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傍晚，一段甘肅女醫護在出發援助湖北前集體剃頭的視頻，流傳在中國互聯網上。視頻中，15位年輕女醫護，被以「工作方便」為由，在媒體閃光燈前集體剃頭，她們戴着口罩，坐在椅子上，頭皮已然鐵青。長髮落地前，不少人眼圈發紅，皺眉，甚至眼泛淚光。宣傳話語把她們稱為「最美的逆行者」。就在幾天前，懷孕九個月、和剛剛流產也上前線的兩位女醫護，也被主流黨報塑造成「堅守崗位」的「女英雄」，意圖帶出感動人心、正能量的形象。
過去一個多月參與抗疫的女性千萬，女性醫療工作者是抗擊肺炎的主力軍，自然也成為媒體報導的主角。但被挑選報導女性防護工作者的媒體敘述，卻有相當一部分是違背常理、帶有父權陋習，甚至有性羞辱意味的故事。女人、女友、母親的形象設計無不迎合男性審美和閲讀需要，而女性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沒有得到適當生理保護和照顧的急迫現實，則被大大忽視。
自病毒爆發以來，中國主流媒體對一線疫情的報導，在帶來疫情發展、救助信息的同時，也刺激了社交媒體的活躍和用戶參與，形成了一個少有的輿論場。「民間求助」與「官方馳援」、「個人質疑」與「政府闢謠」，構成了複雜的互動。在「庚子大疫」緊張的氛圍和各個地區不同程度隔離管制的背景下，包括社交平台在內的媒體成為個人、組織和社會的連接渠道，也牽動着廣泛的態度和情緒。
在中國的這些災難報導與話語議程設置中，女性的身體是如何被展演、挪用與犧牲，成為引導輿論焦點、安撫疫情情緒的工具的？這其中有三個線索：第一是媒體對女性參與抗「疫」的報導的性別化設置；第二是媒體忽視衞生巾的物資訴求所展現的偏見和歧視；第三是在抗「疫」氛圍中，強國敘事和民族情緒和如何挾持了女性勞動工作者的基本權益。
身體的挪用
不論女性如何主動堅守崗位，媒體不忘宣布，其抗擊疫情的付出和犧牲，是得到其男友、丈夫和家庭的允許和肯定的。
在剃頭的極端展演之前，女醫護剪去長髮已是被反覆講述的故事。
例如中國新聞網（以下簡稱中新網）在1月31日《四川簡陽18名護士含淚剪掉長髮 只為輕裝戰「疫」》的報導中，四川成都簡陽市人民醫院感染科的18名護士，為了方便工作而不惜剪掉心愛的頭髮。報導除了描寫她們回家讓丈夫剪掉頭髮，還強調18名女孩中有兩人都「還沒有男朋友」。
同樣是中新網的《「戰疫」前線女護士喊話男友：等我回來就訂婚》描寫了女護士為了抗擊疫情，推遲結婚且獲得男友的理解。《羊城晚報》旗下金羊網也有類似報導：《為戰「疫」剪掉長髮 等到長髮再及腰娶我可好》。
這些報導直指一個主題；工作的犧牲損耗的是女性的相貌，而損耗相貌，則是在損耗女性於婚戀市場的價值。
家庭中失職和缺位也是疫情中女性工作者被報導的熱門主題。例如成都商報旗下《紅星視頻》在1月28日發布了一則短視頻，視頻中是廣元市醫療隊馳援武漢，在臨行前的大巴車外，一位丈夫向車窗前妻子喊話「你平安歸來，我包一年家務」。該視頻被人民網、中國日報等紛紛轉載。2月3日，《湖北日報》旗下全媒體推出後續視頻，上述女醫生對丈夫隔空喊話，回應稱「等我回家後監督你做一年家務」。
這個對話背後隱隱透出，女性承擔家庭勞務仍是社會根深蒂固的默認規則，而包幹家務，成為了丈夫對妻子的嘉獎。
女性作為母親角色的失職則是通過懷孕、流產仍堅守崗位而表現的。以《觀察者網》在2月12日《流產10天後，武漢90後女護士重回一線：總有人要拿起刀槍上戰場》的報導為例。這是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腫瘤一區疼痛科護士黃杉的故事。她本要當上母親，內心無比幸福，但不幸經歷自然流產。十天之後，她克服了「失去了小寶寶的痛苦」，擦乾眼淚「提刀上陣」，成為一名「抗疫戰士」。
另一則報導是長江日報旗下長江網發布的《護士媽媽為全身心抗「疫」斷奶，站在家樓下看寶寶》，其中描述了江夏區中醫醫院7名哺乳期的護士，為了緩解醫護人員緊缺的局面，服用斷奶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護士的斷奶選擇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斷奶後，她的乳房經常漲得又硬又痛，她只能忍到交接班後，脱下防護服，到衞生間用手排空多餘的乳汁，非常辛苦。」
媒體的刻意聚焦和篩選，拼湊了抗擊疫情中一線工作女性的群像。女性所擁有的性別特徵、其遭受的性別相關的暴力和犧牲，被濃墨重彩地大加描寫。宣傳者不夠關注女性在特殊情況下的實際工作狀態，例如醫術、專業技能和聰明才智；而是更多在「外形」、「相貌」、「母職」、「妻職」方面大做文章。
不論女性如何主動堅守崗位，媒體不忘宣布，其抗擊疫情的付出和犧牲，是得到其男友、丈夫和家庭的允許和肯定的。這間接地消解了女性在家庭範圍之外，在社會意義上的主體性，把女性的社會實踐拉回家庭框架中。
剪去的頭髮，可想像的疼痛乳房和下體、面部因口罩而烏青的勒痕……女性的身體則在輿論中成為男性建構主流價值觀的絕佳場所，強烈刺激着觀看者，以求最大限度地激發普通人對抗擊疫情的悲憫——這種迎合男性凝視的、女性身體所經歷的不幸，成為關於國家和民族遭受疫情的不幸命運的隱喻。
在這些話語中，女性的價值被偷換了，一個貢獻專業價值的公民再次歸順為父權制框架下的第二性。結合災難報導在中國內地的抒情需要，一種符合男性中心論的敘述被趁機構建——這些女醫護們是父權制框架下理想的女性形象，也迎合了男性主導的審美。
被忽視的需要
一線女性工作者佔到大多數，卻在社會保障、物資資源分配中處於劣勢。
媒體費力呈現女性為了抗擊肺炎所經歷的苦難和艱險的工作環境，稱讚和感謝她們苦難中仍不忘付出，但卻無意推動改善她們的苦難和處境。
原本，對於參與抗疫的醫護人員、建築人員，社會上就已經存在一套「呼之即來為英雄，揮之即去無處歸」的實用主義策略。比如在全國醫護人員抗擊肺炎的表彰氛圍中，有小區業主因擔心醫護人員接觸感染，而投票不讓醫護人員回家。
對於女性醫護工作者來說，除了承擔類似的因疾病接觸對醫護人員的歧視，她們的肩頭更疊加了一層性別歧視。根據在微博上募集物資的捐贈者 @梁鈺stacey 發出的信息，在防護物資稀缺的情況下，一線女性醫護人員因為買不到衞生巾，只能用保鮮膜暫時捂住。有的人血流到了防護服上，甚至「血尿模糊」。在梁鈺向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首間專門收治武漢肺炎患者的定點醫院）領導表示安排好了衞生巾等用品的捐贈時，卻被後者認為不是重要的防護用品而拒絕。
這種忽視與一線女性工作人員的疾呼形成了強烈反差。根據梁鈺的微博，兩天之後，她收到了上述醫院一線女醫護的求助，同時得知該醫院有約1300名女性醫護人員。在其他地區的捐贈中她也發現，衞生巾等未被納入指揮部統一採購的必需物資，無法使用專用的綠色通道運輸，因而無法及時抵達前線。此時，武漢肺炎已經爆發近兩個多月。
根據「鳳凰網公益」2月14日的估算，湖北一線女醫護的人數超過了10萬人，佔比超過60%。而據《中國婦女報》，至2月14日24時，全中國各地共派出了217支醫療隊，25633名醫療隊員支援湖北。其中護士隊伍有的1.4萬人，護士中女性佔比接近90%。一線女性工作者佔到大多數，卻在社會保障、物資資源分配中處於劣勢。
擁有決策權的組織和個人也對女性的需求存在顯而易見的不了解、不關心、不作為，主流官方媒體報導的空白，也幾乎與這種無知同步。
直到2月14日，《人民日報》微博發布一條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定向採購衞生巾的消息，衞生巾這才經過眾多女性的千呼萬喚，名正言順地進入大眾視野、成為募集物資，而不是特殊用品。主流官方媒體對疫情期間女性勞動者的訴求和權利鮮有報導，不代表廣大的女性群體進行利益表達，也無意推動分配正義，並更不追問關於引起其呈現的苦難的背後原因——這背後有社會利益分配不均不公的真相。
媒體因為潛在的性別歧視對現實情況的錯誤、扭曲呈現，在日常報導中早就有跡可循，比如對普通婦女的生活常態和基本生理常識沒有興趣，女性月經和衞生用品在公共表達中遭受排斥，等等。甚至，1月18日的一則央視新聞在重新播發之前一位女護士的採訪視頻時，將「我又處在生理期」的話單獨裁掉。
這些現象實則是主流社會厭女文化的症狀之一。許多女性網友反映，大多數男性不清楚日常經期女性衞生巾的消耗量，甚至有人認為女人經期一天一片衞生巾就足夠；媒體對性別身份的濫用也強化了某些刻板印象，比如對肇事司機性別標籤的放大和強調，加強了「女司機肇事」的刻板印象，反而讓現實生活中所有的女性司機被默認為「馬路殺手」。
此外，相比男性，公共媒體也較少報導表現突出優秀女性的專業能力和卓越貢獻。根據張敬婕、王雪琪《性別議題的媒體表達研究———以9家媒體對屠呦呦獲諾貝爾獎的報導為例》的統計，2015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得主屠呦呦獲得的報導總數，僅為另一位男性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一半。在1168篇對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報導樣本中，有256篇新聞報導涉及家庭，丈夫和私人生活，有128條涉及對屠呦呦衣着相貌的評論。
媒體的偏見從何而來是一個宏大議題，本文暫不展開。但就疫情來看，最簡單直接的答案之一，是決策層女性聲音的缺席。醫生職場上性別的天花板仍然存在。職場的性別不均衡帶來的媒介影響力的差異。以武漢同濟醫院官網的信息為例，該醫院現任黨政領導共12人，僅有2人為女性。湖北省人民醫院現有9位黨政領導中，全部為男性。對比護士群體中女性90%的佔有率，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醫療體系內，話語權向着性別比例上的「少數群體」——男性傾斜。
「正確」景觀
中國勞動婦女的媒介形象摒棄了「不愛紅裝愛武裝」的紅色路線後，徹底地經歷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改寫。
把女性利益的忽視完全歸罪於媒體的性別偏見，是有失偏頗的。
如果引入社會階級和身份秩序的視角，我們不難發現，媒體在女性內部造成了一定的撕裂。這種撕裂有直接的兩個原因共同作用，一是社會地位的差異，導致女性話語資源的差異，進而鞏固了女性內部的不平等。二是強國敘事對女性身份的劫持。
女性專家和領導組成的精英女性，明顯比底層女性擁有更多的媒體話語和影響力，也因此獲得更多的正面表現，例如在疫情的報導中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而中層的醫生、護士較少因為其職能價值而被正面報導，主要如上文所述，主要負責有分寸地呈現苦難，喚起共情。
有一個案例值得細看。雷火二神山醫院為武漢模仿2003年「非典」期間小湯山醫院建成的臨時專科醫院，其中火神山總建築面積3.39萬平方米，可容納1000張床位，於2月3日起收治肺炎患者。兩座醫院均在8日內完工交付，引起了互聯網上中國作為「基建狂魔」的高潮。人民網2月7日的文章《火神山醫院工地的「鐵娘子」們》詳細記錄了四位在雷火二神山現場工作的女性工作者，稱她們為「鐵娘子」、「工地玫瑰」等。她們的工作分別是：防疫組長、鋼結構專家、物資後勤管家和後廚總管。也提及項目開工以來共有18名女性參與工作。如果僅以性別的視角，暫且容忍其中對家庭和孩子的描述，這是一個頗不錯的關於女性勞動者的報導。
但稍微拉遠鏡頭卻會發現，最底層的勞動女性甚至沒有資格成為大國速度的註腳。微茫的女性個體消解在宏大的強國敘事裏。畢竟媒體議程設置的核心技術最擅長蒙太奇，即把集體的意志模糊成個體的選擇、打破主動奉獻與被動犧牲的邊界，混淆耳目。
比如，根據媒體火神山現場的一張照片來看，有許多女性建築工人被忽略了。她們蓬頭垢面、在工地現場就地躺下休息，被工裝和安全帽掩蓋了大部分的性別特徵。如果不是社交媒體上部分人自發地發起 #看見女性勞動者# 的話題，她們伴隨着雷火二神山的完工，便會銷聲匿跡。
事實上，這些無名女工的確是項目分包後，包工頭能夠臨時湊到的工人。在建築行業的鏈條中，她們是工資低於同類男性建築工人的底部群體。人民網的報導對這些建築女工有一句「準確」的描寫：「現場還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建築女工。」——她們不配有姓名。
歷史地看待上述案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勞動婦女的媒介形象摒棄了「不愛紅裝愛武裝」的紅色路線後，徹底地經歷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改寫。大部分媒體的鏡頭和筆尖，也帶着消費主義特有的審美，在「體面的」女性勞動者的衣領上搖曳着。勞動婦女的媒體形象甚至精緻得不切實際、令人賞心悅目。這些形象被資本拋光後，結合「大國成就」，構成中國政治獨有的「正確」景觀。靠體力勉強維生的真正的底層勞動者，被徵用之後便被拋棄，關於她們的敘事如此空白。
媒體選中女性作為宣傳對象，目的是構建全民抗「疫」的宏大敘事，安撫疫情中群眾普遍的擔憂心理。一旦現實中的關注點聚焦到個體，那種讚頌和崇敬之情則蕩然無存。如果出現負面消息的威脅，女性工作者更是被無情拋棄，難逃被物化、矮化、工具化的命運。2月15日，武漢市武昌醫院一位名叫柳帆的護士因感染肺炎去世。社交媒體上有聲音質疑其感染是由於防護物資不到位。該醫院宣傳科主任在接受鳳凰網視頻的採訪時，力圖撇清醫院責任，稱其自願延遲退休，醫院沒有安排其在發熱門診導診台一線，「只是一個打針的護士」。
更不要提因疫區物流出行管制而受損的農民婦女、因沒有飼料而撲殺家禽家畜的養殖婦女、無法復工的工廠女工、失業的保潔和家政阿姨、處理垃圾分類的女工人……這些人的身影只能零星地出現在社交媒體的求助信息中。她們因為減損了政府疫情控制的信力和效力，因為有傷於強國形象，引發對第二大經濟體的擔憂，而被主流刻意掩埋和忽視，與性別化的挪用都絕緣。
超越性別的現實困境
在平常時期，她踏出第一步時就已置身於不進即退的困局中；在特殊時期，她要跑起來飛起來才能不掉隊。她心甘情願，卻又身不由己。
在媒介環境中，女性經歷的不幸和苦痛與性別有關，卻遠遠超越性別。在外部，暗流湧動的民粹情緒與言論控制和媒體審查合謀，綁架了所有的疫情一線工作者，使得他/她們的基本權益也被漠視。
最典型的莫過於望向南方，香港醫生罷工以強迫政府「封關」的消息傳來時的報導。2月6日，人民日報、環球網等媒體的簡短報導稱，「在香港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一些香港醫護人員在反對派的煽動下於本週舉行罷工」，並援引2月6日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話：「應對疫情需要團結。當前新冠肺炎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由於大陸媒體無意也不能對香港醫生罷工背後的詳細動機進行追問和報導，民眾普遍缺乏對這一維權事件的脈絡理解，加上2019年香港發生的一系列社會運動，這樣的醫生罷工自然觸發了大陸一貫以來條件反射似的「廢青罷工」的指責。例如，湖北廣播電視臺電視新聞中心《長江新聞號》欄目帳號有一篇網絡文章《香港罷工醫護聽好了！中央發出強音：逃兵必將被釘上恥辱柱》。該文稱罷工喪失職業道德，是「甘當逃兵的行為」。中新網的視頻報導採訪了香港醫生周伯展，他表示，罷工行為的政治色彩比科學醫學的色彩更加濃厚，「你既然進了我們這個專業，你就沒有這個權力去罷工，罷工不是我們這個專業裏面的一個選項。」
在經歷了李文亮醫生的事件之後，「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雖深入人心，但並沒有給原本就嚴格的言論審查拓寬空間，反而在2月中旬明顯迎來新一輪的收緊，公民知情權進一步遭到背棄。醫院的醫護工作者上網討要物資也會面臨警告和刪帖。輿論機器一邊嘲笑彼岸失火，一邊也忽視了此岸的醫護面臨的現實困難。當物資持續缺乏、許多戰友倒下的同時，一線的醫生，不論男女，都成為沒有奶喝而不敢開口哭的孩子。
中國內地的醫生面臨的不是「沒有足夠的防護能否罷工」這樣現實難題，而是「沒有足夠的防護能否網絡求助」的政治困境。2月16日，根據多個社交媒體信息，一些醫院的護士、醫生在網上求助，結果被領導要求刪帖並受罰。一位護士在手寫的檢討書表示自己缺乏大局意識，稱她本想通過在網上求助替醫院緩解更多的物資壓力，但是沒有考慮到給醫院造成的影響。「我欠考慮，太簡單，沒有高度，給醫院帶來了困擾和影響，我深深地感到自責。」
疫情之下，一個已經被放在祭台上的女性如何把自己當做一個正常人？一個不敢懷孕、不在孕期、沒有流產的女醫生，當她想要作為一個正常人，爭取作為勞動工作者的基本權利時，發現周圍的空間已經更狹窄了。她的戰友剪了頭髮挺着肚子的形象，已經在在歌頌、稱讚和歡呼聲中被刻成了宣傳畫。在平常時期，她踏出第一步時就已置身於不進即退的困局中；在特殊時期，她要跑起來飛起來才能不掉隊。她心甘情願，卻又身不由己。
儘管虛幻的病疫之痛對於一線女性工作者而言，是實際的利益損害和自我消耗，但「沒有戰袍就要徒手肉搏」對於她們而言，從未是一個可以拒絕的選擇。於是，一個女人被裹挾了，她不用知道，也不必知道，她既是主動的，也是被選中的。
（侯奇江，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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