考，高華考上了南京大學，成為著名的77級、78級中的一員。這些被動亂耽誤了十年的學生，入學後對學習如饑似渴。

在高華的整個學術生涯中，南京大學就是他的家。1980年代，南京大學有着令人豔羨的聲譽，被視為中國最進步的大學之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與南京大學合作，建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其中外學生間的人際與學術交流之頻繁前所未有。南京大學歷史系以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見長，原因之一是收藏民國檔案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就在南京。高華起初研究民國史，因學術能力出眾，得以留校任教。他和家人擠在一套和鄰居共用厨房和厠所的單元房裏，狹窄的家中很快就塞滿了做研究用的書籍和資料。

1990年代，高華的研究興趣轉向毛澤東和中共黨史。和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高華骨子裏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認同「五四」運動的價值：民主、自由、獨立、公正和人文主義。共產黨也將自己的歷史追溯至五四，儘管他們鼓吹的是該運動的愛國主義精神。就像高華認識到的，中共背離了五四的理念，變得越來越獨裁，無法容忍異見。這一趨勢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一個大搞毛澤東崇拜、鎮壓「階級敵人」和「錯誤」思想的群衆運動。高華將餘生用來考察毛澤東如何發跡，以及中國獨特的政治運動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即以群眾運動的形式批判異見，並且對幹部、學生和普通百姓進行思想改造。他認為1942至1944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政治運動模式形成的關鍵點，本書即是他對近代中國史上這一重要運動的深刻根源和複雜演變的考察。

《How the Red Sun Rose》

作者：高華（1954-2011）

譯者：Stacy Mosher、郭建

出版日期：2018年11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延安如今被奉為「革命聖地」，已成為所有中國人必須接受的愛國主義教育中的一環，參觀的學生和黨員絡繹不絕。延安位於陝西北部山區。陝北是1935年長征結束的終點，也是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採訪毛澤東等人的地方。斯諾於1937年出版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把中國共產革命的領袖們介紹給了全世界。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是中共控制的邊區政府的首府，毛澤東在這裏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絕對權力，也在這裏寫出了後來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一批重要文章。在延安，一份經過修訂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得以通過，定立了此後官修黨史的基本模式。

在中國，中共黨史是一門特殊的學科。大部分黨史課程並非設置在常規的歷史系，而是在專門的黨史系，該系通常隸屬於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黨史所需的檔案都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被嚴密控制，經中共中央下屬的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挑選、編輯後方能出版發行。只有該研究院的成員和中央黨校的個別學者，才有機會接觸到原始檔案。如此管控，仍無法保證學者對黨史得出絕對一致的結論，他們對某些歷史問題還是存在激烈爭論。但是，對於什麼樣的黨史研究成果能夠出版，限制卻很明確，那就是必須以官方的歷史決議為標準。

高華的學術研究在該限制之外。他在南大歷史系，專業是民國史，而非中共黨史。更重要的是，他不是黨員，不必受中共史觀所限。研究整風運動只是個人愛好，是未受國家或大學研究經費資助的一項副業。他看不到檔案，也沒能訪問那些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過的老幹部。相比之下，西方的同類研究十分依賴那批人的回憶，戴維・阿普特（David E. Apter）和托尼・賽奇（Tony Saich）的著作《毛澤東共和國的革命話語》（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就是如此。（注1）高華利用微薄的收入蒐集研究資料，依靠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那些公開發行的文件集、官方編撰的傳記、回憶錄及其他資料，寫出了這本出色的研究著作。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該書最終無法在大陸出版，只能在香港發行。在高華評教授職稱時，該書也未列入正式的學術成果。1989年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後，為了平息知識分子的不滿，官方提高了教授的工資，以研究經費和版稅的形式加以貼補，但這些好事基本與高華無關，他繼續跟家人窩在南大分配的宿舍樓裏。

這本譯本呈現了毛澤東爬上黨內權力頂峰、並最終爬上全國權力頂峰的曲折過程。

這本高質量的譯本，篇幅巨大、內容豐富，呈現了毛澤東爬上黨內權力頂峰、並最終爬上全國權力頂峰的曲折過程。英文學界研究毛澤東的第一代學者，通常聚焦毛的著作，尤其是馬列主義的中國版本——毛澤東思想。從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早期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到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一生的學術成果，他們的關注點在於：在這個馬克思會認為尚未具備社會主義革命條件的國家，發生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革命，其理論與策略為何？（注2）毛澤東如何修改了馬列主義，使其適合中國現狀，即通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近的研究成果包括數本重要的毛澤東傳記，內容擴展到研究毛的一生，（注3）以及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權力鬥爭。（注4）高華的關注點與這些研究不盡相同。他對毛澤東的思想顯然沒有興趣，更關心的是毛的權謀，即他搞權力鬥爭的手腕及如何用權。比起中共與蔣介石及國民黨之間的鬥爭，他對毛澤東與黨內政治對手的鬥爭興趣大得多。

這一獨特的分析視角，令《紅太陽》不同於其他研究成果的一個地方，就是略過了中國革命史上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對於這樣一本大部頭的書，為篇幅計，這種忽略不可避免。本書從中共歷史上一次血腥的清黨運動寫起，即1930年的「富田事變」。未曾記述毛澤東早年的革命生涯，特別是他曾在湖南農民運動，以及在早期井岡山的革命運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對於長征，除了提及黨史上關鍵的遵義會議，幾乎沒有太多著墨；毛澤東與黨內最大對手張國燾在1935年的鬥爭，幾乎一字不提；1936年12月發生的西安事變中，蔣介石的兩位將軍（張學良與楊虎城）將其綁架，迫使他與中共建立統一戰線，本書也只是一筆帶過，整個抗日戰爭只在歷史背景中隱現。考慮到高華主要關心的是整風運動如何成為毛澤東與王明以及其他黨內留蘇的國際派之間進行長期鬥爭的最終解決方案，這些忽略不難理解。對中文讀者來說，這種忽略不是問題，因為他們諳熟黨史，心知肚明。但對於英文讀者來說，他們對中國近代史的大事記和具體事件的政治寓意並不熟悉，這些忽略之處確實會造成閱讀障礙，儘管譯者已盡力通過註解做了一些解釋。讀者在閲讀本書時，可用一本近代中國通史或編年史作為參考，以了解毛澤東在對付黨內政治對手的同時，還發生了哪些事情。

對高華此書最常見的批評，是認為他只談毛澤東與黨內政治對手之間的權力鬥爭，沒能反映中共領導層內部爭議的全貌。

對高華此書最常見的批評，是認為他只談毛澤東與黨內政治對手之間的權力鬥爭，沒能反映中共領導層內部爭議的全貌。有特權接觸黨内會議記錄的官方黨史專家對本書某些方面的批評並不中肯。一方面他們宣稱，自己看到的更完整的記錄證明高華的看法不成立，另一方面他們嚴守黨的政策、不肯披露這些記錄的內容。這是官方通過控制信息維持統治的慣常作法，只是中國的情況比較極端。不幸的是，中國政府在收買事業上有所建樹的知識分子來配合黨的政策方面，做得尤其成功。通過給予查閱檔案的特權、提供研究經費和提高地位，中共換取了這些人在掌控歷史檔案方面的配合。

必須承認，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以上批評。不可否認，因為拿不到能確知毛澤東真實動機的材料，高華的結論只能根據已有文獻和回憶錄加以推測。我個人傾向於認為，毛澤東不只是在黨內搞權力鬥爭，同時也在考慮如何在統一戰線下與國民黨既鬥爭又聯合，思考抗日戰爭中進行游擊戰的戰術和戰略，以及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尤其是與蘇聯、以及戰爭末期與美國的關係。

儘管高華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黨內權力鬥爭，這一角度也確有其重要洞見。比如，他讓我們對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權力鬥爭的全過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1931年，在蘇聯支持下成為中共要員的王明，還是一位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青年學生。當時，他在鼓吹一種冒險主義的、以城市為中心的左傾路線，因此，中共在1930年代初期的失敗往往也歸因於「王明左傾路線」。王明很快回到莫斯科，抗戰爆發前一直在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1937年12月，他作為莫斯科指定的代表、以及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堅定支持者，回到了中國。在一段時間裏，他對毛澤東構成了真正的威脅，而毛也認為王明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政策是一個右傾錯誤，威脅到中共在政治與軍事上的獨立性。高華對於王明從左傾轉向右傾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強調，在回國前，王明與毛一樣，經常批評黨內左傾錯誤，儘管其立場常常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揮棒左右搖擺。毛的難處在於，如何既批判王明，又不激怒斯大林。他的做法就是批判「教條主義」。

高華研究的重點，也是本書最精彩之處，是對1942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以及1945年的中共七大如何實現了毛澤東主宰下的全黨團結的分析。

高華研究的重點，也是本書最精彩之處，是對1942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以及1945年的中共七大如何實現了毛澤東主宰下的全黨團結的分析。這些章節材料豐富，極有見解。比如，他指出，毛成功地將列寧主義的自我批評加上了儒家的「內省」「修身」。幹部不僅要學習整風文件，還要對照自己的所作所為。為了監督反省的過程，幹部必須記筆記、記錄學習的進展，並寫出具有自我批評性質的反省筆記。這些反省筆記只是向自我批評邁出了一小步，接下去就要公開向黨交心。最初交心是自願，但後來變成強制進行。此一過程中形成的交代材料，最終會放入個人檔案，為今後的政治運動準備了攻擊他們的彈藥。隨着整風運動從批判留蘇國際派的教條主義升級為攻擊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思想，肅反的打手康生將審幹的範圍擴大到令人恐懼的地步，並開始清查他認爲滲入根據地的「奸細」。這些批判方法隨後逐漸得以發展和系統化。

理論上，在一個運動中既批判馬克思教條主義，又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是很難做到的。然而，毛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成功地達到了這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他利用中國模式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說法才做到了這一點。以毛為中心、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既可用於攻擊從蘇聯進口的教條主義，也可攻擊來自沿海城市的年輕人從西式學堂學到的自由民主觀念。當然，光靠新提出的毛澤東思想發動運動還是不夠的，毛非常倚重康生（此人跟王明同時從蘇聯回國，不久轉而效忠毛澤東）來組織運動。康生把他熟悉的蘇聯克格勃的殘酷手法帶到了延安，是整風運動中實行「逼供信」的罪魁禍首。由於來自莫斯科的壓力，毛終止了運動，還脫帽致歉，並將康生作為替罪羊，從中共七大的領導層中除名。當然，眾所周知，康生在1960年代被重新啟用，在文革中扮演了類似的角色。

高華對這些富有戲劇性的重要歷史事件所作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對政治史領域具有突破性的貢獻。他從事該項研究的初衷很清楚，就是要搞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只要讀過書中那些扣人心弦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延安整風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何其相似！直到今天，毛澤東的畫像仍掛在天安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口號仍在喊，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仍搞得如火如荼。我們今天是否已經告別了延安整風運動那一套，仍聚訟紛紜。《紅太陽》的一個最大長處，就是細緻描摹了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但我認為，1945年後的歷史，似乎也受到一些偶發的、出人意料的事件的影響。高華後期已將興趣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可惜他的生命和學術生涯竟戛然而止！新一代的學者應該繼承高華未竟的事業。

2017年10月20日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系榮休教授，其著作《義和團運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曾獲1987年費正清獎和1989年列文森獎。

毛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

注解：

1、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viersity Press, 1961)［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Baltimore: Penguin, 1967); Stuart R. S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9); Stuart R. 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7 vols.

3、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4、有關的研究成果太多，無法一一羅列，但有用的代表性成果包括：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7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Tony Saich and Benjamin Yang eds.,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