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許輝：趕工遊戲、升級流水線、破碎個體⋯⋯平台經濟的算法幻象

在10月1日慶祝中國國慶的群眾遊行中，有14位身着美團外賣制服的騎手出現在「當家作主」方陣中，這種職業身份的政治性展示表明數百萬的外賣騎手正在中國大陸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支撐起所謂「宅經濟」的發展。

相比於製造業企業近年來出現的招工難、用工貴的現象，互聯網平台經濟的蓬勃發展正成為吸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主要渠道，在美團、餓了麼兩大平台註冊的騎手人數近600萬，根據美團以及餓了麼發布的就業報告，外賣騎手主要的人口學特徵包括80、90後，男性，來自農村，中專、職校和高中學歷，由此可見他們是典型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

「自由」被認為是新生代農民工寧願送外賣、不願進工廠的重要原因。確實，製造業工廠中實行泰勒制的流水線生產以及準軍事化的紀律管理，這種工作不僅勞動強度大，造成工人身體疲累，而且不允許工人隨意走動、交談、以及玩手機，因此，在勞動力市場上新生代農民工主動放棄製造業工作的現象越來越常見。

但是，相比之下，外賣騎手真的是一份「自由」的工作嗎？這可以藉助勞工社會學的勞動過程理論來理解。

算法上的新遊戲

在這種模式下，騎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剝奪，失去了對時間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來工作，這可以說是製造業中泰勒制流水線去技能化生產的升級版。

外賣騎手與互聯網平台之間存在三種類型的用工關係：專送模式、外包模式與眾包模式。

在專送模式中，平台與騎手形成勞動關係，騎手全職工作，平台為騎手提供基本的固定底薪；在外包模式中，平台將配送業務外包給二級區域代理商，由代理商自行招募騎手，雖然騎手身穿平台制服，但平台與騎手之間只是一種勞務派遣，不存在勞動關係；在眾包模式中，平台與騎手不存在正式的用工關係，騎手只需要在APP系統註冊，由餐廳商家出錢派單，而騎手在APP系統中搶單配送。相對於專送模式中清楚的勞動關係，外包模式與眾包模式中騎手的身份界定在現有的勞動法律體系中還比較模糊，成為當前平台經濟用工爭議處理繞不開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外賣行業在資本兼併整合的作用下已經形成「美團」、「餓了麼」雙寡頭的局面，平台基本壟斷了消費者與商家的訂單信息，因此騎手在選擇這個工作時只能被動接受平台在定價、派單、獎懲和評價等方面的運行規則。

不管是哪一種用工關係，平台對騎手的管理與控制都是建立在算法的基礎上，騎手的數據特徵，包括所在位置、在線時間、接單數量、配送進度、客戶評價等不斷被累積記錄，平台並以此進行大數據分析，智能分配訂單，並通過系統監控騎手的接單情況、送餐路線，在送達後，騎手還需要請求任務結束。

在這種模式下，騎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剝奪，失去了對時間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來工作，這可以說是製造業中泰勒制流水線去技能化生產的升級版。

此外，在算法的邏輯下，平台通過精確計算，不斷縮短配送的時長，要求騎手不斷加快速度，提高效率，但是忽略了騎手在派送過程中的天氣、交通以及其他突發情況，在準時送達的壓力下，經常可以看到騎手在街頭風馳電掣，逆行、闖紅燈，邊騎邊看手機的情況，後果就是騎手成為潛在的馬路殺手。這幾年全國各地外賣騎手發生交通事故的數量不斷增加，對自己和他人都造成傷害。

騎手的工作基本上是高度個體化的，兩大外賣平台都給騎手設計了嚴格的等級獎勵體系，根據騎手的工作表現和能力來確定現金獎勵和等級升級，比如全勤獎、衝單獎和惡劣天氣補貼，而且級別越高的騎手會被優先派單，或者拿到距離近、酬金高的單子。表面上看，騎手與騎手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競爭關係，但是在這一套激勵制度下，騎手的送單數量、騎行距離、好評數量的排名會讓他們陷入到一種勞動社會學家布洛維所說的「趕工遊戲」中，無形中增加了訂單量，延長了工作時間。有研究顯示騎手的每天平均工作時間為11.4小時，這已經是製造業「血汗工廠」的標準。

在獎勵制度之外，平台還設計了一套KPI考核機制來規訓騎手的工作行為與績效。具體的懲罰理由包括違反服裝、車輛、禮儀和安全等外在形式規範、超時、差評和投訴等，懲罰的手段主要是罰款，情節嚴重的將會被平台「封號」。平台每個月會對不同站點的騎手進行數據反饋評比，特別關注「異常取消率」和「差評率」，因為這兩個指標不僅影響代理商的外包資格，而且直接關係騎手的工資發放。在這個懲罰體系中，平台設計的罰款種類和數額遠多於獎勵，執行起來更嚴苛，任何違規行為都會被扣分，而扣分就會被扣款，分扣多了更影響接單，可以說騎手是處於弱勢地位，只能被動接受。而平台的申訴核查機制也僅限於由於商家出餐慢而造成超時的補助，缺乏有效協調處理騎手與平台之間爭議的機制。

在平台、商家之外，消費者是騎手面對面接觸和服務的對象，而消費者也通過APP系統干預騎手的勞動過程，即消費者可以看到看到騎手的接送單情況，騎行路線，可以催單和取消訂單，還可以對騎手的工作結果進行評價。平台為了保持自身的服務品質，提高消費者的粘性，奉行用戶至上的原則，高度重視消費者的評價，因而設計了一套處理與消費者關係時的情感規範，但在平台上，對消費者和騎手的信息呈現是不對稱的。

騎手是被邊緣化的，一旦因為超時或其他原因獲得差評，即使是消費者不經意的亂點或錯點，平台對騎手的扣分機制就會自動啟動，由系統判定，而且差評結果無法消除，這進一步加深了騎手的弱勢地位。雖然配送服務往往是短時一次性的行動，但為了避免獲得差評，騎手在接單那一刻起就需要額外付出一定的情感勞動，在配送過程中與用戶進行溝通，減少因為配送次序、路線選擇、迷路等原因造成的互不諒解、甚至是衝突。

是自由還是碎片？

雖然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外賣騎手穿街過巷，但是這種工作的本質事實上是被忽略的，即造成一種看得見的勞動者，看不見的工作環境的幻象。

從以上勞動過程可以看出，外賣配送基本上是一個准入門檻比較低的工作，並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尤其是在眾包模式下，只要有閒暇時間，任何人都可以在平台註冊成為兼職騎手，平台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培訓成本，基本半天就能上崗。這也是過去幾年製造業出現招工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相當一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不願意忍受流水線裝配重複單調又管理紀律嚴格的工作，轉而進入快遞外賣行業。而且，平台打出的「正常幹月入5000，努力幹月入8000，拼命幹月入過萬」的口號對招募騎手有足夠的吸引力。

但是，平台的薪酬制度是按配送的訂單量來計算的，也就是製造業裏的「計件工作」，多勞多得，所以表面看，騎手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進入和退出這個工作以及每天在線接單多長時間，然而，在平台的算法邏輯下，拿到高收入意味着在線時間更長，送餐單數更多，評價分數更高，這無疑會極大地壓縮騎手勞動力再生產的時間。在製造業中，生產和再生產的時間界限是嚴格規定好的，但是在平台經濟中，工作和業餘時間的邊界是模糊的，從這個角度看，雖然沒有流水線那種有形的生產管理制度，但是騎手無時無刻不處於算法系統的監督控制之下，沒有真正的自由。

在製造業不景氣的環境下，平台經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這是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轉變。但是，通過分析外派配送的勞動過程可以發現這種新型的僱傭工作仍然是在延續舊有的剝削形態，因為雖然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外賣騎手穿街過巷，但是這種工作的本質事實上是被忽略的，即造成一種看得見的勞動者，看不見的工作環境的幻象。

以製造業為例，人們可以通過企業是否跟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和購買社會保險，農民工的工資是否符合最低工資標準，工作時間和加班時間是否符合勞動法規定，工傷職業病是否能得到相應的賠償，居住條件是否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要求等指標來判定一家企業是否屬於「血汗工廠」，並且農民工可以通過法律程序和社會運動來改善工作生活處境。但是，在平台經濟中，那些業已在製造業中建立的法律社會規範至今並不能發揮保護勞動者的作用，因為在全球資本的助推下，平台經濟從一種商業現象發展成一種經濟形態的速度非常快，不單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對平台經濟的討論、研究乃至制定相應的政策法律都處於起步階段。

平台經濟的工作一方面成為吸納低學歷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蓄水池，另一方面也將他們推向了一個不穩定和脆弱的零散就業狀態，因為平台經濟的用工關係更趨向個體化。雖然平台與騎手之間存在三種形式的用工關係，但在實際的運作中，這種複雜多樣的用工設計會造成騎手的認知困難，明明穿着平台的制服，但是在出現交通意外等情況下，平台往往會以不存在勞動關係為由推脱責任，使得騎手要進行維權就必須先通過法律程序確認自己的勞動關係，這對眾包模式中的騎手更為困難。在中國現有的勞動法律框架下，勞動關係、勞務派遣與個體化有着不同的適用場景，而平台經濟中模糊的用工關係狀態讓平台對騎手得以享有最大的控制權力，卻承擔最小的責任，這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對那些把外賣配送當成全職工作的騎手來說，平台是他們唯一的生計來源，這意味着騎手對平台的完全依附，騎手因為多種原因導致經常被扣分罰款，甚至封號，他們的生活將會陷入困境。其實罰款作為懲罰手段在製造業中也一直存在，根據法律規定，每月扣除的部分不能超過勞動者當月工資的20%。如果扣除後的剩餘工資部門低於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則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但是，目前平台對騎手過重過細，導致往往客戶一個差評就讓騎手一週的勞動化為烏有，因此，平台的懲罰規則需要按照現有法律規範重新檢討調整。

相比於在製造業中，由於勞動關係相對穩定，社保的參保比率不斷提高，平台經濟中不穩定的勞動關係造成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對騎手的社會保障難以覆蓋。雖然這個工作的流動性很高，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都覺得自己是暫時當一下騎手，等掙夠錢了就回老家或做其他行業，所以社保繳費的需求和意願還不高，除了一些專送騎手有社保外，外包代理商只願意給一年以上的騎手繳納社保或購買人生意外傷害保險，而眾包騎手只能自己承擔風險。由於路況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騎手的工作其實危險性很高，如果沒有工傷保險，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對生計和生命的影響都很嚴重。

勞動政治重構

除了技術性的一面之外，算法的社會性一面也應該被重視和討論。

隨着中國靈活就業規模的擴大，非標準的勞動關係將成為就業的常態，在短期性、臨時性的平台經濟趨勢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將變得更加碎片化、個體化，看似是一種自由選擇，但是不規則的工作時間導致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使得他們的工作負擔加重。平台經濟的工作是一種低技能的工作，進入和退出的門檻低，只能暫時維持生計，但無法實現技能積累，隨着年齡的增加，在勞動力市場上只會處於更加不利的境地。

平台經濟的算法機制是在鼓勵、製造個人主義，而不是集體能力，原子化的騎手對於平台管理者來說只是地圖上的一個點一條線，被去人格化，各種程序、問題儘量都通過APP系統來處理，避免面對面的溝通，也就最大限度地減少騎手反抗的形式與可能性。另一方面，平台也高度依賴數百萬騎手在勞動過程中生成的數據，通過機器學習來訓練算法，使其功能更加完善，反過來對騎手的管理控制更加精確。

從勞工社會學的角度看，平台經濟的工作並不是真的自由，而是讓騎手自僱化，所謂的靈活就業其實也就是一種逃避勞動權利與社會保障的用工關係；而利用空餘時間掙錢更是一種假象，其薪酬體系和獎懲規則的設計只會內在驅動騎手不斷進行「趕工遊戲」，因此就沒有空餘時間這回事，而是要模糊工作與生活的界限，不斷延長勞動實踐。

建立在算法基礎上的管理控制本質上也是一種去技能化的、原子化的泰勒制，不過更為隱蔽和精巧，算法作為平台經濟的基礎實施，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勞動政治的重構，因此除了技術性的一面之外，算法的社會性一面也應該被重視和討論，必經在平台經濟的生態系統中，勞動者往往是最被忽視的。

（許輝，德國耶拿弗裏得裏希-席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