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鼎新：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

【編者按】：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9年6月號（總第173期）文章。端傳媒與《二十一世紀》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經雜誌與作者授權轉載。本文不代表端傳媒立場，但端傳媒期待透過此一契機，重新檢討當代中國社會公共輿論及思想狀況，後續將有多篇回應文章，敬請期待。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版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性質：學術雙月刊

當期雜誌：2019年6月號

在2018年，中國社會出現了各種不安和焦慮情緒。關心政治和一些原先不關心政治的人士都有了一種普遍的危機感。在多種場合下，我反覆聽到了如下的聲音：有人說中國的外交戰略出了問題，說我們忘記了鄧公制訂的「韜光養晦」策略，導致了美國各路精英在遏制中國方面形成了共識；有人說中國的經濟政策出了大問題，導致了民營企業家的普遍不安和進一步的「國進民退」；有人說中國的統一戰線政策出了大問題，以至於近三十年來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緊張過；有人說中國的中下層官員目前存在着明顯的懶政怠政現象，給各項工作的實施帶來了困難；也有人說除了上海、浙江等少數地區外，中國各級政府財政遇到了嚴重困難⋯⋯

我並不否認這些說法的背後有着不同程度的事實依據，但是我想問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甚麼時候不是問題一大堆？近二十五年來，中國經歷了許多重大挑戰：經濟過熱、銀行債務危機、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三農問題、環境污染、一波又一波的社會抗爭浪潮，以及數次公共衞生和食品安全危機等等。正因為如此，各種「中國崩潰論」在國際國內從來不缺乏鼓吹者和聽眾。但是中國卻在這些「危機」和「唱衰」過程中不斷發展，成了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此過程中民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貧富差距顯著縮小。我們也許可以因此認為，這次來自民間的普遍焦慮情緒沒有甚麼可怕的。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基本上都把90年代以來的各種「社會危機」看作是前進中的曲折，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但這一波社會焦慮卻引起了我在一定程度上的擔心，因為最近中國的確發生了與以往不同的兩個根本性變化。

第一，以往的社會不安情緒針對的都是改革開放給社會帶來的一些負面代價。這類不安情緒雖然看起來嚴重，然而它們並不動搖文化大革命後由鄧小平建立起來的改革共識。改革開放的確帶來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但從總體上來說全民所獲得的好處始終要大得多，並且許多民眾所關切的社會問題在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或者得到了解決，或者不再是主要問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社會焦慮的背後有一種對走「回頭路」的恐懼。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社會焦慮的背後有一種對走「回頭路」的恐懼。

第二，讓我更擔心的是，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性質在近年來發生了令人擔憂的變化。如果把中國的知識份子價值譜系以國家主義者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左派為一端，以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者為另一端，並且把他們分別標記為「左派」和「右派」，我們會發覺，自改革開放伊始到2003年，中國社會公共輿論的分布一直有着右強左弱的偏斜單峰型特徵。但是，從2003到2014年長達十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的公共輿論開始朝正態分布的方向發展。從2014年以來，中國的公共輿論空間卻逐漸發展成一個左右衝高、中間走低的兩極雙峰型分布，並且左右兩端（特別是左的一端）都佔據一定的道德高地和出現了極端化傾向（见下圖）。這種公共輿論的分布對於政權穩定是很不利的。

本文描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共輿論空間性質的變化，同時準備回答以下兩個問題：其一，2003至2014年間正態的公共輿論空間分布是怎麼形成的；其二，這個對中國政治穩定有極大好處的公共輿論的正態分布，是如何轉向令人擔憂的兩極雙峰型分布的。最後將探討化解目前的兩極雙峰型公共輿論分布的方法。

此外，為了避免讀者產生太大的誤解，必須對文中的分析對象和所使用的一些最為重要的概念做一簡單講解：本文所分析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發展以及那些在公共輿論空間中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士，包括新聞工作人員、大學教授，以及一些在互聯網時代出現的「粉絲」眾多、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被稱為「中V」或者「大V」的微博博主和政治「網紅」。

在我的行文中，「右」指的是對國家力量持懷疑態度的、把西方多黨制民主當作是歷史進步的力量的一類人士。在中國的語境下，持「右」觀點的人往往會自認為、或者被認定為「自由主義者」，雖然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西方的同類思想有很大的差別，並且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性質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在發生變化。本文把這類人士統稱為「自由主義者」只是為了分析和行文的方便。

一般來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會認為解決途徑在於「西化」，即走西方的憲政、法治和多黨制民主道路，而中國的左派則認為加大國家權力，堅持中國價值觀，甚至是回歸經典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傳統才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關鍵。

在中國的語境中，持「左」觀點的人之間的差異更大，他們之中有國家主義者、新左派、機會主義者，以及那些為文革張目、反對市場改革的人士和提倡階級鬥爭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自80年代以來，這個群體的性質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中國的「左」和「右」兩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都會對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產生的各種新的不公正現象採取批評態度，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解決途徑。一般來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會認為解決途徑在於「西化」，即走西方的憲政、法治和多黨制民主道路，而中國的左派則認為加大國家權力，堅持中國價值觀，甚至是回歸經典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傳統才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關鍵。中國左右群體的觀點和性質在不斷變化這一事實，在以下的分析中還會多次提到。

一、公共輿論空間的性質和政治穩定之間的原理性關係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於以下三個公共輿論空間的性質和政治穩定之間的原理性關係。第一，意見多樣性與政治穩定性。有利於政治穩定的公共輿論空間有兩個特徵，其一是聲音的多樣性，其二是觀點的居中性（即左右兩極聲音的市場很小）。用統計的術語來說，有利於政治穩定的公共輿論空間的意見分布應該是一個正態分布。

這樣的公共輿論空間能產生三個政治穩定效應：

（1）它有助於社會上產生交互性的利益和認同感（cross-cutting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讓我用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交互性的利益和認同感對於社會政治穩定的重要性：比如，在任何社會中，工人內部都有白領和藍領、熟練工和非熟練工、男工和女工、服務行業和生產行業、農民工和城裏人、內地工人和沿海工人、青年工人和中老年工人等等的區別。在工人之外，社會上還有許多其他群體。不同的工人之間，或者不同的群體之間在利益和訴求上一般來說不但不會相同，甚至還會有所衝突。他們的衝突和交鋒起到了一個相互牽制的作用，使得任何一種聲音和力量都很難佔據絕對上風。這樣的公共輿論空間可以說具有自穩定的性質，因此能降低統治成本。聰明的當政者一般不會怕工人內部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訴求，而只會怕他們的訴求達成了一致。

（2）一個呈正態分布的公共輿論空間能給人們現實感。箇中原因十分簡單：現實感來自於阻力和挫折。在這樣的公共輿論空間中，只要有某種聲音，就必然有反對聲音；只要有一種利益訴求，自然就會有與之相左的其他利益訴求；你可以要價很高，但是其他群體的行動會把你的拉回現實。美國人稍微獲得點利益就很滿足，而中國人拿到大量好處後還牢騷滿腹，其背後的原因就是美國的公共輿論空間內部聲音多樣，故而各個社會群體形成了相互掣肘，而中國的公共輿論空間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一直缺乏多樣性，民眾因此就會缺乏現實感，並且他們的意見也容易出現一邊倒現象。

（3）在一個呈正態分布的公共輿論空間中，持左右兩端立場的人不但在人數上不會佔上風，並且其聲音也很難在社會上形成主導。關於這一點我無需多言，因為這就是正態分布的性質。

聰明的當政者一般不會怕工人內部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訴求，而只會怕他們的訴求達成了一致。

第二，既然呈正態分布的公共輿論空間在中間很擁擠並且持左右兩端立場的人會處於邊緣，一個直接的推論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公共輿論空間中，新的思想很難飛快發展並佔據很大的市場。但是，如果公共輿論空間僅僅由一種或者少數幾種觀念主導，這種單調性就會給新思想和新觀念的發展提供很大的市場。特別是在一個單調的公共輿論空間中，反體制的思想或觀念在發展初期會因為缺乏反制性思想的平衡而得到飛躍式發展。從這個原理出發我們可以得出以下推論：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一個反體制思想對政權的挑戰性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其他思想的出現而減弱。

第三，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與當政者統治意識形態譜系接近的極端思想對政治穩定性的挑戰往往會更大。這個原理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當統治者對與其意識形態相左的思想群體進行彈壓時，雖然這種彈壓會在同情反體制思想的群體中產生反感，但是這反感不會延伸到其他群體，特別是與統治者價值觀一致的群體中。然而，在面對與統治意識形態接近的極端思想時，當政者就會處在一個兩難境地：如果聽之任之，當政者的行為和決策就會被極端意識形態綁架；如果對其進行彈壓，由於該極端思想與統治意識形態十分近似而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彈壓就有可能顯露當政者在價值觀問題上的機會主義，使其喪失道德高地。這就是為甚麼我在多種場合提出，對於一個左派政黨來說，鄧小平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智慧。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與當政者統治意識形態譜系接近的極端思想對政治穩定性的挑戰往往會更大。

從以上三個原理來看，聰明的當政者似乎都應該通過開放思想和言路，利用社會利益和意見的多樣性來獲取政治穩定。然而事實卻不是這麼簡單。對於面臨嚴重政治危機的當政者來說，控制思想和言路可能是獲取眼前政治穩定的唯一途徑；對於那些只顧眼前利益的當政者來說，他們會認為控制思想和言路對於獲取短期政治穩定可能會更有效；對於那些覺得自己已經認準了正確歷史方向的當政者來說，他們會認為控制思想和言路是一個能快速讓大眾獲取真理的道德選擇；對於那些處於較為封閉的社會中、但卻了解社會利益和意見的多樣性對於政治穩定的好處的當政者來說，從封閉走向開放所帶來的不穩定可能會是他們不敢放開思想和言路的原因。歷史因此總是要比理論來得複雜得多。以下是我對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共輿論空間性質變化的描述，以及背後原因的分析。

二、自由主義思潮主宰

中國公共輿論空間在80年代不斷擴大，並且也不再完全受國家支配。此後，作為對於文革那個瘋狂時代的反彈，自由主義思潮馬上就在公共輿論空間中佔據了主宰地位。80年代的自由主義者提出了諸如「全盤西化」和「沒有民主化，就沒有四個現代化」等口號，但是這些人同時也是文革這個封閉和瘋狂時代的產物。他們對西方的經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沒有多少了解，會把「民主」簡單等同於「自由」，對西方歷史和中國歷史都非常陌生，還繼承了文革中毛澤東所賦予的大民主精神，或者說造反精神。他們提倡自由主義主要是因為1976年之前一次次針對知識份子的運動，以及文革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使他們對一度受到高度認可的共產主義信仰產生了懷疑，對強大的國家權力產生了強烈的恐懼。他們的「信仰危機」以及對國家權力的排斥在社會上，乃至在黨內有很大的共鳴，因為大量的老幹部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

從大方向來說，這個群體與政府內部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有着一定的重合，但是改革派強調改革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並且中國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改革，這成了他們之間一個根本的分歧。對於當時的政府來說，80年代的自由主義群體是一個較難對付的力量，這背後有幾個原因：

第一，由於長期閉關鎖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公共輿論空間處於初始發展階段，各種新的思想在這樣的空間中擁有巨大的市場。比如在當時的大學中，一個對西方世界的介紹性報告就會吸引數千聽眾。

第二，這批人具有從文革帶來的「造反」精神，對於當政者來說都比較難駕馭。

第三，文革的災難在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限制國家權力，特別是限制最高領導人權力的共識；這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不少提法在黨內也有巨大共鳴。

第四，文革後全國民眾對國家權力有着極大的不信任：一旦政府發動對這些知識份子的批判，社會上馬上就會產生「共產黨又要走回頭路了」這樣的說法。為了保證改革開放的持續，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80年代政府對於各種自由主義傾向的彈壓，不論是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還是1986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在發起不久後就戛然而止。但是，這些「運動」並不是沒有後果：每一次這樣的運動過後，政府就樹立起數位名揚全國的「英雄」（當時名噪一時的人物，比如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等人的名聲，其實都是被政府的批判文章給炒了起來的），觸怒和極端化了更多的「鬥士」，同時也給社會留下了新的傷疤。

因此，儘管80年代的中國在迅速走向開放，民眾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顯著提高，但是國家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關係卻愈來愈差，並且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話語愈來愈佔據了道德高地。這些都是造成「八九學運」的重要原因。

鄧小平「九二南巡」後中國發生了幾個重要的變化：

第一，八九後許多國人認為中國已經不會再進一步改革開放，但是鄧小平的南巡以及此後大力度的改革使得大家看到了政府高層的改革決心；再加上南巡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市場經濟改革於是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共識。

第二，毛澤東時代的許多國家政策是全國性的。一個政策一旦出現錯誤（比如文革和上山下鄉），就會造就一個超大規模的、具有十分相似的怨恨和利益的群體。鄧小平南巡後的市場經濟改革雖然也是全國性的政策，但是其後果卻因地因人而異。具體說就是，有人發財了，有人幹得不錯，有人卻可能下崗了，並且各地和各單位情況很不一樣。這就使得中國的社會矛盾在朝着地方化、局部化和去政治化的方向發展。

第三，隨着大量的極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八九後流亡海外，具有直接顛覆性的言論在國內有很大程度的萎縮。再加上鄧小平南巡後帶來的寬鬆形勢，以及之後出現的社會矛盾地方化、局部化和去政治化的傾向，中國政府在90年代對社會上不同聲音的容忍度也逐漸加大。隨着政府容忍度的加大，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思想譜系開始走向多元：新左派開始出現，老左派開始回潮，國家主義思想開始抬頭，不關心政治的人開始增多。當然，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社會仍居於主導，並且在公共輿論空間中繼續佔據着道德制高點。

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短板和正態分布公共輿論空間的形成

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的經濟開始飛速發展，但是大量的社會問題也伴隨着經濟發展出現。從90年代後的近十幾年中，雖然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聲音日趨多元，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主體（更精確地說是經濟自由主義者之外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直是最為主要的社會批評群體，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在其他社會中左派群體所承擔的責任。他們對伴隨着改革開放出現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幹部腐敗、工人下崗、環境污染、農民失地和農村稅賦過高、農民工待遇、公共衞生和食品安全問題等等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們的批評不見得準確，有時甚至還很片面，但是從總體來說，他們所關心的大多數問題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可以說，他們的批評是社會問題的一個風向標，對中國官員起到了很大的施壓和監督作用。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的大量政策和行為方式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壓力。如果沒有這個群體的存在，我很難想像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就。

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的大量政策和行為方式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壓力。

但是世界形勢、中國社會，以及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性質在這個時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世界，「第三次民主浪潮」在上世紀90年代令許多國家人民嚮往，但是到了2010年左右，保守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大規模回潮。在國內，面對多方面的壓力，胡錦濤、溫家寶時代的中國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這些政策在降低市場的力量和強化大型國有企業勢力的同時，給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注入了穩定因素，也給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帶來了巨大提高。到了2010年左右，我們會發覺中國不僅僅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大國，還是同時期普通民眾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一個大國。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性質在同時期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日見豐厚的收入限制了他們言行的尺度。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目標愈來愈局限於揭露社會黑暗，而不是直接追求西方民主體制。從當政者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制度化的群體。其次，這個群體開始有了腐敗傾向。他們的腐敗主要有三個來源：其一當然是在快速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機會；其二是因為這個群體在國內長期佔據着道德高地，並且政府對這個群體的壓制往往給予他們道德優勢，他們的道德優勢和掌握着的話語權於是就成了腐敗源泉；其三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社會上不存在可以與這個群體相匹配的反制力量，而缺乏有效制約是腐敗產生的重要原因。

「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是自由主義的一句名言，不幸的是這句名言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適用。國內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腐敗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是經濟性的，那就是有人把揭露社會黑暗與經濟利益掛鈎。他們對某些公司的揭黑行為背後存在商業利益，寫收費軟文的行為也並不少見。其二是非經濟性的，那就是說話不講證據，不負責任。他們無視世界政治形勢的變化和國內民眾在生活水平上的普遍提高，在許多方面的言論在人們聽來是愈來愈不靠譜。這就使得「民主鬥士」和「公知」（即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逐漸成了負面的、經常是用來諷刺挖苦和攻擊他人的形容詞。在各種自發的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反制過程中，一個對國家穩定有着重要意義的呈正態分布的公共輿論空間逐漸形成。

四、「自乾五」群體的興起和公共輿論空間的正態化

據我對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長期觀察，呈正態分布的公共輿論空間在中國的形成是一個歷時多年的過程，其中有不少轉折點，而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2005年圍繞着雲南怒江建水壩而引起的爭論。

2003年3月，華能國際電力股份公司和雲南省政府決定在怒江興建大型水電站。這個計劃被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准後招來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主導的環保組織（比如「綠家園」、「雲南大眾流域」）和媒體的廣泛批評。但是，國內的環保組織和媒體的批評聲音遭到了方舟子等人的反擊，並且引發了長達近一年的辯論。應該說，國內環保人士的這次遭遇是比較難堪的。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言行經常會受到來自政府方面的各種限制和控制，但是他們的聲音在社會上卻佔據着道德制高點。在西方，可以說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反運動，任何聲音都有反對聲音；但在當時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聲音被認為是代表着「真理」、「良心」而通行無阻。沒有反對聲音使得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說話行事方面一直不太嚴謹，這種不嚴謹在中國也從來不是甚麼問題。不過，這一次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碰上了一個「較真」的人——方舟子。

在西方，可以說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反運動，任何聲音都有反對聲音；但在當時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聲音被認為是代表着「真理」、「良心」而通行無阻。

方舟子在2005年4月參加了一個由雲南省政府組織的怒江考察團後，開始對環保人士和支持他們的媒體展開了抨擊。據考察，方舟子的批評在事實層面絕大多數都是成立的。比如環保人士說怒江是中國唯一的一條原生態河流，但方舟子指出怒江的幹流在西藏境內已經建成了兩座水壩；比如環保人士說怒江建壩會加劇該地區的水土流失，但方舟子卻指出怒江水壩計劃被淹掉的部分已經都沒有甚麼植被了，因此水土流失特別嚴重，而建壩和移民還有助於緩解當地的水土流失；還比如環保人士說怒江水壩的年發電量才2,000多萬度，但方舟子卻指出規劃中的水壩發電量是1,000多億度，或者說環保人士把水壩的規劃發電量說小了5,000倍。

由於方舟子所指出的都是一些基本事實，環保人士因此相當狼狽；不少人也因而痛恨方舟子。我當時對此有不同看法。我以為，我們要支持環保，但同時也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的理性原則；特別是，我們絕不能給予任何為「正義事業」而奮鬥的人一種特殊的道德高地，因為這種「特殊」的背後往往會藏有或引發腐敗。我還認為，如果這些環保人士能夠進行真誠反思的話，這次挫折對於中國環保運動的長遠健康發展是有益的，因為任何社會運動都需要在反運動的壓力下才能健康發展。

最後，我把圍繞怒江建壩的爭論看作是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發展的一個具有轉折點意義的事件：此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話語在社會上所向披靡，只要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講出的話，這話往往在社會上被視為真理；只要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所發起的社會運動，這個運動絕不會有與之抗衡的反運動。但是這次一個並不代表國家聲音的反運動出現了。如果這是一個迹象的話，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性質也許正在朝着正態分布方向發展。帶着這個思考，我開始密切關注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發展。此後不久，微博在中國興起，數年內我在微博上觀察着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發展，我的觀察證實了我的觀點。

微博興起後不久，微博上各種自發的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批判就變得常見。比如，2009年瀋陽無證小販夏俊峰殺死了兩個城管。2011年夏俊峰被判死刑的消息傳出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網上發表了各種同情夏俊峰、痛斥國內司法的言論，他們還為夏俊峰十二歲的「天才」兒子舉辦了個人畫展並且出版了他的畫冊。但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網上網下的言論遭到了大量的反擊，並且夏俊峰兒子的畫也被質疑為代作。還比如，2009年好萊塢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在中國上映後，國內民眾對孟買面積僅有1.75平方公里但卻住有一百多萬人的達拉維（Dharavi）貧民窟開始有所了解。之後，國內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記者開始對達拉維貧民窟民眾「有尊嚴」的生活做了正面的報導，影射國內民眾雖然生活條件優越，卻缺乏有尊嚴的生存狀態。這些報導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反擊。網上不少留言直接叫板那些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士，讓他們移民印度，在貧民窟住上一段時間，親自體驗一下再說。

在微博這個公共領域，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圍繞着作家韓寒抄襲問題引發的一場大辯論。2011年底，韓寒發表了〈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韓三篇」），由此引發了網上的許多討論。在此過程中IT人士麥田在「新浪博客」發表了〈人造韓寒：一場關於「公民」的鬧劇〉的博文，質疑韓寒部分作品，特別是早期作品有人代筆bm。此後韓寒發文駁斥，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長達一年之久的網上大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支持韓寒的主要是多年追捧韓寒的南方報系記者和各類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反對韓寒的則是一個非常鬆散的「聯盟」，其中有曹長青這樣的「異見份子」，有理性自由主義者，有認為「韓三篇」偏離了韓寒一貫堅持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主張一切以證據為先的人士，也有左派知識份子。

從邏輯和證據上來說，反對韓寒的一方在這次辯論中要強大得多。支持韓寒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因為對韓寒有過多年的追捧，擔心韓寒的「隕落」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把這場爭論認定為一場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絞殺運動。民辦教育家信力建在一篇博文中直接道出了當時不少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擔憂：「如果韓寒被搞掉，中國將倒退20年；如果連挺韓寒的眾多知識份子都被搞掉，中國將回到文革。」正是由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被迫害」感，這一場圍繞着韓寒抄襲問題的辯論發展成一個以理性為先的鬆散群體和一個腦子裏有着各種包袱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群體之間的論戰。雖然這場論戰沒有明確的勝利者，但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道德資源卻因為他們的非理性言論和行動而受到大面積侵蝕。同時，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的性質也進一步朝着具有較高多樣性的正態分布方向發展。

「反韓」運動中，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空前活躍。當年活躍在網上的一些「中V」的網名或者真名至今我仍然能清楚記得：彭曉芸、木子美、肖鷹、十年砍柴、張鶴慈、戴建業、染香、兔主席、折花哥、李劍芒、破破的橋、笑蜀、慕容雪村、嚴鋒、李海鵬、蕭瀚、張放、李鐵、無風即風、醉魚、夢遺唐朝等等。他們觀點各異，從極端自由派到左派和民族主義者甚麼都有；他們的文字水平和邏輯能力也有高低不同。他們中的一部分，以及我這兒沒有提及的大量活躍在網上的人士，在「反韓」論戰中以及在其他不少問題上的表現的確很「自乾五」，因為他們在某些議題上經常抨擊國內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並且他們的行動並不受政府支配。

五、「自乾五」群體的消失和兩極雙峰公共輿論分布的形成

中國逐漸形成的正態公共輿論空間在2014年發生了一個逆轉。最具有標誌性的轉折點是2014年10月15日網絡寫手周小平和花千芳參加了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周小平和花千芳是微博時代興起的網上「自乾五」群體中既不起眼也不怎麼靠譜的成員，但兩人在參會後名聲大噪，受到了社會方方面面的關注，同時也迎來了各種質疑。就微博上的情況來看，對這兩人持有異議的聲音佔了大多數。

中國逐漸形成的正態公共輿論空間在2014年發生了一個逆轉。最具有標誌性的轉折點是2014年10月15日網絡寫手周小平和花千芳參加了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

異議的背後當然有不同的原因。網上的自由主義人士面對此類情況時發出的總是反對和嘲諷聲音，這並不奇怪。但是即使是在「自乾五」群體中，持負面看法的人也居多。他們中有人出於嫉妒，以為自己的水平遠在周、花兩人之上，卻沒有受到政府的青睞，因此不平；有人出於清高，對政府高調收編「自乾五」群體的行為表示不滿和警惕；有人開始調查周小平的出身，發現他原名叫周平，曾經是「分貝網」的一名高管，並因該網站涉嫌色情營運而受到公安機關的調查；有人則開始「較真」，對周、花兩人在網上的各種言論進行了批評。在所有的批評聲中，最為著名就是方舟子在讀完周小平的《夢碎美利堅》一文後所寫的質疑文章。該文章把周小平對於美國的一些站不住腳的批評逐一進行了反駁，並且以諷刺的口吻指出，周小平文章「裏面列舉的關於美國的種種不是，幾乎全是他胡思亂想捏造出來的。他這是夢遊美利堅吧？」

可是，方舟子不知道，他這次所面對的並不是周小平，而是一個在民間被稱為「高級黑」的力量。其結果是，方文不但在網上被刪得乾乾淨淨，而且方舟子的所有博客和微博被全網封禁，連他的名字都成了敏感詞。微博上任何對於周小平的負面評論在此後也遭到了刪帖甚至是封號的待遇。據說，2017年落馬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魯煒，在封殺社會上對周小平和花千芳兩人的各種反對聲音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若果真如此，魯煒等人在整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蠻橫可以說是令人瞠目，並且他們行為的後果也十分嚴重。在方舟子和其他批評者被噤聲後，網上「自乾五」群體的聲音迅速萎縮。同時期，中國的網絡輿論空間繼續收緊，許多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網上名人紛紛被禁言，而左傾的勢力則在日益增長。中國公共輿論空間在朝着一個左右衝高、中間聲音萎縮的兩極雙峰型方向發展。

六、公共輿論空間分布與政治穩定

從政權穩定的角度來說，左右衝高、中間聲音萎縮的公共輿論空間分布是非常危險的。首先，從2018年社會上對胡鞍鋼的「強國理論」的激烈批判，以及大量的其他迹象中可以看出，原本在社會中間力量擠壓下有衰退趨勢的自由主義群體因為近年來受到了嚴重打壓而再次獲得廣泛的同情。他們不但重新佔據了道德高地，並且他們的一些觀點在社會上的認可度也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就目前的情況來說，被重新道德化了的自由主義群體並不是對當下政權的主要威脅。畢竟，世界大勢與「第三次民主浪潮」初期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就當前的形勢來說，對中國政治穩定構成最大挑戰的是各種左派思潮和勢力。為了分析的方便，我把當下中國的各種左派力量大致分為四類：新左派、老左派、學生左派和「雙面人」左派。當然，在真實的世界中這四類力量有不同程度的重疊。

新左派興起於上世紀90年代，持這一觀點的人士主要是一些高級知識份子。這批人在與西方世界學術圈交流時堅持捍衞中國視角和中國利益，並且他們的言論能為西方左派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聽懂並引起共鳴。可以說，他們是中國在西方世界一個重要的「軟實力」表現。但是，這批人在評論不少國內問題上則有時會語焉不詳，並且經常採用保守的功能主義視角。他們的保守視角與不少「唱好」中國的西方左派學者的觀點也很相似。不過，西方學者「唱好」中國目的在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者說在於解構本國的各種權力，而中國新左派則經常會在捍衞本國利益的同時無意間也捍衞了權力。新左派保守的一面使他們在國內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經常處於尷尬的境地，因而常被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詬病。但是，新左派學者中不少人有着非常良好的學術造詣。他們大多深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並且在思想本質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西方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傾向（其實，馬克思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

新左派在與西方世界學術圈交流時堅持捍衞中國視角和中國利益，並且他們的言論能為西方左派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聽懂並引起共鳴。可以說，他們是中國在西方世界一個重要的「軟實力」表現。

近年來，中國湧現出一批自信蠻橫的官員（許多人屬於我以下會專門分析的「雙面人」左派）。這些人對新左派群體在中國政治穩定和對外形象方面的貢獻完全無知，對新左派群體的話語體系可以說是既聽不懂也不理解，這批官員的行為嚴重擠壓了新左派的生存空間。同時，面對中國新的政治形勢，新左派知識份子往往只能保持沉默。可以說，在當前的形勢下，新左派的影響力正在萎縮。

老左派掌握着像「烏有之鄉」、「察網」、「紅色中國」、「毛澤東思想旗幟網」之類的網站。這些網站的影響力和極端程度不一，體制對它們的態度也有明顯不同。這些網站在改革開放中受益較小的，或者那些自認為受益較小的群體中有一定的影響力。近年來老左派獲得了大量的政治機會，讓他們的言行變得愈來愈具有攻擊力。多年前，老左派的攻擊目標主要集中在一些「西奴」，近年來，他們對不符合老左派主張的主流思想也展開了攻擊。老左派的弱點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有肯定文革的傾向。這些人懷念「四人幫」，反對市場經濟，並且對鄧小平所建立起來的改革共識持負面態度。因此他們的觀點在當下的社會很難被廣泛接受，並且也很難為當政者所真正接受。此外，不少持老左派觀點的人與現政權有着各種關係，而且他們中不少人已經過了把理想轉化為街頭政治的年紀，因此不可能直接採取極端行動。總之，雖然老左派的影響力有明顯回升，但是如果不能和其他左傾思潮和勢力合流，他們就不會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雖然老左派的影響力有明顯回升，但是如果不能和其他左傾思潮和勢力合流，他們就不會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學生左派主要存在於大學生中。近年來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安理工大學等出現了一些規模不等、名稱不一的左派學生讀書會（社會上往往稱之為「馬會」）。就我的理解，在當下中國的官方話語中，馬克思主義指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說是一個由「改革開放」、「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理論構建起來的一套話語體系，而不是甚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得到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沒有國界」、「無產階級專政」、「廢除私有制」、「繼續革命」等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如果鼓勵學生去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的原典，完全無法保證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會與官方的理解達成一致；我們甚至不能保證他們的觀點和行動會局限在改良型的、提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存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框架下。學生左派與老左派有許多不同，最為明顯的就是老左派的底色是懷舊保守，而學生左派的底色則是造反革命。當年輕學生們自以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真理」後，必然會把思想轉化為行動。如果說在幾年前發生的北大「馬會」學生和人民大學主張「平民教育」的學生幫助學校後勤工人維權的行動是預演的話，那麼2018年各校「馬會」學生在佳士科技公司勞資糾紛中的表現可以說是直接站到了工人抗爭運動的前沿。

應該說，學生左派在大學生中目前處於絕對少數，他們中許多人不滿的源泉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基於個人的——往往都有一些使他們較難融入大學主流生活的特殊人生經歷。但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一旦這個群體把個人經歷所帶來的各種不滿與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具有造反精神的理論聯繫了起來，該群體的力量在目前即使是極其微小，也不容小覷（我們不能忘記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時力量也極其微弱）：第一，學生左派大多是「90後」。他們既不懂文革，也和文革的破壞性後果沒有直接關係；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都是新時代的問題。與老左派相比，這些學生的行動往往更能獲得社會各界的同情。第二，這批人在目前國內意識形態譜系中是新生力量。他們和國家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上世紀8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國家的關係，或者說他們對於當政者來說是一個以前沒有打過交道的群體，他們與國家的關係也是一個沒有被制度化的、充滿不確定因素的關係。第三，這批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比較真誠的。他們研讀馬克思主義，並且把所學付諸於行動，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當下政府所提倡的。因此，如果對這批人的行動進行彈壓的話，當政者就會把自己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但是，如果當政者對這些學生的行動採取容忍態度的話，一旦經濟變壞，這一群體在社會上的影響就可能會迅速擴大。第四，學生左派介入佳士勞資糾紛後，香港的左派團體馬上跟進，國內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思想旗幟網」等老左派組織也相繼跟上。如果國內老左派與學生左派真正發生了聯合，這對當政者來說將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如果當政者對這些學生的行動採取容忍態度的話，一旦經濟變壞，這一群體在社會上的影響就可能會迅速擴大。

「雙面人」左派主要存在於各級幹部中。這批人高唱左傾論調，其實毫無信仰。2017年落馬的網信辦主任魯煒就是一個典型。魯煒落馬之前言行很「左」。他一手炮製出了周小平和花千芳這樣的「正能量」人物，並對網絡言論作出各種嚴厲限制，從而毀掉了微博上不斷壯大的中間聲音。他同時貪污腐敗、拉幫結派、陽奉陰違，是個典型的雙面人。雖然絕大多數「雙面人」左派遠不像魯煒這麼壞，但是他們在幹部隊伍中的人數卻還有一些。這批人的「左」的言論和行為背後有着各種機會主義目的，總結起來無非就是三類：其一，為了升官，對來自上級領導的聲音做「左」的解讀，並且層層加碼；其二，為了保官而寧左勿右；其三，利用「左」的政治話語來進行權力鬥爭，甚至是整人。他們的言行把國家政策引入了各種非常難以糾正的偏差，並給正直的政府官員、廣大的知識份子、大中小企業家，乃至全國人民帶來焦慮和失望。可以說，他們是最大的「高級黑」群體。

在當下，對中國的人心穩定、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最具挑戰性的就是「雙面人」左派。

儘管這幾年老左派的勢力有所增長，儘管學生左派在多個大學湧現，儘管這兩股力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流趨勢，但他們其實對當下中國社會並不構成嚴重危害。在當下，對中國的人心穩定、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最具挑戰性的就是「雙面人」左派。這批人不但人數可觀，並且還掌握着各種權力。雖然他們「左」的行為的背後都是機會主義目的，但是他們的行動深具破壞性後果。他們助長了社會上各種非理性的左傾勢力，毀掉了在網上和社會上出現的各種理性的中間聲音，並把社會各界引入十分焦慮和失望的境地，這些都是極其真實的。特別是這批人都是假左派，一旦國家在他們的折騰下出了嚴重問題，在關鍵時候跳船並且開始控訴現體制的人群中首先就會出現他們的身影。「八九學運」期間，我在加拿大觀察身邊留學生的行為，發覺原來深受體制器重和恩惠的人在那一刻往往最反體制，其中不少人其實只是為了拿到「綠卡」而已。

七、結語

自1978年改革開放始，中國公共輿論空間經歷了整整二十五年，直到2003年左右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具有極大正面意義的正態分布。但這個正態的公共輿論空間分布竟然在短短幾年內就遭到大面積破壞，導致中間聲音在社會上日趨衰弱，左傾聲音衝高，以及激進的自由主義聲音在社會上重新獲得廣泛同情並且重新被道德化。幾個像魯煒一樣的專橫跋扈的「雙面人」左派就能給中國日益有助於政治穩定的公共輿論空間造成如此災難性後果，令人噓唏不已。

我不反對左派。我認為左派是一個社會中必須要有的聲音，並且當下中國健康的左派聲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美國存在着大量的社會問題，而許多問題的根源就在於美國左派政治力量的薄弱。但我對當下中國「左」的傾向的確有很大憂慮，這背後有三個原因：其一是當下左派中掌握着權力的是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對中國政治十分不利的「雙面人」假左派；其二是學生左派在當下出現了極端化傾向；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在「雙面人」左派勢力的擠壓下，中國公共輿論空間中的中間聲音出現了大面積消退，而這一點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十分不利。

在「雙面人」左派勢力的擠壓下，中國公共輿論空間中的中間聲音出現了大面積消退，而這一點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十分不利。

在當下的公共輿論空間中，假左派似乎有很大勢力，而自由主義思想則在高度擠壓下被重新道德化。這使得國家處於兩難：不能及時糾偏會使得社會各方持續焦慮並喪失信心，社會矛盾也會進一步積累；但是一旦放開，被重新道德化並且重新在社會上取得很大同情的自由主義者的聲音則會像錢塘江潮一樣迎面打來。當政者目前面臨的兩難，很大程度上是「雙面人」左派所帶來的。可以說，逐漸邊緣化「雙面人」左派，在有序可控的範圍內逐漸放寬輿論，漸進引導中國公共輿論空間再次轉向正態分布，是讓民眾看到希望，讓中國達到長治久安的關鍵。

作為本文的結語，我有四點在政策層面上的建議：第一，雖然當前社會上有着各種不滿情緒，今年又是「八九學運」三十周年這麼一個「敏感」的年份，但「第三次民主浪潮」已經成為過去，並且當今世界並不存在着一個像「第三次民主浪潮」時期的「民主自由」思潮一樣，能讓人普遍信服的意識形態。

因此，種種不滿情緒很難集聚在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之下，或者說不會構成對於現政權的嚴重威脅。此外，中國人民目前普遍過着的都是在過去難以想像的「豐衣足食」的日子，並且中國的絕大多數的青年在目前並沒有像上世紀80年代的青年一樣有着巨大的政治熱情。換一種說法就是，雖然社會上存在着各種不滿，但這些都是比較意義下的不滿，而不是由民不聊生而導致的絕對不滿；這類不滿一般很難被激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千萬不能過度解讀當前的各種「危機」而過度反應，到頭來反而激化了矛盾。在當前左右兩邊衝高的公共輿論空間分布下，為政治穩定起見，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也許需要有一定控制，各種「鬧事」行為也有必要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是政府最需要做到的是控制左右兩邊的極端聲音，並把社會控制納入法治渠道。具體的例子就是，2018年發生的北大「保安人員」毆打大學生這類事件必須杜絕。這類做法會使得全民反感，使得法律失去嚴肅性，同時也損害了國家的道德資源。小事會釀成大禍，反政府力量往往都是被一些素質低下的基層國家機器成員的「高級黑」行為激發出來的。

在當前左右兩邊衝高的公共輿論空間分布下，政府最需要做到的是控制左右兩邊的極端聲音，並把社會控制納入法治渠道。

第二，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對未來的信心在去年上半年可以說是降至了9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而他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經濟發展減緩的勢頭。面對這一嚴峻形勢，政府在去年下半年起做了大量的重建民營企業家信心的努力。正是在這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10月22日在珠海的考察被拔到了「第二次南巡」的高度。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次南巡完全沒有起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作用。首先，知識份子的反應並不熱烈。其次，我所接觸到的民營企業家一般都把去年底以來的經濟走勢比做是「小陽春」。這就是說民營企業家雖然看到了近期的機會，對遠景卻依舊不看好。這原因其實很簡單：其一，近年興起的，讓民營企業家感到害怕的左傾浪潮目前並沒有明顯退潮；其二，中國知識份子的感覺在目前依舊普遍很糟糕。要讓民營企業家再次產生「春天」到來的感覺，除了經濟「南巡」外，還需要有一個強烈的、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開放信號，而這個信號必須和鄧小平在70年代末復出後的策略一樣，即從加強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大規模改善與知識份子，特別是主流知識份子的關係入手。

知識份子是一個能創造話語和引導輿論的群體，與知識份子建立良好的關係不僅僅有助於加強社會各階層的信心，而且能增進國家的軟實力。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來總結中國共產黨在過去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成功和所經受的挫折，其中一個重要視角就是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中國共產黨能在1949年前的革命鬥爭中取得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量帶着各種立場的知識份子成為了共產黨的盟友，並且共產黨能吸引難以計數的像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翦伯贊、范文瀾、胡繩、丁玲、陳望道、胡喬木、于光遠、周揚這樣的各行各業最為優秀的知識份子加入了自己的戰鬥行列。而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前的種種失敗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知識份子被推向了對立面。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說，中國共產黨每一次輝煌的背後都有成功的統戰政策，而每一次彎路的背後都有對知識份子統戰政策的失敗。

近年來，「雙面人」左派的作祟破壞了黨的統戰政策，造成了知識份子主體與國家重新形成對立局面，但是這種局面並不難改變。雖然知識份子群體中相當的一部分人對「雙面人」左派的行徑非常反感，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認可黨和國家在改革開放中的功績，並不希望中國來一場大亂。重新強調並擴大黨的統戰政策，讓知識份子看到希望，是當前中國的第一要務。

逐漸開放思想和言路，在限制兩個極端的聲音的同時容忍各種對政權沒有根本性傷害的批評聲音的存在，應該成為國家在輿論管控方面的國策。

第三，「雙面人」左派在政治上需要被邊緣化，但是這過程一定要緩和。雖然這個群體做了不少「高級黑」的事情，但就目前來說，他們的劣迹以及民眾對於他們的憤恨遠遠沒有達到文革後期民眾對「三種人」的程度。此外，他們還擔任着不同的職務，並且其中不少人是很有經驗的幹部。一旦不再需要繼續偽裝，他們的行政經驗就會成為財富。可以說，逐漸邊緣化「雙面人」左派也是保護廣大幹部的一個措施。

第四，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社會的政治穩定取決於是否能形成一個具有高度多樣性的、左右兩端聲音很小但中間聲音很大的公共輿論空間的正態分布。本文的分析告訴我們，這種輿論空間的分布肯定不會在國家高度管控下形成，而只會在一個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下自發產生。因此，逐漸開放思想和言路，在限制兩個極端的聲音的同時容忍各種對政權沒有根本性傷害的批評聲音的存在，應該成為國家在輿論管控方面的國策。需要說明，我這兒並不是在推崇西方意義下的言論自由，而只是在講中國古人的一個智慧——「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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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新，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