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获列文森奖“特别荣誉奖”：今天更需要读高华

编注：2月14日，美国“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将2020年度的“特别荣誉奖”授予高华教授代表作《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How the Red Sun rose）的英文版。这次是列文森奖首次颁发给一部已出版二十年的中文旧著的英译本，去世八年的高华教授是首位获奖的中国本土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也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亚洲出版社。本文为英译本的序言，讲述了这本中文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版后，对英文世界及中国研究造成了什么影响。端传媒获作者和出版社授权转载，与读者共同回顾本书精髓。

2011年12月26日，高华离开了人世，年仅57岁。短暂的一生中，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毛泽东。他去世的日子，正好是毛泽东的诞辰日，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巧合！中国各地不少同行都对他极尽赞美，大部分评论今天还可以在百度的“高华”条目上读到，多家媒体也作过报道。这些媒体没有报道的，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自2000年出版以来，本书累积印刷19次（译注：至2020年2月，中文版共印刷31次，其中繁体版22次，简体版9次），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最畅销的图书。然而，要是有人携带此书进入中国大陆被查到，书将被没收，人会有麻烦。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毛泽东如何在党内获得绝对权力的著作：广为人知、广受好评，却被官方列为禁书。

高华1954年出生于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幼年时，父亲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成了“右派”子女，长期受牵累。同班同学参加政治庆典或欢迎外宾的群众大会时，高华会被带到一间专门的教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也同样被剥夺了参与的资格。他借机专心阅读，从一个封存的中学图书馆借到很多书，因为看管图书的是一位好心的老兵。毛泽东死后，中国恢复了高考，高华考上了南京大学，成为著名的77级、78级中的一员。这些被动乱耽误了十年的学生，入学后对学习如饥似渴。

在高华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南京大学就是他的家。1980年代，南京大学有着令人艳羡的声誉，被视为中国最进步的大学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与南京大学合作，建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其中外学生间的人际与学术交流之频繁前所未有。南京大学历史系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见长，原因之一是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在南京。高华起初研究民国史，因学术能力出众，得以留校任教。他和家人挤在一套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厕所的单元房里，狭窄的家中很快就塞满了做研究用的书籍和资料。

1990年代，高华的研究兴趣转向毛泽东和中共党史。和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高华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同“五四”运动的价值：民主、自由、独立、公正和人文主义。共产党也将自己的历史追溯至五四，尽管他们鼓吹的是该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像高华认识到的，中共背离了五四的理念，变得越来越独裁，无法容忍异见。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一个大搞毛泽东崇拜、镇压“阶级敌人”和“错误”思想的群众运动。高华将余生用来考察毛泽东如何发迹，以及中国独特的政治运动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即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批判异见，并且对干部、学生和普通百姓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1942至194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政治运动模式形成的关键点，本书即是他对近代中国史上这一重要运动的深刻根源和复杂演变的考察。

《How the Red Sun Rose》

作者：高华（1954-2011）

译者：Stacy Mosher、郭建

出版日期：2018年11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延安如今被奉为“革命圣地”，已成为所有中国人必须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一环，参观的学生和党员络绎不绝。延安位于陕西北部山区。陕北是1935年长征结束的终点，也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采访毛泽东等人的地方。斯诺于1937年出版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把中国共产革命的领袖们介绍给了全世界。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控制的边区政府的首府，毛泽东在这里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力，也在这里写出了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一批重要文章。在延安，一份经过修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以通过，定立了此后官修党史的基本模式。

在中国，中共党史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大部分党史课程并非设置在常规的历史系，而是在专门的党史系，该系通常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党史所需的档案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被严密控制，经中共中央下属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挑选、编辑后方能出版发行。只有该研究院的成员和中央党校的个别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原始档案。如此管控，仍无法保证学者对党史得出绝对一致的结论，他们对某些历史问题还是存在激烈争论。但是，对于什么样的党史研究成果能够出版，限制却很明确，那就是必须以官方的历史决议为标准。

高华的学术研究在该限制之外。他在南大历史系，专业是民国史，而非中共党史。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党员，不必受中共史观所限。研究整风运动只是个人爱好，是未受国家或大学研究经费资助的一项副业。他看不到档案，也没能访问那些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干部。相比之下，西方的同类研究十分依赖那批人的回忆，戴维・阿普特（David E. Apter）和托尼・赛奇（Tony Saich）的著作《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就是如此。（注1）高华利用微薄的收入搜集研究资料，依靠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那些公开发行的文件集、官方编撰的传记、回忆录及其他资料，写出了这本出色的研究著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该书最终无法在大陆出版，只能在香港发行。在高华评教授职称时，该书也未列入正式的学术成果。1989年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后，为了平息知识分子的不满，官方提高了教授的工资，以研究经费和版税的形式加以贴补，但这些好事基本与高华无关，他继续跟家人窝在南大分配的宿舍楼里。

这本译本呈现了毛泽东爬上党内权力顶峰、并最终爬上全国权力顶峰的曲折过程。

这本高质量的译本，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呈现了毛泽东爬上党内权力顶峰、并最终爬上全国权力顶峰的曲折过程。英文学界研究毛泽东的第一代学者，通常聚焦毛的著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中国版本——毛泽东思想。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早期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到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一生的学术成果，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在这个马克思会认为尚未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国家，发生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革命，其理论与策略为何？（注2）毛泽东如何修改了马列主义，使其适合中国现状，即通常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近的研究成果包括数本重要的毛泽东传记，内容扩展到研究毛的一生，（注3）以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注4）高华的关注点与这些研究不尽相同。他对毛泽东的思想显然没有兴趣，更关心的是毛的权谋，即他搞权力斗争的手腕及如何用权。比起中共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他对毛泽东与党内政治对手的斗争兴趣大得多。

这一独特的分析视角，令《红太阳》不同于其他研究成果的一个地方，就是略过了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对于这样一本大部头的书，为篇幅计，这种忽略不可避免。本书从中共历史上一次血腥的清党运动写起，即1930年的“富田事变”。未曾记述毛泽东早年的革命生涯，特别是他曾在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在早期井冈山的革命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长征，除了提及党史上关键的遵义会议，几乎没有太多著墨；毛泽东与党内最大对手张国焘在1935年的斗争，几乎一字不提；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两位将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其绑架，迫使他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本书也只是一笔带过，整个抗日战争只在历史背景中隐现。考虑到高华主要关心的是整风运动如何成为毛泽东与王明以及其他党内留苏的国际派之间进行长期斗争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些忽略不难理解。对中文读者来说，这种忽略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谙熟党史，心知肚明。但对于英文读者来说，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大事记和具体事件的政治寓意并不熟悉，这些忽略之处确实会造成阅读障碍，尽管译者已尽力通过注解做了一些解释。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用一本近代中国通史或编年史作为参考，以了解毛泽东在对付党内政治对手的同时，还发生了哪些事情。

对高华此书最常见的批评，是认为他只谈毛泽东与党内政治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没能反映中共领导层内部争议的全貌。

对高华此书最常见的批评，是认为他只谈毛泽东与党内政治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没能反映中共领导层内部争议的全貌。有特权接触党内会议记录的官方党史专家对本书某些方面的批评并不中肯。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看到的更完整的记录证明高华的看法不成立，另一方面他们严守党的政策、不肯披露这些记录的内容。这是官方通过控制信息维持统治的惯常作法，只是中国的情况比较极端。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在收买事业上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来配合党的政策方面，做得尤其成功。通过给予查阅档案的特权、提供研究经费和提高地位，中共换取了这些人在掌控历史档案方面的配合。

必须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以上批评。不可否认，因为拿不到能确知毛泽东真实动机的材料，高华的结论只能根据已有文献和回忆录加以推测。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毛泽东不只是在党内搞权力斗争，同时也在考虑如何在统一战线下与国民党既斗争又联合，思考抗日战争中进行游击战的战术和战略，以及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苏联、以及战争末期与美国的关系。

尽管高华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党内权力斗争，这一角度也确有其重要洞见。比如，他让我们对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全过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1931年，在苏联支持下成为中共要员的王明，还是一位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青年学生。当时，他在鼓吹一种冒险主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路线，因此，中共在1930年代初期的失败往往也归因于“王明左倾路线”。王明很快回到莫斯科，抗战爆发前一直在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1937年12月，他作为莫斯科指定的代表、以及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坚定支持者，回到了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他对毛泽东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而毛也认为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一个右倾错误，威胁到中共在政治与军事上的独立性。高华对于王明从左倾转向右倾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强调，在回国前，王明与毛一样，经常批评党内左倾错误，尽管其立场常常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左右摇摆。毛的难处在于，如何既批判王明，又不激怒斯大林。他的做法就是批判“教条主义”。

高华研究的重点，也是本书最精彩之处，是对1942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以及1945年的中共七大如何实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全党团结的分析。

高华研究的重点，也是本书最精彩之处，是对1942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以及1945年的中共七大如何实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全党团结的分析。这些章节材料丰富，极有见解。比如，他指出，毛成功地将列宁主义的自我批评加上了儒家的“内省”“修身”。干部不仅要学习整风文件，还要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了监督反省的过程，干部必须记笔记、记录学习的进展，并写出具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这些反省笔记只是向自我批评迈出了一小步，接下去就要公开向党交心。最初交心是自愿，但后来变成强制进行。此一过程中形成的交代材料，最终会放入个人档案，为今后的政治运动准备了攻击他们的弹药。随着整风运动从批判留苏国际派的教条主义升级为攻击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肃反的打手康生将审干的范围扩大到令人恐惧的地步，并开始清查他认为渗入根据地的“奸细”。这些批判方法随后逐渐得以发展和系统化。

理论上，在一个运动中既批判马克思教条主义，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他利用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说法才做到了这一点。以毛为中心、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既可用于攻击从苏联进口的教条主义，也可攻击来自沿海城市的年轻人从西式学堂学到的自由民主观念。当然，光靠新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发动运动还是不够的，毛非常倚重康生（此人跟王明同时从苏联回国，不久转而效忠毛泽东）来组织运动。康生把他熟悉的苏联克格勃的残酷手法带到了延安，是整风运动中实行“逼供信”的罪魁祸首。由于来自莫斯科的压力，毛终止了运动，还脱帽致歉，并将康生作为替罪羊，从中共七大的领导层中除名。当然，众所周知，康生在1960年代被重新启用，在文革中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高华对这些富有戏剧性的重要历史事件所作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对政治史领域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他从事该项研究的初衷很清楚，就是要搞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只要读过书中那些扣人心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延安整风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何其相似！直到今天，毛泽东的画像仍挂在天安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仍在喊，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仍搞得如火如荼。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告别了延安整风运动那一套，仍聚讼纷纭。《红太阳》的一个最大长处，就是细致描摹了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但我认为，1945年后的历史，似乎也受到一些偶发的、出人意料的事件的影响。高华后期已将兴趣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可惜他的生命和学术生涯竟戛然而止！新一代的学者应该继承高华未竟的事业。

2017年10月20日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其著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曾获1987年费正清奖和1989年列文森奖。

毛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注解：

1、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viersity Press, 1961)［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Baltimore: Penguin, 1967); Stuart R. S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9); Stuart R. 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7 vols.

3、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4、有关的研究成果太多，无法一一罗列，但有用的代表性成果包括：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7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Tony Saich and Benjamin Yang eds.,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