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純：飯圈救援2020，會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出路嗎？

新冠疫情以來，中國舉國模式的優越性受到了嚴重的質疑，反而民間志願團體有着不俗的表現：一些海外留學生，通過網絡迅速集結，在短時間內募集捐款、購買物資、聯絡物流、打通關係，將口罩和防護服等送到一線醫院。1月31日，一批由華中科大北加校友會募集的應急醫療物資從舊金山飛躍太平洋，直接將20萬個醫用外科口罩、2.75萬雙醫用手套和4000件防護服送到武漢協和醫院；直到2月1日，韓紅的基金會往武漢送了七批物資，總共收到1.4億的善款，由於數額過大，還不得不暫停接受捐款

然而，最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各種「飯圈後援會」（編註：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明星粉絲後援會，具有顯著的圈子文化）。前面說的志願團體要麼是臨時集結起來、默契度不太高；要麼平時活躍度較低，執行能力有限。然而飯圈後援會人數龐大，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平時打榜、控評、反黑，訓練有素，紀律性強，到關鍵時刻，她們顯示出驚人的爆發力。

在這樣的聲勢下，有人提問：經過這一次疫情，官方可能會看到政府組織工作的薄弱環節，會允許非政府組織發展起來，作為社會治理的有益補充。也有人設想，既然飯圈影響如此巨大，飯圈文化也無處不在，那說不定飯圈可以成為未來公民社會的雛形，只要對這些飯圈團體施加引導，它們也未嘗不可能成為以後社會自治的基礎。

對此，我想要潑一下冷水。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先要調整一下「國家引導飯圈」的思維方式。

疫情中的飯圈救援

飯圈以其一貫的組織方式，在這次疫情救援中，也很好地將統一性、靈活性、默契性和廣泛性結合在了一起。

先來看一下飯圈在疫情中的救援表現。根據微博上的募捐平台「微公益」上不同站子捐款數額的排名，排名前幾的基本都是各種流量明星（個人或者組合）的應援站。

早在鍾南山宣布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的第二天（1月22日），中國大陸男演員朱一龍的公益應援個站，就募集到將近18萬的善款，購置了30萬個口罩、9萬片酒精棉片和2000瓶洗手液，並在當日就送往疫區。

蔡徐坤的官方粉絲團也是第一時間就募集捐款、聯繫廠家、聯繫對點醫院、找物流、拿相關證明，第一批物資在年初二（1月26日）就抵達武漢的順豐網點。大部分飯圈後援會都從1月23日開始組織捐款和購買配送物質，反應速度比其他志願團體要快。不僅如此，這些後援會的捐款賬目清楚，一目瞭然，且工作細緻，確保物資直接送到醫院手上，不經過其他組織。有微博上的人還戲稱，TFBOYS後援會在聲援武漢的過程發展出了「三權分立」的結構，說不定很快要出現飯圈的孟德斯鳩、盧梭和洛克。

除此之外，跨地域的粉絲團體也發揮出極強的組織性。以「666聯盟」為例，這是一個由來自內地、港台和海外等27家粉絲團體組成的飯圈公益聯盟，函括「鹿晗公益聯合應援站」、「為王嘉爾打天下應援博」、「李榮浩吧」等不同平台聚集的粉絲群體。聯盟的大部分成員是所謂的飯圈「決策者」，有應對突發事件的經驗。她們集結以後，首先認領各自擅長的領域，由不同團體負責文案、作圖和海外對接等工作。她們開了一個666聯盟的微信群，確定各種所需物資的醫用標準，然後在群裏發動各個團體去找貨，任何一邊有消息馬上在群裏通氣，有困難可以因地制宜地處理，也可以在線上一起解決。

這些團體之間平時都有聯繫，具有某種「熟人社會」的特徵，但她們的聯合能夠最大程度地動員世界各地的粉絲，為尋找各種物資提供了更多可能。她們的文案圖片是共享的，消息是互通的，但資金是由各家團體自己募集，如何使用也是在內部自發調節，別的團體不干預；隨着聲援的展開，其中一些團體收到了武漢以外地區的醫院發來的求助信息，她們對醫院信息進行核准後，決定將既有目標拓展，對這些醫院進行定點救助。

飯圈以其一貫的組織方式，在這次疫情救援中，也很好地將統一性、靈活性、默契性和廣泛性結合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飯圈雖然是圍繞「正主」（偶像）而存在的，粉絲這一群體也常常被認為是「狂熱」的，但是飯圈後援會卻是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的。GQ一篇報導提到，一個後援會的管理者因為私人恩怨踢人，違反了集體制定的「群規「，遭到其他粉絲的「彈劾」而主動辭職。另一個管理者經歷了競選辯論和公投才得以上任。飯圈在救援時刻表現出來的組織動員能力與根深蒂固的規則意識分不開關係。規則的內容既可以是管理者不能獨裁，也可以是偶像永遠應該被維護，重要的不是規則背後的價值，而是任何人要在圈子中玩，就必須尊重遊戲規則。

飯圈的反賦權

更重要的是，如果偶像違反了規則，飯圈女孩是會脱粉的，她們的主體性遠超宣傳部門的想像。

如果我們不至於太健忘，就應該記得在去年夏天，各種飯圈後援會就組織過一次規模浩大的集體出征，並創造出了「阿中哥哥」（「中國」的擬人化）這個飯圈的集體偶像。在這次出征中，飯圈目標明確、動員迅速、分工細緻、紀律性強的組織特徵一樣得到了凸顯。她們為了翻牆和海外宣傳，設立了技術指導、美術組、文案組和翻譯組，其屠版、控評、反黑等行為，和平時的「訓練」並無不同。飯圈話語在這次行動中被民族主義徵用，「阿中哥哥」（國家）是頂級流量，14億活粉義無反顧守護他。兩套話語在面對共同的對家香港時，幾乎完美結合。

事實上，這次出征讓宣傳部門誤解了飯圈文化，他們對粉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楊麗娟追星劉德華的年代，以為飯圈女孩是一群眼中只有粉紅泡泡的無知女性，只要給她們指定一個「哥哥」，剩下的就是迎接她們瘋狂的擁護了。

但實際上，「偶像」並不是飯圈女孩的世界核心。

在飯圈的認知中，「偶像」其實是粉絲的情感與愛的「投射」，偶像是個經營者，是為了滿足這種投射而存在，並要迎合粉絲的需求來調整自己的形象。飯圈與粉絲的權力關係，其實是對調的。有的粉絲喜歡養成系的偶像，有一種「媽」一樣的成就感，是因為其會在偶像的成熟過程中，產生影響力。

也就說，「國家」如果想要完全嵌入到飯圈中，它就要滿足飯圈的許多要求，而不是自以為依靠傳統的男性角色，高高在上、形象雄偉，就可以得到粉絲的長期青睞。

飯圈是以女性為主的圈子，有趣之處在於其恰恰強調女性的權利和女性的凝視，男性偶像在這種文化中，是「被凝視」的對象，也是「被想像、被慾望」的對象。飯圈的「腐女」文化會把男性偶像進行CP（couple）組合，假如想要獲得粉絲的狂熱，偶像就要順從這種想像，也即「國家形象」需得迎合粉絲，「阿中哥哥」要願意在同人文化中被CPY（飯圈用語，男同志色情）。想要粉絲的愛，就要讓渡自己的權利，這是「飯圈化」的真正代價。

「飯圈化」，實際上是一種對偶像/國家的「反賦權」現象，空手套白狼已經不是贏得新時代飯圈女孩的邏輯。如果國家要以「阿中哥哥」的形象獲利，要獲得「無腦的愛」，那麼首先要把自己「降格」，成為可以滿足粉絲所有期望、訴求的偶像。「女孩追星，愛他就愛看他被 C 哦，你們做好心理準備了嗎？」飯圈女孩如是說。從這個層面上說，飯圈女孩是「阿中哥哥」的媽媽——其實是偶像的「爸爸」。

和飯圈進行互動的官方組織，未必對飯圈的這一文化心理了如指掌。我們可以看到官方試圖迎合飯圈的嘗試，比如武漢的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宣布開工以後，央視頻道的「疫情24小時」就適時開發了「雲監工」功能，對施工現象進行直播；在評論區開始將各種施工車輛擬人化、取上低幼化的暱稱「叉醬」、「嘔泥醬」以後，該頻道又很快出現了相應圖標，粉絲可以幫自己喜歡的「偶像」車輛助；人民日報的官微也在自己的頁面上推出了「挖掘機天團」。

然而，「擬人化」與「低幼化」並不是飯圈女孩的目的，而只是打造符合某種形象的手段。國家在手段上下了足夠工夫，卻對「飯圈化」的目的缺乏真正的認識，仍然在把飯圈想像成，只要投餵了某種符合標準的形象，就會來者不拒的被動者。飯圈對此是頗為不滿的，只是她們的抗議會被審查者攔截而無法輕易被外界觀察到。

換句話說，如果「阿中哥哥」想要維持自己的「尊嚴」，想單方面獲得女孩的愛，那在飯圈是萬萬吃不開的——我不是因為你具有男性魅力而追你，而是要把你養成我要追的人——更重要的是，如果偶像違反了規則，飯圈女孩是會脱粉的，她們的主體性遠超宣傳部門的想像。

在「阿中哥哥」被製造出來之前，國家和飯圈的關係是「國家面前無偶像」，前者對後者是輾壓關係，是無條件地要求臣服，而後者出於恐懼把國家置於偶像之上——而非把國家變成偶像。這種權力關係恐怕才更加接近現實。

被連根拔起的中國公民社會

2013年，許志永的入獄，多少昭示着這一條「公民社會」路線的破滅。

中國的公民社會又是什麼現狀？

在中國語境下，「公民社會」一詞有特殊的意涵，它曾代表一代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政治轉型的熱切期待，也代表着他們如今的失意和茫然失措。

在毛時代，共產黨將宗族組織、江湖幫派和商會基本剷除，再通過各種滲透到基層的組織將民眾納入管控之中，不再允許任何不受國家控制的社會自組織的存在。改革開放時期，市場經濟的出現為民眾創造了某程度的不受政治干預的空間（儘管是脆弱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希望這個空間能穩步擴大，最終推動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公民社會」，就是這個擴大後的空間的理想形態。

在公民社會的形成中，公民意識的覺醒、社會中層組織的大量出現是必要的條件，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等到公民意識和社會中層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等民間具備相當程度的議價能力，就有可能對執政黨形成壓力，在適當的條件下倒逼政治改革。

前「公盟」的領導人許志永是這一條路線的代表人。從2004年到2009年，許志永與郭玉閃等人合作參與了一系列具有公共影響力的事件，如陳光誠案、結石寶寶案、鄧玉嬌案等。2012年5月，許志永在《中國人權雙週刊》上發表《中國新公民運動》，提出：「新公民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中國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轉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國。」在這個旗幟下，許志永進一步推動了戶籍教育平權、官員財產公示和公民同城飯醉等運動。他領導下的「公盟」（2010年3月「公盟」改名為「公民」）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在這些事件中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培養了不少下一代的行動者。

正因為此，許志永的入獄，多少昭示着這一條「公民社會」路線的破滅。2013年7月16日，許志永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在北京被刑事拘留，來年1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公民」從此消失。接着，郭玉閃的「傳知行」、陸軍的「益仁平」和李英強的「立人大學」等相對更「去政治化」的組織，也被強制關閉，沒能逃過一劫。

2015年，曾經和許志永並肩作戰的一批維權律師也鋃鐺入獄。翌年，《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相繼出台，從此基本封殺了權利NGO和公益NGO的獨立生存空間。

然而「公民社會」的理念並沒有隨着「公民社會」路線的失敗而被放棄。其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部分依然願意通過「啟蒙」和「公共說理」來提高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另一部分開始物色比NGO更有韌性的組織類型並投身其中：一種不依靠強力來維持的普遍秩序，既需要有能夠團結足夠數量的人群、能夠承擔互助功能的民間組織，也需要有能在組織之間進行溝通、協調和合作的共享規範。在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1830年代，前者是各種基督教會，後者就是「民情」。或許是因為這樣，一些自由派皈依了基督教，重新選擇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

這些心思並沒有逃過黨國的眼睛。2018年2月，新的《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同年12月，曾經的70後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秋雨之福教會的王怡牧師在成都被捕。2019年12月底，王牧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非法經營」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九年。這兩年來，其他宗教也開始變得敏感，宗教類的活動越來越難以公開進行，宗教類書籍的出版愈發艱難。

被盯住的「混亂」和「空子」

所謂的「混亂」和「空子」，無非是怕民間組織和民間慈善行動藉機壯大。

黨國的意思是相當明確的：它不能接受有不受它控制的組織的存在，更加不會容許其他具有秩序生產能力的組織的出現。

疫情中存在不少在這一邏輯下發生的治理亂象。比如，當海內外出現了百花齊放的聲援武漢行動時，官方的慈善組織如湖北省紅十字會、湖北省慈善總會、湖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武漢市慈善總會、武漢市紅十字會，就開始壟斷救助。

這些官辦組織強制將捐贈物資統一收集，任意分配，並以不合作或敷衍的態度應付物資的管理和發送，以至於作為第一戰場的武漢協和醫院只收到紅會撥付的3000只口罩，而莆田系下的武漢仁愛醫院卻拿到了18000只口罩；協和的科室人員前往紅會倉庫申領物資均被拒絕，而鄂AW車輛的司機可以堂而皇之抱走一箱口罩；協和的醫護人員裁減外科手術服做口罩，用醫用垃圾袋做防護服，而淘寶、微商、閒魚居然出現了來自捐贈口罩的貨源。

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在1月2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所有捐贈物資一定要通過紅十字會，這是為了「統一歸口」，「避免在現在疫情防疫防治的這個過程中由於混亂，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人來鑽空子」。

所謂的「混亂」和「空子」，無非是怕民間組織和民間慈善行動藉機壯大。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志願團體，已經被某些部門找上——儘管這些部門不一定明確向他們下達指令，但這些團體不敢向媒體披露他們在助力物資過程中，遭遇到的體制性障礙，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談論這類問題，以防惹禍上身——這是一種收編的嘗試，也是一種監視和防範。

這幾日，大陸互聯網上開始出現針對韓紅基金會的各種抹黑，從賬目透明度、公益支出的比例到韓紅本人的生活作風問題，大概和她流傳甚廣的那段對官辦慈善機構的諷刺不無關係。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還在2月7日發布了一個公告：「對繞開紅十字會直接向有關單位捐贈的防護用品，凡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我們將依法處理。」可見已將秋後算賬提上了日程。

飯圈能突破嗎？

雖然「阿中哥哥」不行，但「祖國媽媽」可以。

那麼，被官方所想要利用、又具備一定主體性，且尚未被監視、防控和收編的飯圈，是否能成為突破公民組織桎梏的利劍呢？

答案是未必。

因為雖然「阿中哥哥」不行，但「祖國媽媽」可以。

在服從國家控制，及配合官方的主體意識形態上，飯圈已經有過一些眾人皆知的表現。比如國家可以掌握她們崇拜的「愛豆」在中國的職業發展命脈，官方媒體點名批評某個藝人，足以讓這個藝人的職業生涯嚴重倒退甚至畫上句號——這也是為什麼參與聲援武漢的飯圈女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反覆強調自己的偶像是正能量的。同時飯圈也經常需要訴諸公權力和官方組織來解決彼此的矛盾，比如「舉報」文化在飯圈之中的盛行，並不是一種偶然。

「祖國媽媽」則又是另外一種不同於「阿中哥哥」的形象——國家以「守衞者」的形象出現，而不是「被守衞者」。根據一則來自飯圈的帖子，「假如國家以強力、聰明、理智、包容、關愛、寬容，甚至以犧牲和付出的形象出現，民眾會對這樣的祖國產生情感，願意讓渡個人權利給祖國——我相信媽媽愛我，所以我給予你信任，我為你作戰」。

也即，假如國家以「恰當的」形象出現，飯圈是可以為她不加批判地作戰的。

這就與公民社會的目標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公民社會是一個政治實體中社會中層組織的總和。這些中層組織介乎國家與個人、家庭之間，其成員能自由地加入和退出。根據康豪瑟的理論，社會中層組織有四個主要作用：承擔國家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家庭又無法涉及的功能；為組織內部成員、組織之間以及中層組織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提供平台；促進認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最後，民眾可以通過中層組織的精英來與國家精英打交道。 在安德烈亞斯·威默最新出版的《國家建構》中，他還認為志願性組織可以幫助建立跨族群共同體和地區的聯盟，以促進政治整合和國家建構。

而飯圈只有一種方式可以反擊官方，就是變得比官方更加國家主義。我認為即便是飯圈一小部分人清醒，最終可能還是改變不了整體小粉紅化的趨勢；指望她們靠女權主義來反抗國家，成功的可能性也並不高。

有人將飯圈團體類比為托克維爾的基督教會，因為後者也有一些不太「自由主義」的特徵，與飯圈類似；繼而他們提問，如果基督教會可以成為1830年代美國社會的組織基礎，那為什麼飯圈不可以？

這其中的差別在於，美國的基督教會盡管很少真正地遠離政治，但在政權面前能保持很大程度的獨立性，在大部分時候，它們堅持宗教權威要高於政治權威，當國家的法律和自己所理解的聖經教誨相沖突時，它們也很少輕易妥協。

總的來說，從組織特徵、集體心理、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功能作用和獨立性來看，飯圈團體都和公民社會南轅北轍，然而它們和國家之間，並不完全是魚肉和砧板的關係。對於飯圈團體，當局一方面要防範，另一方面也要利用，這就是為什麼它們暫時沒有遭遇像公盟、傳知行、立人大學等民間組織被強制解散的命運。

所以，如果這次的抗疫真的能對未來的公民社會有什麼幫助，那應該是一種共同記憶的塑造。不是記住我們如何「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也不是記住體制所歌頌的那些「最可愛的人」，而是記住我們如何落入今天的境地，記住拯救生命的人如何被荒謬的決策者所犧牲，記住遠方的人和身邊的人如何被權力羞辱、驅逐、遺棄、非人化，記住活生生的人命如何在無助與絕望之中隕滅，記住一個義人如何被利維坦所謀殺。

正如劉紹華所說，「中國倖存的眾人」必須「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否則，「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

拓展閱讀：

《饭圈女孩驰援武汉》，界面新闻

《飯圈救援2020》，GQ雜誌

《覆巢：中國權利NGO的生死劫（上、中、下）》，端傳媒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五章第一節，康豪瑟的大眾社會理解

安德烈亞斯·威默，《國家建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