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基進側翼」假說:光譜上極端的候選人,會分裂選票並讓對手當選嗎?

政治學傳統上的「空間理論」解釋,一個立場比較極端的政黨出現,自然而然就會吸引走立場比較極端的選民,使得同一側的主要大黨的選票減少。本文決定來挑戰這樣的看法。
一面台灣國旗在風中飄揚。
2020台灣大選 台灣 政治 選舉

【編按】:本文原發於「菜市場政治學」,端傳媒獲作者授權轉載,文字有所編修。

在一場選舉當中(尤其是在單一選區,只選出一個人的狀況下),如果出現了一位立場比較鮮明、在光譜上比較極端的候選人,將如何影響選舉結果呢?對於主要大黨來說,該怎麼面對這樣的「側翼」對手?這些對手會把立場比較鮮明的選民都給吸走嗎?若從現實生活的例子來看,我們要怎麼解釋2016年台灣大選時,民進黨選擇在立法委員選舉時,跟被認為光譜接近的時代力量合作,民進黨不怕被搶走選票嗎?

政治學傳統上的「空間理論解釋,一個立場比較極端的政黨出現,自然而然就會吸引走立場比較極端的選民,使得同一側的主要大黨的選票減少。

真的是這樣嗎?本文作者決定來挑戰這樣的傳統看法。

作者假設,當立場比較極端的政黨出現時,有時反而會有利於同一側的主要大黨。研究源起來自「基進側翼」這個組織對作者的啟發。「基進側翼」原本是民間團體,2014年時投入地方選舉,2015年登記立案成為全國性政治團體,隔年改名為「基進黨」,現任黨主席為陳奕齊。他們的政治主張,正如其中文與英文名稱所示,是自認在統獨光譜上的基進(radical wing)位置,屬於比較非主流的立場。最近幾位在網路上爆紅的高雄政治人物,例如陳柏惟,就是代表基進黨參選議員的人。

2019年11月3日,蔡英文到高雄的寺廟參拜並與群眾握手。
2019年11月3日,蔡英文到高雄的寺廟參拜並與群眾握手。

「避免極端效果」

人在做選擇的時候,除了選項本身會影響決策之外,有怎麼樣的替代選項其實重要考慮之一。例如,當有兩件物品可供選擇時,這兩個物品就是考慮事情的「端點」,但如果加入第三個物品,端點就改變了,即使原本的兩個物品並沒有改變,人們對它們的看法也會有所不同。這種效應被稱為 Range effect。

在一個很著名的消費心理學實驗當中,研究者給一群受訪者挑選禮品,看是要五塊錢現金還是一支看起來不錯的筆,大約36%的人選擇拿筆;在另一組受訪者當中,研究者同樣給出五塊錢現金、一支看起來不錯的筆,然後加入一支很醜的筆,結果,即使這支看起來不錯的筆跟另一組人看到的是同一支筆,但選這支筆的比例立刻上升10%。這是「避免極端效果」(Extremeness aversion effect),也就是說,一般人通常會傾向於避免選擇極端的選項,而會給中間的選項多一點加分。

上一屆美國總統初選,2015年12月的時候,Morning Consult上的一份民調顯示 Hilary Clinton 在「中立選民」中大約獲得49%的支持(美國的民調通常會問選民是支持民主黨、共和黨,或者是中立選民),但是一個月後這個數字大幅上升到57%。這段時間恰是 Bernie Sanders 以黑馬之姿躍上初選舞台的時候,在自由派與保守派光譜上,他代表的是相對極端的社會主義立場。因此本文作者認為,造成 Clinton 票數上升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避免極端效應」起了作用,讓選民對 Clinton 的評價有所改觀。

我們的研究假設如下:

H1:極端派加入選舉會使同側的中間派被視為更中間。

H2:極端派加入選舉不影響另一側的候選人。

H3:極端派吸引極端選民,但也使中間選民更支持同側的溫和派。

需特別注意的是,此處的「極端」和「中間」都是指同一個政策光譜上的不同位置,並沒有「好」與「壞」之分。要測試這樣的假說,我們必須假設選民在選擇候選人的時候會去考慮不同候選人的政治光譜,例如統獨的光譜,或者保守與自由的光譜。

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測試場,原因是「統獨議題」(或說,對中國的態度)至今仍然是影響選舉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全國性大選中,「有效議題」的總數不會太多,而在台灣,可以很確定「統獨議題」是選民都會明瞭的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2019年11月2日桃園舉行國民黨造勢晚會。
2019年11月2日桃園舉行國民黨造勢晚會。

溫和派VS溫和派+極端

為了測試基進側翼假設,我們採用「問卷實驗法」。所謂實驗法,就是用隨機分派的方式,把受試者分到不同的組別,每一組接收不同的刺激(treatment),然後再比較不同組別當中,受試者展現出來的態度差異。做實驗的重點,在於觀察實驗組跟對照組之間的差異。假如接受刺激的實驗組跟沒有接受刺激的對照組之間的行為有顯著的差異,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刺激是有效果的。

我們向受試者隨機分派三種不同的問卷:對照組看到的是一位國民黨候選人與一位民進黨候選人;實驗組又分兩組,其一被分到一位國民黨候選人、一位民進黨候選人,再加上一位新黨候選人,其二是把新黨候選人換成台聯黨候選人。

在每位候選人方面,我們盡量控制讓所有的條件都一樣,例如圖片都是中年大叔穿西裝的樣子,年齡相近,出生在南部,學歷都是私立大學金融相關科系,每人政見的介紹前幾點都與青年、住宅等政策有關且類似。

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每人對兩岸政策的態度。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政見,呈現出來是偏向中間與現狀的;新黨候選人的兩岸政見是完全義正辭嚴地反台獨、促成統一;台聯黨則是要趕快促成獨立。為了更貼近真實,我們使用了實際出現在各黨黨綱或主張當中的用詞。

我們在PTT上面發放問卷連結,並且讓受試者隨機分派到這三個不同的組別當中。在2016年3月間一共蒐集到426個樣本。(這樣的樣本在人口特徵方面當然是不具備全國代表性,不過這也是大部份實驗法文章的特性之一。另外,我們在期刊文章當中還做了針對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同樣實驗設計,此處先暫時省略。)

同側中間派變得更「中間」

在對照組以及兩個實驗組當中,我們請受試者看完選舉公報之後,在一個0-100的光譜上定位所有候選人的統獨立場位置,由左至右,0代表傾向統一,100代表傾向獨立。實驗結果基本上是驗證了我們的假說。

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候選人對決的狀況下,受試者分別把他們的位置定位在31.5以及71.5(中位數)。

實驗組1:在新黨候選人加入的狀況下,人們將新黨候選人定位在3分的位置;跟對照組當中同樣政見內容的國民黨候選人,此時統獨立場被評為38分,顯著高於對照組當中的31.5;而另一側的民進黨候選人被評為74分,跟對照組沒有顯著的差異。

實驗組2:在台聯黨候選人加入的狀況下,人們將台聯黨候選人定位在95.5分的位置;跟對照組當中同樣一位政見內容的民進黨候選人,在這一組當中卻是被定位在65分,顯著低於對照組當中的71.5分,而另一側的國民黨候選人位置並沒有顯著改變。

我們的前兩個研究假設基本上是成立的:1、極端派加入選舉會使同側的中間派被視為更中間;2、極端派加入選舉不影響另一側的候選人。

至於第三項研究假設,我們則是分析了受試者自己在統獨立場上的定位,並把受試者依其在光譜上的位置分成四大類:極端統、溫和統、溫和獨、極端獨。我們的發現是,當極端候選人出現時,會增加同側溫和派願意投票給溫和派候選人的機率,並降低同側極端派選民支持溫和派候選人的機率。

所以說,如果要分析極端派候選人如何影響到選舉結果的話,必須去測算同側的溫和派以及極端派選民的比例。在同側溫和派選民的比例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即使同側出現一位極端派的候選人分走了極端派選民的選票,但是在溫和派選民當中,反而是會幫助溫和派的候選人(通常是大黨候選人)獲得更多的支持。

分裂選票or助選

不同政策立場的候選人加入選舉競爭時,會讓既有的選項數目改變,而人們會根據選項之間的比較去做考慮。只有兩位候選人,跟加入第三位、甚至第四第五位候選人時的考慮會是不一樣的,即使中間派的候選人還是同樣的候選人,但跟其他人相比之下,選民對這位候選人的觀感還是會變得不一樣。

我們認為,這可以「部份」解釋為什麼民進黨在2016年選擇跟時代力量合作,反而還達成該黨史上選得最好的一次立委選舉。蔡英文總統在2012年和2016年的兩岸政策以及相關主張,大致上沒有差太多,同樣的,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的立場和2012年的馬英九總統應該也不會差太多。但不少人在2012年時認為,蔡英文的立場還不夠中間、太過極端,到了2016年,許多選民卻覺得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很溫和(在2016年「國家安全調查」裏,有六成選民對蔡英文的兩岸政策感到安心)。我們認為,部份形象鮮明的小黨出現,可以讓同側大黨的立場被視為更中間。

當然,本研究也是有很多研究限制有待後續繼續精進。實驗法本身的「外部效度」當然是一個(在假設情境、有限的樣本數當中,要去推論真實世界的情形),我們計劃要實際在不同選區當中去蒐集更多資料;我們也必須假設選民真的是有接收到小黨的立場訊息,例如本研究一開始被啟發的案例是基進黨,但他們在全國的曝光程度不高,不見得能夠影響到選民決策,後來比較適合拿來的案例變成了曝光度較高、也成功取得國會席次的時代力量。

同時,我們的理論要成立,必須假設人們可以把各政黨都放到同一個政策立場光譜上面做考量,這在台灣的全國性範圍選舉是合理的假設,因為兩岸關係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但在地方層級的選舉可能就不盡然如此了。此外選舉制度的設計也會產生關鍵影響。我們的論文題目當中有一個 pluraity system,意思是說這樣的效果只會出現在「多數決」的選舉區,也就是每個選區選出一個人的制度下。像是在2018年11月底要舉行的地方選舉,各地民意代表的選區都是複數選區、每個選區選出多於一個人,那麼狀況就會更複雜了。

最後,我們希望能得到更直接的資料來解析:大黨們到底如何看待所謂的側翼小黨呢?什麼時候會跟他們合作?另外,小黨們的發展路徑該是怎麼樣比較好呢?該往光譜的兩端,還是往中間才能夠獲得最多選票?這些都是很值得繼續探討的研究問題。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助理教授;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本文改寫自論文:Wang, Austin Horng-En, and Fang-Yu Chen. 2019. Extreme Candidates as the Beneficent Spoiler? Range Effect in the Plurality Voting System.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72(2): 278-292.

參考文獻:

Simonovits, Gabor. 2017. “Centrist by Comparison: Extrem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olitical Behavior 39:157–175.

Waismel-Manor, Israel, and Gabor Simonovits. 2017.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erceived Ideological Positions: Evidence from Three Survey Experi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1 (3): 759-768.

讀者評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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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實研究這個議題,可能用香港在回歸前後民主黨以及泛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的情況會更容易看出一套結論。民主黨由回歸前的第一大黨,佔立法會中的多數議席縮減到現在的水平。當中涉及到的由雙議席雙票制到比例代代表制的選舉制度變遷。與台灣類似的中國因素都是值得去類比和參考的。
    內容觀點參自: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概觀民主黨-選舉機器-3-圖解選舉制度-白鴿是如何被玩殘的/

  2. 上次是“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
    这次是真的可能会变香港咯,如果再票投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