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傑明：時代的迴旋——「未來之後」的中國何去何從？

【編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亞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今年年初為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所作系列長文《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哪有先生不說話》《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的評論文章。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全文翻譯（有微幅刪節），以饗讀者。

「要超越烏托邦主義，反烏托邦甚或後烏托邦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恢復對未來的愛，不是將它作為『應許之國』，而是一種承諾的狀態，一種絕無命定成分的期待。」

一、毛澤東和中國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為中國革命（倘若尚不能說世界革命的話）帶來了一個新的開始、甚至是一個千禧年時刻。它的前提源於一個含混不清的戰略，那就是為了保持革命勢頭和熱情，每隔七八年就要發動一場類似運動。

文化大革命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景觀下展開，它的核心是對最近歷史的的激烈否定。堅持對現在的關注，其出發點是為了守護未來。鬥爭始終存在，尚未定型的現狀受到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持久威脅。當局宣稱，這種敵對勢力的邪惡意圖是要「開歷史的倒車」，阻止「革命的火車頭」駛向理想未來。這種顛覆現狀、扼殺未來的卑劣企圖，只能被革命領袖毛澤東所挫敗，他是革命群眾的導師和帶路人。他高瞻遠矚、具有歷史洞察力，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壽命也因此對革命事業的成功至關重要。當他開玩笑說自己有一天要「去見馬克思」，他的擁躉則小心翼翼地稱他的去世尚在「百年以後」。舉國上下，人們以「萬壽無疆」的傳統祝福向他致敬。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甚至有人寄希望於所謂的科學奇蹟，其中之一是想用年輕人的生命來為領導人延年益壽，哪怕是用一年來換一分鐘。革命事業就這樣與其領導者的生命聯繫起來。1976年9月9日，隨着毛澤東的逝世，文化大革命也被視為壽終正寢。

我在1974年來到中國時，至少從政治的標註方式來看，時代已經變得同我此前習慣的節奏不同。

我在1974年來到中國時，至少從政治的標註方式來看，時代已經變得同我此前習慣的節奏不同。此前兩年，澳大利亞工黨憑藉口號「是時候了（It’s time）」而上台。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總理的左翼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迅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那些認為澳大利亞在數十年間相對停滯的人來說，時代似乎突然加速；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和別處已經發生的事一樣，世界天翻地覆。人們覺得，這一次，國家似乎正在與時俱進——如果不是說走到了時間前頭的話。

對於這個在文化大革命晚期、我作為外國留學生邂逅的中國，時代有不同的起算點。儘管正式的中國20世紀政治史始於1911年辛亥革命，新曆法也將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定為元年；但在1970年代的中共宣傳中，也有其他的革命原點。其中有1917年，那一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有1921年，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還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新中國」拉開帷幕；以及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

這些革命起源時刻，每一個都標誌着一個歷史性開端。同時，還有一個更直接的、由政治運動標定的時間框架。我和其他的外國留學生，是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抵達中國的。我後來明白，「運動時間」（或者說是政治清洗日程）用一種獨特方式標記着每個人的私人生活。但在公共領域，政治運動的節奏——或者所謂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定義了時間本身。當然，年復一年、四季交替，即便在最為革命的時期，《人民日報》的報頭仍然根據舊時農曆標註着「節氣」。但是在公共領域，時間是通過政治上的喧囂來標記的，這些喧囂旨在批判無處不在、構成持久威脅的敵人、以及既不可預見又嚴峻的修正主義和歷史倒退的危險；資產階級思想的威脅潛伏在每個人身上。

「運動時間」（或者說是政治清洗日程）用一種獨特方式標記着每個人的私人生活。但在公共領域，政治運動的節奏——或者所謂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定義了時間本身。

從1910年代的革命開始，一些思想家就提及「化」（becoming）的概念，「化」凝結了無窮無盡的可能性，既面向未來，也是對過去和現在的調和。但是在許多作家、思想家和活動人士眼中，中國一直被描繪成「落後」的國家。在一場追求現代、強大和富足的競賽中，這個國家已經「落後」或者「落伍」了。此後，毛澤東也發出警告，如果進度不如人意，中國可能會被「開除球籍」。而在1950年代後期的大躍進運動中，中國喊出的口號正是「超英趕美」，直到今天，這個措辭也仍然被用來指稱經濟上的成功。的確，大躍進（以及其後）所使用的語言，將現在和未來混合在一起，事物變得「日新月異」。正如毛澤東1963年的這首詩所表達的：

多少事，

從來急；

天地轉，

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

只爭朝夕。

二、十年得失

隨着我稱之為文革「長版十年」（即從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1978年三中全會）的告終，二十世紀積累而成的革命洶湧勢頭也被逆轉。此前這一段歷史，不再是在生產、國防、科研、教育、公共衞生和文化各條戰線上高歌猛進、不斷取得（代價高昂的）勝利的時代，而被視為一個遲緩、甚至停滯的時代。的確，當時有運動層出不窮，卻鮮有進展；活動名目繁多，卻難有改變。

1981年，中共正式定性稱，整個文革是混亂和虛度的時期。媒體將其稱之為「十年空白」，彷彿一旦此前的黨國政策被否定，這些年間發生在國家、地方和個人層面上的林林總總，就全部歸於無效一樣。政治上誤入歧途，意味着整個國家在努力「追趕」發達工業國家的過程中白白浪費關鍵的若干年。許多人在談到自己人生際遇時都憤憤不平，感歎自己「生不逢時」，或者被迫捲入無意義的政治鬥爭而「被耽誤了」。

作家諶容曾發表一個名為《減去十歲》的故事，反映出「虛度光陰」的這一代普通人（公務員尤甚）的怨恨情緒。在喜劇性的筆調中，一個傳言四處擴散，說政府準備下發一個文件，考慮到文革當中每人生命中都失去了十年，所以現在給大家補上十歲。即將退休的幹部們彼此祝賀，並且讓家裏人花上一大筆錢買傢俱，慶祝新生命即將開始。飽受挫折的科學家發現有機會為國家做出真正的貢獻；滿懷夢想卻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一位女性相信自己可以把失去的時間彌補回來。然而，當中老年人為這種補償慶幸的時候，年輕人卻恐慌不已，認為前輩重獲新生，不僅會剝奪自己的現在，也會讓未來前景受挫。這個故事最終以公務員們熱切地尋找這份「撥亂反正」的神秘文件而不得、所有人都陷入茫然而告終。

對於中共而言，毛式世界觀（文革正是其最終極的表現形式）的崩潰，導致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年代的逐漸瓦解。

這是一個有趣的虛構故事，其中某個年齡段（以及社會階層）的人，由於黨對全體國民生命的規制而蒙受損失，可以得到年歲上的彌補。然而對於中共而言，毛式世界觀（文革正是其最終極的表現形式）的崩潰，導致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年代的逐漸瓦解。時間從革命者的主宰下解放出來，在最近三十多年中獲得了自身的一系列軌跡，反過來勾勒出畫法與此前相當不同的時間地圖。在民間領域中，一部分軌跡與現代中國官方宏觀敘事相沖突；另一部分（通過其獨特和複雜的形式）構成了平行的歷史敘事——有時對比鮮明，有時相互補充。

三、直面歷史

在1999年出版的《赤字》（In the Red）書末，我引用了俄羅斯哲學家米哈伊爾·愛潑斯坦（Mikhail Epstein）的作品，來探討中國的「未來之後」。愛潑斯坦這樣描述1990年代的俄羅斯：

「『共產主義的未來』已經成為過去，而在我們曾經期待遇到未來的方向上，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過去』正在等着我們。」

換句話說，在那些追求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度裏，關於未來的獨特願景，是通過消除資產階級遺蹟（在中國則是封建遺蹟）來自我肯定的。歷史文獻、媒體、宣傳工作者和黨的領導人都聲稱，這是共產主義真理的召喚。那個消費主義、個人收益、私有財產的世界，以及與此相配套的法典、文化習俗和政治規則，都不可避免地被棄之於歷史的垃圾堆。過去已死，它唯一的用處是作為博物館陳列或者警世寓言。共產主義的光輝未來，不僅僅是一份承諾，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前景。

在那些追求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度裏，關於未來的獨特願景，是通過消除資產階級遺蹟（在中國則是封建遺蹟）來自我肯定的。

隨着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這種未來觀念陷於崩潰。正如愛波斯坦所觀察到的，俄羅斯人（他們已不再是蘇聯人）面對着一個真正來自「未來之後」的世界。換句話說，他們從1990年代之後所面臨的「現在」，是從共產主義承諾必將到來的未來，如今變成毫無意義的時代錯置。與此同時，被長期嚴詞批判的資本主義，卻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未來。

然而在中國，出現了另一種現世把戲。國家社會主義的「傳統」願景瀕於斷裂，但原因不是政治上的崩潰，而是黨所容許的經濟改革。此前完美社會主義和遙遠共產主義所許諾的未來，在前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歷史遺骸，但在中國只是一個國家發展規劃，並未全盤聲譽掃地（有些人會說它只是暫時靠邊站）。官方話語披上一層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殘餘思維的外衣，但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前，它對社會實踐的影響充其量只是邊緣性的。不管從任何意圖或目的來看，作為社會主義以及黨所領導的革命之承諾的「未來」，儘管在國家連篇累牘宣傳的「現實」中存在，但實際上已經貶低到「過去」的位置。

因此，繼「未來之後」出現的，是已經被批判了幾十年的「過去」。在那個時代，整個國家都在（用1980年代的口號說）「補資本主義的課」，從而出現一種理論上的生硬粗糙。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名義下，所有形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都具有合理性。既然中國正在彌補此前失去的時間，那種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於是就扮演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角色。這種政策導致的後果，就是中國力圖與全球化世界的每一個方面都進行「接軌」。

許多外國評論者和分析人士關注中國時，就好像它是一個等待發生的故事。在習近平時代的衝擊發生之前，對他們而言，故事的標題已經寫好，結局也已經註定。

我在別處曾經評論說，許多外國評論者和分析人士關注中國時，就好像它是一個等待發生的故事。在習近平時代的衝擊發生之前，對他們而言，故事的標題已經寫好，結局也已經註定。唯一缺失的部分就來自第一線的突發新聞事件、可以提供精妙細節的信息，這裏加一筆當地色彩，那裏塗一抹動人情感，當然還有些個人的不幸際遇，或者造就一個好故事必不可少的欲揚先抑的筆法。西方眼中的中國沒有任何（其他）機會，它甚至幾乎不曾擁有一個現在，而只擁有一個未來，如果你的媒體閲讀只限於斷章取義和頭條標題俏皮話，那麼中國的未來正是蘇聯和所有東歐國家的過去。這是二十世紀所有已經崩潰的威權主義一黨制警察國家的未來。中國的明天，即是他們的昨天。夾在歐洲極權主義體制的悲慘歷史命運、和中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無法實現的未來之間，「現在」本身消失了，或者至多成為某種權宜分支，讓歷史宏大敘事顯得更為可信。

對中國來說，它和蘇東集團中宂餘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同，並不處於一個時代接着另一個時代當中，而是處於一個「未來之後」的時代中。它仍然是一個共產黨所統治的威權國家，黨在名義上仍然信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國家社會主義的全套裝備——標誌符號、會議、紀念日、措辭和「雙重思想」——仍然處於這個國家政治語言的中心位置。官方話語中對於社會主義的預期未曾改變。共產主義的未來遠景仍然被煞有介事地提及，即便已經沒什麼人拿它當真；從1921年建黨開始的線性歷史，經歷社會衝突、戰爭和解放，勢不可擋地綿延到當下，儘管它所標定的終點並不必然就是這條歷史之線的盡頭。

對於那些期待在2008年奧運之後，中國可以演變成為一個成熟且現代政體的人來說，愛潑斯坦這段話不無真意：

如今，共產主義的「未來」和社會主義的「現在」，都變成了我們真正的「過去」，我們的全部歷史都同時向我們展開，與之同時而來的，還有二十世紀當中人性的各個歷史積澱層。現在可能是混亂、不穩定和不真實的，但是我們終於掌握了過去，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過去掌握了我們。

弔詭的是，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未來」與社會主義的「現在」，和其他的過去並存，着賦予了一種多元歷史的獨特景緻。而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這種景緻將急劇變化。

四、「復歸性」懷舊和「反思性」懷舊

儘管名義上還是馬克思-列寧體制，但中國和西方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在過去三十年間（尤其是過去十年間）見證了許多復興現象。此前被國家吞噬的整個時代都重新出現，並且在媒體、藝術和眾多消費文化形式中被大肆慶祝。此外，地方性習俗、宗教儀式、語言、行為和歷史在全國各地被紀念、復興和重新籌劃。一部分此類活動得到了國家的許可，而從1990年早期開始，國家公開鼓勵地區認同的復興；這類活動和經濟繁榮以及市場貪慾緊密糾纏在一起；在許多情況下，個人或者集體的渴求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然，類似的懷舊之風盛行，這是許多國家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顯著特徵，其中即包括前東歐集團和蘇聯。泛言之，所有這些現象也都可以理解為，全球範圍內，在民族主義和市場力量雙重驅使下，曾經過時晦澀的一切事物都再度煥發生機。

全球範圍內，在民族主義和市場力量雙重驅使下，曾經過時晦澀的一切事物都再度煥發生機。

在中國，被政治意志所否認的切近歷史，同此前年代的歷史一道開始反擊；它們一致要求當代中國為市場、以及人民所構想的圖景留有一席之地。知識分子、文化新鋭、意見領袖和言不由衷的黨內人士都投入到一場針對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的檢視和重估之中。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爭論中，有種回歸過往的訴求，質疑「現在」是否能留存住某些「過去」的成份，並對「未來」能做出多少承諾。在一些人看來，所謂光明未來，不過是過去的瓦礫堆而已，其中某些碎片可以被挽救利用，作為某種「應當是」之物的材質，儘管這個「是」（be）被定位在「曾是」（was）之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聲稱的未來，被定位在過去，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竭力聲稱，那並不完美的過去（那些由於共產黨人在1940和1950年代許諾的烏托邦未來受挫的往事）如今可以想像。

「未來之後」的中國將面臨何種前景，對這一問題的構想使得許多思想者重新審視通向現代性的不同路徑，包括導向不同的政治前景，即被王朝衰落、體制更迭、戰爭、革命、政治野心、機會主義和純粹的運氣太差等種種因素所中斷的兩院制民主、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等不同道路。或許，這種努力可以被稱之為「反思性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這種懷舊「關注歷史與個人境遇，關注過去的不可改變，以及人性的局限。反思所得出的結論，是要有新的靈活性，而不是泥古不變。這裏的關鍵之處，不是恢復那種被認為是絕對真理的東西，而是對歷史和以往時代進行深入審思。」

「反思性懷舊」關注歷史與個人境遇，關注過去的不可改變，以及人性的局限。反思所得出的結論，是要有新的靈活性，而不是泥古不變。這裏的關鍵之處，不是恢復那種被認為是絕對真理的東西，而是對歷史和以往時代進行深入審思。

在這個新的千禧年之際（至少到2013年以前），中國的思想市場蓬勃興旺，經濟繁榮起到推波助瀾作用，使得對個人而言，每一個歷史時刻都觸手可及。能夠吸引興趣並激發民眾的，不僅僅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活躍人士所構思的社會和政治改造方案（以受挫和短命告終）。從基督教到佛教和民間崇拜的不同信仰，也同樣如火如荼。此外，自從清朝終結以來，王朝時間觀念、以及「傳統」中國的林林總總敘事，第一次以一種複雜而重要的方式重新進入民眾的生活和想像當中。然而，作為同民族和國家方案相關聯的復興現象，這種懷舊更多是「復歸性」的，而不是「反思性」的；而所謂「復歸性懷舊」

把重點放在nostos（故土）之上，呼籲重建失去的故土，填補記憶的鴻溝。這些懷舊者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懷舊，而是認為自己的方案關乎真理。這種懷舊的特徵，就是全世界範圍內民族的（national）和民族主義的（nationalist）復興，它致力於用一種回歸本民族象徵與神話的方式，對歷史進行反現代的神話建構。

「復歸性懷舊」把重點放在nostos（故土）之上，呼籲重建失去的故土，填補記憶的鴻溝。這些懷舊者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懷舊，而是認為自己的方案關乎真理。

五、同步

與2003年的「和平崛起」一道，胡温政府創造並大力宣揚「和諧社會」概念，後者的特徵是強制性的社會紐帶、有序的增長繁榮和政治上的緘口不言。在某些方面，這套規劃讓人想起儒家傳統理論中的「大同」理想。一個多世紀前，晚清改革者康有為在現代政治語境中重新闡釋了「大同」；隨後，在傳統修辭和馬列信條之間遊刃有餘的毛澤東也加以闡發，並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導向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之後，只會存在一個和諧社會。他的繼承者鄧小平意識到，需要用這樣一個未來的烏托邦來滿足當下的需求，於是他強調「安定團結」是實現黨的部署的前提條件。但是，鄧小平並不致力於在某個遙遠未來實現社會理想，他的目標是在此時此地創造一個富強國家——這也是自十九世紀以來被中國人長久珍視的理想。而在鄧小平的繼承者江澤民治下，社會理想則成了實現「小康社會」。在傳統思想中，「小康」被認為是實現「大同」的前提。

烏托邦方案重獲闡釋，這並不僅僅存在於官方政治領域中。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仍然滿懷「憂患意識」地探求國家和社會的改善之道。這個國家/民族通過貿易、外交和各種形式的交流，日益深入地參與到全球進程之中，中國的有識之士和文化精英在思考，「中國時間」如何、以及何時能夠與現代性達成同步（in sync），甚或比後者更提早一步。隨着習近平的上台，關於中國邁向現代轉型的早先期望再度升温，這正是許章潤在他的三篇文章中詳盡闡釋的內容。

這個國家/民族通過貿易、外交和各種形式的交流，日益深入地參與到全球進程之中，中國的有識之士和文化精英在思考，「中國時間」如何、以及何時能夠與現代性達成同步，甚或比後者更提早一步。

與此同時，黨國體制繼續不遺餘力地紀念中共奪權過程中的那些關鍵時刻、以及進入官方尊崇廟堂那些人的生死。但是當涉及到這幾十年間由於中共災難性的施政錯誤而導致的那許多痛苦事件時，當局要麼置若罔聞，要麼刻意維護現狀。諸如六四這樣的黑暗紀念日，官方通常沉默以對，而對相關人士提高戒備、軟禁在家的措施，則顯示出其仍然頗具重要性。同樣地，清洗、大規模謀殺和災難性的政治決策充斥着「人民共和國」最初幾十年時間，在整個後毛澤東時代都呈現出一幅陰暗的圖景。

這些幽靈般的時刻，仍然縈繞着現在，等待着在全民族的公共記憶中佔有一席之地。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從1990年代到2010年代的所謂「開放時代」期間，革命時代的許多改造社會因素、以及顯而易見的破壞社會因素，都被忽略或禁止了。

這些幽靈般的時刻，仍然縈繞着現在，等待着在全民族的公共記憶中佔有一席之地。

2019年是諸多事件的潛在紀念年份——包括五四運動（1919），南京國民政府初定（192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文革最初歡慶結束（1969）、逮捕魏京生並宣布四項基本原則（1979），以及北京天安門屠殺（1989）——過去的負荷對今日而言尤其沉重。「過去的未來」正在當下展開，有些是公開的，有些則是隱蔽的，很難說會把中國帶向何方。儘管官方試圖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也就是獨立研究歷史的做法），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多種可能性得到充分的理解，並且（即便是現在）仍在悄悄討論。然而，面對民族復興的激越之情，國家致力於約束、收買並界定「現在」、繼續將其鎖定在「過去」之中的力量不容小覷。它這種不知疲倦的努力，也損害了這個民族設想其他未來方案的能力。

六、習近平時代的中國

自1979年以來，我們在總體上和魏京生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儘管當局承諾要把改革推廣到經濟領域之外，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是一個威權政體。1983年，我們曾指出，這個國家漸進的經濟增長將會使一黨制國家的權力壟斷如坐鍼氈。正如我當時所言：

（中國）共產黨將西方影響視為主要敵人，而不顧（就目前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才是它意識形態病症的深層原因。

一直以來，中共領導人以大大小小的成功控制住這種缺陷。如今，（2012年以來的）習近平時代承諾將把這個國家帶向一個未知的未來，而這個時代的特徵，在部分意義上可以總結為共產黨版本的「復辟」。當然，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和社會政治機制早已存在多年，如今使得習近平統治下的黨能夠重拾其舊有觀念，即威權社會主義所堅持的對未來的承諾。那些機制的演進，一方面與中共自身的僵化與老化同步，另一方面又在利用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力。它選擇了一個頭腦狹隘的人——習近平（也是首位1949年以後出生的領導人），後者對繼承並擴展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雙重威權傳統這一歷史使命充滿了信心。

習近平時代承諾將把這個國家帶向一個未知的未來，而這個時代的特徵，在部分意義上可以總結為共產黨版本的「復辟」。

21世紀的中國領導人有意識地借鑑延安時代（1935－1948）的教訓和經驗。因此，要追尋2019年中國面臨的「時代迴旋」，就必須理解此前這種對未來的願景。從2012年10月習近平執掌黨政大權開始，重寫歷史、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成為核心要務。習近平同前任分道揚鑣，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扁平史觀」（flat history），把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個30年（1949-1978）和改革開放的第二個30年融合起來，這相對於中共1981年所作的針對1949年後歷史的權威性決議背道而馳，標誌着這個國家長達70年的歷史之戰更趨激化。

在圍繞歷史進行爭論這一點上，中國本身也有很悠久的歷史，尤其是自19世紀晚期以來清代的改革派官僚已經否認王朝歷史的恆久週期。諸如「興亡」和「興替」等傳統表述，一直用來形容帝國基業、現代民族和政治循環中的崛起和垮台。毛澤東曾經宣稱，共產黨會跳出這種週期律，一旦掌權會奉行民主政治，他聲稱：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2012年底，習近平重申毛澤東關於「週期率」對共產黨不適用的斷言。然而，一人統治的回歸，和粗暴的威權主義的復甦，更大程度上證明了歷史的循環，而非變革前進。他隨後的舉動和倒退性改革也表明，在他的領導下，中共既缺乏民主（就這個詞最通常意義而言），也缺乏任何形式的獨立監督。在許章潤這樣的自由派觀察人士看來，種種進展表明，中國仍未能擺脱歷史的週期律。

一人統治的回歸，和粗暴的威權主義的復甦，更大程度上證明了歷史的循環，而非變革前進。

2017年11月，習近平宣布中共十九大的主題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讓許多人寄希望於中國將重新致力於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並承認其被壓制的社會、政治和學術影響。這種政治路線無異於固步自封、且自鳴得意。這個帝國的政治之僵化、意識形態之狹隘，不僅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而且甚至想到中國的帝制王朝。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未來圖景，在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時期一度退居次席，但在習近平統治下又被再度扶正。通向那個未來的時間表（其中涵蓋中共此前各個時期）目前已經確定下來；重要時間點分別設定在2020、2025、2035和2049年。黨國體制向着實現富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緘默不言的「中國夢」邁進。

七、以許章潤為鑑

如果說未來是一個確定點的話，那麼過去卻越發可以任意闡釋——正如毛澤東統治下的情形。共產黨人根據需要來重寫歷史記錄，他們的領導人卻特別鍾情於引用唐朝皇帝李世民的名言：「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許章潤的「中國：未來之後」，是一位勇敢的、富有洞察力的作者的大膽嘗試，他的思考方式，是從過去所秉持的承諾出發，設想一個沒有中共所控制的未來。

我們此前曾經指出，許章潤教授並不是憤青，不是頭腦一根筋的異議人士，也不是故作驚人之語譁眾取寵。他的聲音，來自一位格古通今的思想者；這是一種藴含着良心、正派和希望的聲音，一種兼具悠長歷史眼光、同時又關懷當下迫切問題的聲音。正如本文開頭所引用的愛潑斯坦的話，許章潤闡釋了何為「對未來之愛，不是將它作為『應許之國』，而是一種承諾狀態」。

對於那些沉溺於市井生活、那些嚐到政策微調甜頭就心滿意足、那些只會在推特上發一堆牢騷或者在社交媒體上發泄的人來說，許章潤的行文風格、分析和訴求可能顯得不夠圓滑、不可理喻、無關緊要。

對於那些沉溺於市井生活、那些嚐到政策微調甜頭就心滿意足、那些只會在推特上發一堆牢騷或者在社交媒體上發泄的人來說，許章潤的行文風格、分析和訴求可能顯得不夠圓滑、不可理喻、無關緊要。對於那些鍾情於纏頭纏腦的理論、時髦詞藻或者學院派廢話的人來說，許教授是當下冰封時代的一個自由批評者；他是來自另一個中國的聲音。此前，在描繪習近平和他治下黨國體制沾沾自喜地創造一個「沉默的中國」時，我曾說：

「『另一個中國』是一個精力盎然的巨大聲場，與中共黨國體制平行，持續奮鬥；這是一場長達百年的奮鬥，魯迅這樣的作者曾為其代言，為人民的真正聲音鼓與呼，而人民期待被聽到。在諸如今日的政治黑暗時期，這『另一個中國』彷彿堅硬地幔下流淌的巖漿，通過對話和交流傳遞熱量。面對冷漠和敵意，它採取無數種形式，在日常反抗、個體抗議等行動中堅持保持尊嚴。

從2018年7月起，許章潤髮聲打破沉默。這次對良心和人性的呼喚，得到眾多聲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後，這樣的時代再次來臨。

2018年又值戊戌，三月立法（修憲）之後，在我看來習近平已經獲得了「終身職位」（terminal tenure），這讓人回想起1898年政變後的焦慮不安，當時慈禧太後扼殺了旨在推進政治與社會重大變革的百日維新運動。在「戊戌六君子」遇難之後，嚴復這位西方社會和政治哲學的大翻譯家，用中國文人最傳統的方式——賦詩——來表達他的悲痛：

求治翻為罪，明時誤愛才。

伏屍名士賤，稱疾詔書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來。

臨河鳴犢歎，莫遣寸心灰。

120年之後，在中國的良知之士、以及所有關注這個偉大民族在新的極端時代未來命運的人當中，類似的悲歎再次清晰可聞。

原文鏈接

（白傑明，澳大利亞漢學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創辦人，《遺典》China Heritage編輯，紀錄片《天安門》《八九點鐘的太陽》創作者之一）